当货币成为财富之象征时，昏君及凡人便会对货币拼命追求。昏君会狂造币，凡人会狂炒卖，结果就搞出了今时的欧美债危机。欧美债危机解决之法只有一个：不可再造币。

　　今时欧美债大过天，引出重重危机，不但累己，更是累人。那么，欧美债的出路何在？笔者认为，找到答案不能靠经济学家，而是要靠历史学家，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学家。

　　欧美各国的财长要先学认三个中文字——贩、贵、赈。虽然中国字有不少是贝旁（即钱），但这三个字特别具有代表性。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钱有两种功能，作交易用（贩）和作储藏财富用（贵），而在中国，钱尚可用来救灾，故有赈。就是这个赈字，西方经济学家、财务学家认识得少，所以才有今时这个欧美债灾难。

　　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这就是指货币是要来作交易用。

　　5000多年前，当货币未被广泛应用前，人是以牲口、布帛等实物来作储藏财富，故5000年前的墓葬品只有大量的猪下颚骨，鲜有贝币。一直到夏商之后，墓葬中才有大量贝币。

　　中国人在5000年前已认识到货币之“贩”与“贵”的功能，但中国人认识最早的货币功能是“赈”。《管子‧国蓄篇》谓：“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就是说，君主造币是用来派的。《管子‧山权数篇》说：“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粮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因为要货币来赈灾，故人君要造币。这个人君造币，包含三个重要的经济、管治理论，今时仍可用得上。

　　第一，货币是可作救难、赈灾之用。海地地震灾民、埃塞俄比亚饥民，都因其政府不能铸币而陷于苦境。就算是美国，其QE1、QE2，也是人君（政府）造币，以解2008年金融海啸之灾。故在中国，QE不是新事物。商汤、夏禹都早QE了。因此，欧美再有难时，QE再QE也是很必然的。

　　第二，国家有难，市场失衡时，人君是要干预的。国家有天灾，使得市场失衡时，人君（政府）要干预。《管子‧国蓄篇》中有：“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甚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今时欧美债危机看似是无钱之过，实则不是。资金大量涌入瑞郎，使瑞士央行发火，纽约的梅隆银行则要对5000万美元存款大户征息0.13%。这都在说明，市场上钱是有的，但想要钱的中小企业没钱，如借贷市场不失衡，怎会出现有钱不肯借，想借没的借之局？解决之法是人君造币，以救中小企之无钱破产者（以赎民之无粮卖子者）。但是否可以一直造币而不收手？

　　第三，货币是无用之货。《宋书‧孔琳之传》称：“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其意是说，货币是无用的，只要足够作交易用便可，暗指币不可造过多。

　　只可惜当货币成为财富之象征时，昏君及凡人便会对货币拼命追求。昏君会狂造币，凡人会狂炒卖，结果就搞出了今时的欧美债危机。

　　今时欧美债危机解决之法只有一个：不可再造币，将货币的功用忘记个“赈”，不能再派福利。

　　欧美诸债务国也要读点汉高祖刘邦与汉文、景二帝的财政经营史。其第一条是“悭”，“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意思是天子、将相车乘要从简。另外，文、景二帝一年只做一件龙袍，一年下来龙袍磨烂了就补。西汉之初匈奴一直为患，刘邦与文、景二帝都无财力去反击，只能以和亲去免战，故有王昭君出塞和番。刘邦、文、景三朝帝悭、悭、悭，才渡过难关，为其子孙汉武帝累积了大量财富，使汉朝国力在汉武帝时大盛。

　　总之一句，赈多、赈长，必会车毁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