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要培养“贵子”？

最近一个热点话题是：“一位当了15年教师的人日前在网上发帖，称现在成绩好的孩子越来越偏向富裕家庭，‘这个时代寒门难出贵子！’发帖教师直言，‘寒门学子输在了教育起跑线上’。该帖在网上点击率已有40多万次。（8月8日《长江商报》）”，昨天人民网头条也推出人民日报的报道：《升职难、办事难、结婚难 焦虑来自欲望还是压力？》

这两篇讲的都是一个问题：公平。昨天强国论坛的版主荥榕在一篇回帖中说：“社会分层之后，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后代会打洞。底层的人想往上爬，大部分都是重复《红与黑》中于连的杯具。”

这个分析把血统论也提了出来，血统论不仅是反动的，也是体现了社会的不公平。作为教育这应当是一个最基本的公平，这个公平做不到，社会就很难实现公平。关于教育公平的话说了不少，事情也在做，但是成效不大，以至于越来越不公平，并造成升职难、办事难、结婚难“没有社会背景”成为大众焦虑的主要原因。这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且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于是就有学者提出：“是教育教育社会，还是社会教育教育？”

教育公平是政府的义务，如果政府不能履行义务，依照《义务教育法》应该受到问责，而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一级政府会因为教育公平而受到问责，那么教育公平就肯定不会做好了。其实我国所有的法律都体现了正义和公平，但是出现种种不公平现象实际还是政府的责任，这是执政能力的一种体现。

今天人民日报有一篇时评说：“领导子女多第一名？用回避搬开‘善治’路障”，说的是公务员考试“11个岗位有5位当地领导干部的子女考试成绩名列第一”，这种现象始作俑者就是有权有势的当政者。也难怪现在质疑多，都是因为公信力不高，都是权力惹的祸，手中的权力并没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出贵子”，这是出于一个教师的嘴，这也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出贵子”和“望子成龙”如出一辙，“望子成龙”并不可取，如果中国教育最终都培养“贵子”，或者满地都是龙，我想中国教育也就完蛋了。显然这和教育公平不是一回事，也不应当混为一谈。

“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不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但却很有市场，大家都不同意“望子成龙”，但都盼望自己的孩子“成龙”，这也是一种悲剧。

“武训传”被批判过，批判的核心问题就是武训办的“义学”最终培养的又都是骑在老百姓的统治者。这个批判没有错，错就错在批判过程过于粗暴的对待知识分子，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不赞成武训观点的人有的是，反对教育救国的知识分子也有的是，统统要挨批判就错了。

陶行知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倡导乡村教育运动，但他在1926年所写的《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当时陶行知先生严厉批判了乡村教育，他说：“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

如果中国教育是培养“贵人”，那么正是陶行知所批判的那种教育。

关于一个人成长之后，从事什么职业？做什么工作？在一个公平的社会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社会划定不同的阶层，也不能由此制造社会的不公。

这几年，我一直在批评“知识改变命运”。是我看到有许多知识分子，有了文凭职称之后就再也不求进步，都说中国社会浮躁，“知识改变命运”倡导下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都成了“贵子”能不浮躁吗？就连打工皇帝唐骏也要混一张“野鸡大学”的文凭招摇过市，可见“文凭热”已经热过头了，成为一种社会顽疾。

本来重视文凭无可非议，但走了极端就一定不是好事，唯文凭论确实要不得。

蔡伟，高中学历，原本他在老家辽宁锦州蹬三轮车养家糊口。后来被复旦大学录取成为博士。我看这段消息之后与记者的感受就不一样，蔡伟实际上已经具备很高的水平，特别是独立研究的能力，这是难能可贵的。读不读这个博士真的是无关紧要，但他不读这个博士那么他的“满读经论”必定无用武之地，这就是中国教育真实的一面，文凭在中国就这样重要。

有人有了文凭就以为什么就应该有了，但是就业和工作中仍然会遇到一些不公，这是一类问题；另一类问题，是这些人有文凭，做了官，真的成为贵人，故伎重演，也会继续制造社会不公，这就是“知识改变命运”的要害。

教育之根本精神是育人，而绝不能把“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当口号喊，喊破天还是不能以人为本。

“知识改变命运”确实是一个伪命题，过去我们在倡导“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这句话并没有错，而是把这句话当口号喊，那么肯定错了。知识是永久的财富，是用于改变这客观世界，而在改变这客观世界的同时，人类也在改变自己的价值取向。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二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