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3动车追尾事件引起社会高度关注。近来，舆论纷纷针对动车的安全、高铁技术的可靠、事故的问责、善后处理的合情合理提出批评、质疑和建议，网络上，也是热议一片。然而，在其中，居然冒出“发展牺牲论”。一家杂志的主编，在“幸福段子”的微博中，写到：“那几十个人牺牲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后面的人坐动车就安全了。虽然他们本意也不想牺牲,但客观上他们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如果让我牺牲我也义不容辞，但我要做比牺牲更有价值的事件，牺牲只能让你们这些人去做，我有更伟大的使命 !”

　　这是一种十分荒谬、没人性的观点。笔者注意到，还有其他少数人也有类似的看法，诸如美国发展航天飞机事业也有牺牲，我们发展高铁事业，也应该能承受得起这种牺牲，这是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云云。这种观点是对发展目的和意义的黑白颠倒。发展的意义，毫无疑问应该是增加普通大众的生活幸福感，让每一个人活得更有价值和尊严，因此，我国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理念。显然，以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为代价去换取发展，这种发展服务的就不是老百姓，而是少数人的政绩、利益，这不是发展、进步，而是倒退，是对老百姓基本权利和尊严的伤害。

　　这也是对科学研究中的“奉献、牺牲”与民生领域中的事故让老百姓付出生命代价的错位、混淆。诚然，科学研究领域，需要科研人员有奉献精神，那种为探索高新技术、为提高技术安全性、可靠性而把自己置于“不安全”科研环境中的牺牲精神，是值得赞赏的。如果我国高铁技术研究人员做出这样的牺牲，比如院士在研究、试运行中始终处于第一线，尝试各种安全风险，他们会被视为英雄。

　　然而，如果不是科研人员自身去“冒险”，而是把有不安全隐患的技术，推向应用领域，让老百姓去冒险，用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来做试验，这就是犯罪。再用“牺牲论”为这种行为开脱，就变为了帮凶。

　　任何应用于民生领域的技术，必须以“零牺牲”为追求目标，换言之，只要有任何一丝可以察觉到的安全隐患，都必须努力防患，在万无一失之后，才投入运营，这才是对老百姓负责的态度。最近，日本新干线开通47年无重大事故，引起了国内媒体的关注，而新干线之所以做到这一点，就在于其“安全第一”的基本态度——1964年，为了迎接东京奥运会，修建了第一条新干线。这一条东京至大阪的新干线原计划在奥运会开幕前开通，但是由于对于安全技术的担忧，一直拖到奥运会结束后的10月1日才正式开通。而反观我们的高铁，为了献礼，开通运营之后是事故频发，而就在事故频发之后，还没有吸取教训，以致酿成大祸。

　　在严重的灾难面前，轻飘飘地抛出“发展牺牲论”，而不是认真反思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这是对悲剧的美化，是对死者的不敬，也是对责任人的纵容，假如一些主事者也有这样的发展观，更多类似的灾难，就难以避免。——人们常说“多难兴邦”，如果灾难发生之后，却不认真反思原因，追究责任，而是一再掩盖、推诿，就会难上加难。

　　令人愤怒的是，抛出牺牲发展论者，居然无耻说到“如果让我牺牲我也义不容辞，但我要做比牺牲更有价值的事件，牺牲只能让你们这些人去做，我有更伟大的使命 !”有这种价值观者，还担任杂志主编，且鼓吹什么幸福，是这家杂志的不幸。这种挑战人性底线的观点，如果出现在其他国家，等待其的结果必定是道歉、辞职、谢罪。一个追求文明的社会，对这种观点，必须“零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