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10年5月27日《社会科学报》报道：2009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把维稳当做第一责任，已成为地方政府和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维稳是压倒一切的重任。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我们难以确知是何时“维稳”一词成了热点词汇，也不知道官方对“维稳”的准确定义。以百姓的生活经验推之，“维稳”无非是中国人对付中国人，具体的讲，就是动用专政力量对付上访的人、闹事的人、群体事件的人。不过是早已经臭名远扬的“窝里斗”的另一种文字表达而已。每年花5140亿元“维稳”绝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更关键的是：花这么多钱在“维稳”上，社会就真的能稳如泰山么？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其最牢靠的基础是培育庞大的中产阶级。比如美国和西方社会的稳定源自中产阶级的崛起。欧美民主国家实行政党轮流执政，但在保持政治社会的稳定方面，中产阶级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必须赢得中产阶级多数的支持。正因为这样，政党轮流执政，但各政党的政策则是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就是说，从政党的政策来说，多党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出一党制的特色。同样，在亚洲的一些一党独大的国家，例如日本和新加坡，庞大的中产阶级也是执政党能够长期执政的社会结构基础。中产阶级的庞大表明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和公正性。在这些国家，尽管也存在着收入差异，并且差异也不小，但执政党能够保证绝对贫困化人口群体的最小化，甚至没有。 反观一些不安宁的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民主国家，例如亚洲的泰国、菲律宾、伊朗等等，因为财富分配极不公平，社会高度分化，民主往往成为社会暴力和政治恶斗的根源。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政府的瘫痪和解体，最终往往要诉诸于军人政治或者其他方式的暴力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在这些国家，民主的运作往往表现为富人选举出来的领导人穷人不接受，穷人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富人不接受。在此情形下，求国家安宁，岂可得乎？

理论上讲，中产阶级是最保守最求稳定的阶层，这也很好理解：世界各国中产阶级，大多有着这样的特点，即安于现状，对社会主流价值与现存秩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换句话说，他们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愿这个让他们得到好处的秩序遭到破坏，乐意于维持其秩序。学者们更乐意这样解析，首先，中产阶级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彻底解体，是推动社会结构由金字塔结构向菱形结构转型的结构性因素。其次，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因素。第三，中产阶级最希望社会稳定，在社会中代表着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其占据主导地位时，就成为社会稳定的思想保障。第四，与低收入阶层不同，中产阶级的收入稳定并呈现刚性特征，边际消费倾向明显，能有效地促进国内需求的稳定增长，因而是社会稳定的基本经济因素。也因此，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蔡有这样的讲法：“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两派，由于穷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敌人，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这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

 就中国而言，目前所以国家稳定没有保障（否则就不需要如此之多的“维稳费”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占的份额太少，不足以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据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所进行的城镇居民财产调查，占总数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只占全部城镇居民财产的1.4%，而占总数10%的最高收入的富裕家庭财产总额则占全部城镇居民财产的45.0%，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6%。城市居民家庭财产基尼系数达到0.51，远超过分配不公的国际警戒线。更遑论城乡居民可比收入差距达到6倍以上，这是国家统计局公开承认的。还有，“占城市人口比例55%的中低收入和低档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不及农民。一些下岗人员的生活状况甚至比农民还艰难。”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极少数人掌握着绝大部分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经接近甚至超越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财富分配来说中国会变成美国。因为美国具有庞大的中产阶级，财富的集中并不会太大妨碍社会的稳定。中国的财富集中的社会政治后果更像拉丁美洲国家，而不像美国。实际上，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的“拉美化”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 如果社会阶层的顶端是极少人的财富集中，那么在社会的底层则是无政府状态。与社会顶端毫无节制的奢侈性消费相比，社会基层仍然处于贫穷状态，消费严重不足；穷人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并且和钱、权处于公然的对立状态；因此群体性事件或者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呈现越来越严峻之势。

这种因中产阶级缺失而呈现出的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式社会结构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关键所在——无论从中国本身的历史经验还是从世界史来看，从财富分布的角度，中国目前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很容易产生革命的形态。当然，这不是欧美历史上所经历的中产阶级革命，而是穷人对富人的恶性革命。如果把这个现象放置在东亚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中看，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就会表现得非常显著。日本是东亚第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而后是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大体相当，它们都在大约二十来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也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在这些经济体里，中产阶级不仅是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动力，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尽管很多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也类似于东亚其他经济体，即所谓的东亚模式，但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显然区别于东亚其它经济体。相反，中国的社会结构更类似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近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是否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这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中国缺失中产阶级，已经在各方面出现了问题。因为中产阶级过小，社会稳定没有基础。社会高度分化，总体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信任问题越来越甚。社会价值和理想面上激进化现象严重，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所主导。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权势者和贫穷者互相折腾，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感。中产阶级本来就很小，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更是深感不安，不断寻找机会出走，在全世界到处寻求安全的落脚点。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是爱国主义的来源和基础，他们在其生存的社会致富，为这个社会感到骄傲；但在中国，情况似乎刚好相反。

 于是，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现在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一面，即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也产生了一个任何国家都竭力想逃避的“奇迹”，那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化。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中产阶级产生并且也有成长，但其规模还是非常小，并且其制度基础极其微弱；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对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哪一种估算法，人们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

因此，要真正解决中国社会稳定问题，把钱用去对付“上访的人、闹事的人、群体事件的人”只能扬汤止沸，无法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釜底抽薪的治本之道则在于培育大量的中产阶级——有人计算，若从现在开始，中国中产阶级人数每年增加一个1%，那么，到2020年左右，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就可以占总人口的38%。38%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平衡点，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中国社会就稳定了。

著名经济学家 茅于轼曾呼吁“让穷人(也)有机会变成中产阶级”——这，才是中国这笔庞大的“维稳经费”应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