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的经济学：稳定是一种理性
宋 圭 武
内容提要：重视稳定，这是我党在发展理论上成熟的重要表现，也是一种实践理性的客观要求。首先，从理论分析角度看，稳定是发展的前提。第一，稳定为秩序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没有稳定，秩序就是紊乱的，秩序就是真正的弱肉强食。在社会动乱的情况下，机会主义者、坑蒙拐骗者、社会强势群体等，往往就是利益的最大获得者，公平正义也就根本无法体现。第二，稳定为生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没有稳定，生产就是低效率的，生产的成果就是有限的，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就是一句空话。第三，稳定为生命建设提供了有效保障。在动乱的环境下，人的生命就是缺乏保障的，生命也就是廉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是受害者，没有赢家。其次，从国内外发展实践看，重视稳定，其意义也是深远的。当然，我们在坚持稳定是硬任务的同时，我们也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在政治层面，我们要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在经济层面，要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在农业方面，我们要坚持新重农主义思路。其次，在第二产业发展方面，我们要坚持质量主义思路。再次，要大力促进服务业发展，积极建设休闲文明。在文化层面，要大力推进人文精神的改造。人文精神如何改造？从改造目标看，就是要实现人文精神内含诚信、理性、敬畏三大德性。在社会建设层面，我们要积极构建和谐社会，重点是要推进公平建设。
关键词： 稳定 发展 对策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 1964年10月生，先后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数学专业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现为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涉及三农问题、经济理论、中国发展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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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追求发展中的稳定环境也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坚持。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之一。6月29日，他又指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1989年2月26日，他又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990年12月24日，他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产生后，更将“稳定、改革、发展”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三个有机统一的组成部分进行考虑：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
重视稳定，这是我党在发展理论上成熟的重要表现，也是一种实践理性的客观要求。
首先，从理论分析角度看，稳定是发展的前提。第一，稳定为秩序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没有稳定，秩序就是紊乱的，秩序就是真正的弱肉强食。在社会动乱的情况下，机会主义者、坑蒙拐骗者、社会强势群体等，往往就是利益的最大获得者，公平正义也就根本无法体现。第二，稳定为生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没有稳定，生产就是低效率的，生产的成果就是有限的，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就是一句空话。第三，稳定为生命建设提供了有效保障。在动乱的环境下，人的生命就是缺乏保障的，生命也就是廉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是受害者，没有赢家。
其次，从国内外发展实践看，重视稳定，其意义也是深远的。
从国内看，在历史上，每一次农民起义，虽然对推翻旧统治有积极意义，但对社会的破坏也是严重的。
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和二十年王朝更替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伤害远不是二十年能够恢复的。重要战区的户口数大都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冯翊（陕西大荔县）、西河、上郡（陕西延安县）、北地（甘肃环县）、朔方、定襄五郡的户口数则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和它引发的军阀混战，使盎盎大国的中国人口减少到五百万人。
隋末农民大起义和改朝换代混战持续了十八年，全国人口从四千六百万锐减到一千六百万。在混战激烈的地区如中原、关中一带，人民幸存的不到十分之一。
黄巢大起义历时十一年，杀戮凶暴古今皆知。黄巢攻陷广州后，把西洋侨民屠杀一空，一次就屠杀了十二万人，情形惨不忍睹。进入长安后，来不及逃走或对黄巢兵团仍存幻想的上流社会人士，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诗人文士无一幸免。黄巢兵团所经之处，农业生产遭到彻底破坏，一向称为中国心脏的中原地区几乎成为沙漠。一直是文化政治名城，繁华盖世，以牡丹花和美女闻名的洛阳只剩下三五户贫苦人家，举目所及，昼不见炊烟，夜不见灯火。
太平天国起义只波及长江中下游和湘、桂、豫、冀的部分地区，但使中国减少了整整一亿人口。
另外，农民起义对文化典籍的破坏也是十分严重的。由于统治阶级的长期剥削，使农民心中的积怨日渐深厚，一旦爆发出来，便成为一股无法遏止的洪流，在胜利之后大肆焚烧就成为大多数农民起义的一个共同特征，而一些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文化典籍也就在劫难逃。
反复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型的混战，也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循环性的浩劫。每个朝代早期都要花费巨大精力修复上次农民起义造成的伤口，然后是经济发展，然后是官吏贪暴并引发下一次农民起义，把国家的一切又都砸个浠巴烂，然后又进入下一个修复——发展——破坏的循环。这种循环性浩劫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后果是：中国人的建设成果永远得不到积累，后代人不能利用前代人的建设成果，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更新，中华文明不能沿着健康理性的轨道前进，中华民族总不能取得实质性的巨大进步。就象一位西方哲人说的那样：亚细亚文明（中华文明）总是在废墟上重组，然后又在下一次战乱中变成新的废墟，胜利者又在废墟上组建新的文明，新的文明只是被催毁文明的简单重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当中华文明在循环性的浩劫中停滞不前时，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却在大踏步地前进，结果中国落伍了，在近代则倒退为最不文明的国家之一。
从国外看，两次世界大战，对世界文明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
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时间长达4年零3个月，参加国家多达30多个，约15亿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总数的67%。按当时的美元计算，参战国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也达1516亿美元。战争主要发生在欧洲，有人估计，欧洲的工业生产水平至少倒退了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先后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参战，波及二十亿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战火燃及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作战区域面积为两千两百万平方公里，交战双方动员兵力达一亿人，直接军费开支总计约三万亿美元，占交战国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参战国物资总损失价值达四万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多的战争，大约有6000万人死亡，至少1.3亿人受伤，合计伤亡1.9亿人。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战争对双方而言，都不是一种理性选择，都是一种非理性的表现。但历史总是往往充满非理性。《法国革命史》的作者米涅在1825年指出：“假如人们能互相谅解，假如一些人肯于把过多的东西让给别人，另一些人虽然匮乏而能知足，那么人们就会是非常幸福的；历次革命就会在和睦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历史学家就没有什么过激行为和不幸事件可以回顾，只要指出人类比以前更为理智、自由和富足就行了。但是，迄今为止，各民族的编年史中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在牵涉到牺牲切身利益时还能保持明智的态度。应当做出牺牲的人总是不肯做出牺牲，要别人做出牺牲的人总要强迫人家牺牲。好事和坏事一样，也要通过篡夺的方法和暴力才能完成。除了暴力以外，还未曾有过其他有效的手段。”
社会在发展，人类已经进入到了21世纪，人类对发展的态度和手段的选择也应更理性化。目前，党中央和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稳定问题，这就是一种理性精神的体现，也是一种务实态度的表现，我们应坚决拥护和执行。
当然，我们在坚持稳定是硬任务的同时，我们也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在9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如何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下面笔者提一些建议。
一、在政治层面，我们要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
民主最终需要特定的制度来体现，而制度的演进总是历史与现实的均衡。另外，任何制度的引进，也不可能是空中楼阁，都需要与本国现实的土壤有机结合，这样才能更好体现制度的运行效率。具体说，比如，民主制度的设计，就需要考虑中国面子文化的特点。
面子文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形式主义。手段成了目的，目的成了手段。表现之二就是缺乏诚信。人前面是一套，人背后是一套。表现之三是只有外在约束，缺乏内在约束。面子本质是一种外在约束，因为面子缺乏心灵的自觉。表现之四是形成两极人格。由于缺乏内在约束，所以，主体就有可能将外在约束的压力转移到内心世界，从而导致人格的分裂和不对称。一方面，内心深处装满世界的沉重；另一方面，外部表现又是如此的华丽和堂皇。阴与阳，在一个人身上，实现了一种极端的对立，又极端的统一。
而面子文化本质是与民主精神相悖的。但文化的演进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促而蹴，所以，中国民主制度的选择和设计应充分考虑面子文化的特点，要发挥其长处，克服其弊端。一是要坚持文化改造与民主推进相协调的原则。二是要尽可能采取公开的形式。公开有利于发挥面子的约束作用。如党务、政务等，能公开的要尽量公开。尤其各单位对一些重大决策过程，要尽可能采取公开的原则。人事任用、财务等应当公开有关的过程，以利于监督。因为公开后，对领导也有个面子约束的问题。三是对匿名形式要慎用。如投票，是采用匿名形式还是公开形式，可视情况而定，二者各有利弊。但在面子文化下，匿名形式也有很大副作用，因为匿名形式为一些人的阴暗心理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渠道，从而有可能导致结果十分的糟糕。如从一些地方选举的情况看，匿名形式就并非是最好的，也产生了一些不理想的结果。四是要多一些协商过程。协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理性化。在协商中，面子也是一种约束。五是要调动各方面广泛参与。参与过程也是一个权利落实的过程，也有利于实现民主的实质。同时，在参与过程中，本身也加强了一种公众监督功能，包括面子的约束。
二、在经济层面，要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首先，在农业方面，我们要坚持新重农主义思路。笔者认为，在新时代，从世界发展和我国实际看，重视农业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仍然需要提倡重农主义。第一，重视农业，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需要。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不仅发生了区域性的环境污染和大规模的生态破坏，而且出现了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化、酸雨、物种灭绝、土地沙漠化、森林锐减、越境污染、海洋污染、野生物种减少、热带雨林减少、土壤侵蚀等大范围的和全球性环境危机，严重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减少工业发展的速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可行途径。第二，是解决世界稳定和粮食安全的需要。第三，在我国，重视农业尤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我国10多亿人口，一日无粮，必将举国恐慌。另外，大力发展农业，在我国也可以有效杜绝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如假鸡蛋、地沟油、假羊肉等，一旦农产品丰收或充裕，这些假的东西也就没有存在的经济基础。所以，尽管发展农业经济收益低，但社会环境效益高，是一个必须要长期重视的产业。另外，大力发展农业，也是抑制物价的一条有效途径。
如何重农，这里笔者提几条建议：第一，要重新树立以农为本的观念。要重视传统农业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第二，要减少第二产业产值和劳动力数量。可将减少的第二产业的劳动力转移到第一产业中去。这里尤其要减少汽车等产业的发展规模，建议征收高额汽车消费税，同时，大力发展自行车等产业。第三，要限制圈地，尤其要限制农业用地向工业用地的转移。第四，要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第五，限制城市扩张。限制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减缓城市化发展速度。
其次，在第二产业发展方面，我们要坚持质量主义思路。第二产业发展，重点应是质量和素质的提高，而不是数量的扩张。要大力提高第二产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尤其是要注重环保技术的开发。
如何提高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具体而言，第一，要加大科学技术方面的资金投入。要采取多渠道、多方式、多层次地增加科技投入。要落实责任制，建立强有力的组织管理体系和监督评估体系。要加大改革力度，要以企业为主体，促进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和科技资源整合、开放与共享。要加强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第二，要立足产业发展的需要加大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利用。要重点抓好产品质量提高、节能降耗和合理利用资源等方面的技术开发和利用。要采取各种措施，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先进科技成果应用的覆盖率和规模效益。高新技术研究要在追踪世界先进水平的同时，抓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要切实把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办好，加快产业化步伐和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使其尽快发展和发挥作用。另外，基础性研究是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先导、源泉与后盾，要始终不渝地给予特殊扶持。要集中力量重点抓好一批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为未来支柱性产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科技储备。
再次，要大力促进服务业发展，积极建设休闲文明。
对社会发展而言，建设休闲文明，意义是深远的。休闲是人生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亚里士多德说：“休闲才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著名英国思想家罗素曾说，能否聪明地用“闲”是对文明的最终考验。柏拉图说：“诸神怜悯生来就是劳累的人们，因而赐予他们一系列的节日，并由酒神、诗神、太阳神相伴，由此他们的身心获得滋养，他们变得高大、正直。”《圣经》中写道（上帝对人说）：“你们要有休闲，才能感悟到我是神。”约瑟夫·皮柏在《闲暇：文化的基础》一书中也写道：“我们惟有能够处于真正的闲暇状态，通往‘自由的大门’才会为我们敞开，我们才能够脱离‘隐藏的焦虑’之束缚。”德国思想家席勒说：“人性的圆满完成就是美。这样的美是理性提出的要求，这个要求只有当人游戏时才能完成。所以，人同美只是游戏，人只是同美游戏；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所以，休闲过程，也就是人成为人的过程。
如何促进服务业发展和建设休闲文明，这里笔者提几条建议：第一，降低经济发展速度。社会经济发展不以经济速度为考核指标。社会经济发展要注重稳定和人民幸福度的提高。稳定和谐和人民的幸福度应是社会经济最重要的考核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高增长，目前，笔者认为应放缓经济发展速度，而要注重提高经济质量。第二，大力发展精神产业，提倡节约，限制欲望，建设信仰文明。第三，建议在全国征收休闲税。休闲税应根据收入水平来累进征收。但休闲税与其它税不同，它只规定公民应将收入的一定百分比用于休闲，如进行旅游、娱乐、体育锻炼等消费。若公民不进行休闲消费，国家就要将这部分收入以税的形式征收到国库。所以，休闲税实质是一种强制消费税。笔者认为，征收休闲税，有利于缓解贫富差距，也有利于解决就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污染。第四，社会要大力发展体育事业，提倡全民健身。应将发展体育作为考核政府绩效的一项重要指标。对各地区和各单位每年进行多少次体育运动会，要做出硬性指标规定，必要时也可实行一票否决制。第五，国家可对休闲产业提供一定补贴。
三、在文化层面，要大力推进人文精神的改造。
人文精神如何改造？从改造目标看，就是要实现人文精神内含诚信、理性、敬畏三大德性。诚信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往时应具备的基本德性；理性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交往时应具备的基本德性；敬畏是人与不确定性世界进行交往时应具备的基本德性。这三种德性是人类其它德性的核心和基础。没有这三种德性，发展就是无序、非科学和盲目的，最终发展就是高成本的。从改造主体看，社会精英的自觉是改造的关键，这是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自身所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若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趁混作乱，问题就会十分严重。从改造手段看，对内，必须要从改造习俗入手，习俗是人文精神的外现形式，改造习俗也是改造人文精神的直接入口；对外，要注重在积极引进先进物质成果和制度成果的同时，更要注重引进国外先进的精神文明成果，要利用人类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从改造时间看，必须要树立打长期仗的准备。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将是一个长期的建设过程，从目前看，笔者认为，至少还需要上百年的转变时间。我们也不能因为有了一些物质建设上的成就，或有了一些制度建设的成就，就认为离现代化不远，若最终没有人文精神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底蕴就是空的，现代化就仍然是空中楼阁。
四、在社会建设层面，我们要积极构建和谐社会。
建设和谐社会，重点是要推进公平建设，具体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深层次体现了当代人与后代人公平分享先天资源的理念，所以，可持续发展本质是符合公平原则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成为人类发展需要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
第二，要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要使弱势群体能享受到基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资料，主要就是要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死有所葬等方面虽然不能享受到较高的水平，但也能享受到一些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这里面同时也就包含一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
第三，建设良好的有助于实现公平的社会环境。在国与国之间，要提倡和平，反对战争；在人与自然之间，要提倡和谐，反对征服；在人与人之间，要提倡和气，反对蛮横不讲理。和平、和谐、和气，这是有助于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良好环境。
第四，杜绝一切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收入要尽可能阳光化。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是制造分配不公平的暗流。目前，我国的隐性收入问题和灰色收入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国家要加大治理的力度。王小鲁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灰色收入规模急剧扩大，增速也很快，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粗略估计为5.4万亿元。与2005年相比，三年内增长了近1倍，远高于GDP增速。所以，如何规范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是一个十分紧迫和重要的问题。这既影响到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也影响到社会道德的健康性。
第五，要坚决治理权力垄断、经济垄断和学术垄断所产生的一些寻租行为。不公平深层次也是权力的不均衡，而权力主要有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三种形式。政治权力的不均衡就是政治权力垄断，实质就是权力集中和特权，这是产生腐败的基础；经济权力的不均衡就是经济垄断，主要导致经济利益不合理集中；文化权力的不均衡就是学术垄断，主要表现就是一些学术权威和学霸的通吃和学术腐败。对政治权力垄断主要要通过推进民主化等来限制；对经济垄断主要要通过法制手段、税收手段、经济政策手段等来限制；对学术垄断主要要通过建立和健全学术权力制衡机制等来治理和规范。
第六，对体制内劳动者的工资要加强宏观计划管理。各地区之间要有一个平衡，要减少地区之间的差距。目前，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同是国家公务员，或同是专业技术人员，工资差距也很大，在这方面，国家需要通盘考虑，要加强通过计划管理的手段进行平衡，要提高落后地区人员的工资水平。而对体制外劳动者的工资要更多通过法律、税收等手段进行调节和管理。另外，由于存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区分，所以，笔者认为，专业技术人员和一线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是社会最高的。而社会的一般管理人员，包括公务员、一些后勤人员等，笔者认为其工资水平应当与社会平均水平持平，不应高于专业技术人员的平均水平，但要高于社会从事简单劳动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
第七，要提倡适度有序竞争。反对过度无序竞争，要注重竞争的人本性。竞争是手段，人是目的。同时，竞争必须是有序的，这样竞争就有建设性，而无序竞争就像强盗进入瓷器店，只会体现更大的破坏性。所以，过度无序竞争往往是既不能体现公平，也不能体现效率。
第八，国家要注重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国家要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也要大力发展休闲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为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广泛就业的途径；而大力发展休闲产业，主要是要为有钱人提供更多花钱的渠道，同时也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
第九，要完善就业程序，要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公开的就业制度。
第十，单位内部要制定更加公平的绩效考核体系。在绩效考核中，要注意克服领导意见倾向和多数人意见倾向。领导意见倾向就是注重领导的分配意见，多数人意见倾向就是注重多数人的分配意见。但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产生一些误差。如领导意见倾向有可能导致分配法则有利于领导，而多数人意见倾向有可能导致分配法则有利于多数人。分配法则有利于领导未必就公平，这要视情况而定。同样，分配法则有利于多数人也未必就公平。因为在注重多数人分配意见的情况下，一个单位的少数劳动精英或少数劳动尖子，往往有可能就是利益受损者，这也不符合公平原则。所以，在制定绩效考核标准时，公平原则是首要的，同时，符合公平的绩效考核体系也就是符合效率原则的，是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
第十一，国家要制定提高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的中长期计划。国家在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时，要将提高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的计划纳入其中，要力争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在短期（5年）内占到50%以上，在中期（10年）内占到60以上，在长期（20）内占到70以上。笔者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从现实出发，当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占到80%以上时，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就是比较公平的，也是比较理想的，这个社会也就是较为和谐的社会，劳动者也就得到了基本应得的比例，这个社会也就大体实现了按劳分配，同时，也就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第十二，要更加注重对贫困人口的扶贫。国家一方面要注重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对贫困人口的扶贫，这样更有利于体现公平精神。同时，国家要制定更加严密的贫困人口识别制度，要坚决防止一些不好现象的发生，要杜绝扶贫中的平均主义，要让真正的贫困人口享受到扶贫的好处。
第十三，不管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要更加注重分配的公平性。要着力在分配的各个环节提高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要注重分配各个环节的统筹与平衡，要注重公平基础上的高效率。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一版。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宋圭武:经济学视角下的公平观,《经济学消息报》2008年9月5日。
4.宋圭武：以"公开化"制约学术腐败，《红旗文稿》2010年5期。
5.宋圭武：谨防“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发展观察》2010年9期。
6.宋圭武：十二五产业结构调整建议，《中国城市化》2011年3期。
7.宋圭武：提高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的理论基础和实现途径，《学习论坛》201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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