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网报道：教育部相关人士近日表示，将于今年６月起，向社会征集学生“减负”良策。笔者看着这则新闻曾从心底里发出一声无奈的苦笑……

　　从总书记到国家总理，从中央、国务院到教育部，“减负、素质教育”喊了十几年——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只用了8年，十多年来国家改革开放也成效显着举世瞩目，何以中小学生“减负”非但不见成效反而似乎越减越重？——其缘盖出于就“减负”论“减负”，忽视了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重”是结果，而造成负担重的原因——这个“牛鼻子”并没有牵住。笔者前不久曾接受新华社视频采访，也大致谈了这一看法。

　　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为何越来越重？这个原因主要来自教育外部（教育内部的原因大多居于第二位）。为何这么说？请看——

　　一、高学历成为用人、提干等“准入证”——导致中小学生及全社会为“学历”而疯狂

　　在我们这个讲究“学历”的国家，随着大学“扩招”，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于是社会用人机制、干部任用考核机制，大多提升学历“准入”门槛，即将本科以上高“学历”视为“准入证”。有社会流传的打油诗为证：“博硕多多益善，本科等等再看，大专看都不看，中专靠边站”——例如：国内好几个大城市公务员招考，竟公然将夜大、自考、函授、电大等国家认可的非全日制高等教育学历排斥在外；某地方政府公然面向全国选聘博士县长；国内顶级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可以“空降”成为地方政府重要官员；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即使“博士”也有贵贱之分，档案中的第一学历如不是什么“211”大学，这样的博士学位就可能贬值。据媒体报道：一位叫杨吉华的博士在其求职感言里发出了这样的哀叹：第一学历成了我无法抹去的“污点”。原来杨博士上世纪70年代末读师专，本科上的是教育学院，硕研上的是军校，都是统招统分，有论文有专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才，求职时却屡遭用人单位第一学历的歧视！（见2009年7月10日《中国青年报》）再说干部组织部门在提拔干部时也是将学历作为必须条件的（当然也会有极个别例外）；但由于受社会“学历崇拜”风潮的影响，许多官员也在职读起了“博士”，为自己的乌纱增添点“含金量”和光晕，导致产生“我国最大的博士群在官场”这样让人费解的现象，于是造假文凭也形成了黑色产业，官员“学历注水”已成现象；而在我国稍大一点的企事业单位招聘，必将全日制本科、硕士乃至博士的学历要求放在首位，如学历不符合要求连名也报不上，更不用说参加招考和面试；“不拘一格降人才”在这里已经基本荡然无存，而美其名曰公平、公开、提高官员、工作人员“素质”……

　　大专毕业学历虽然早已成为墙旮旯里不被关注的东西，但奇怪的是，小型企业或私企倒是更加看重能力、经验而将学历放在第二三位的，在这些单位中，大专、中专学历的工作人员并不少见，这与国外的招聘用人标准不谋而合（国外的招聘启事一般将所需岗位的能力、经验描述放在首位，而学历放在最后，作为考核后同等情况下的录用参考），这实在是颇为吊诡而耐人寻味的……

　　教育这个子系统在社会母系统中是不可能独行其是的——何况，教育原本也就是为社会发展服务的。社会需要“高学历”，且越来越高，教育怎能不与之相“适应”？于是，小孩子从幼儿开始为挑好的学校而提前进入书本知识和才艺项目的学习，家长不惜重金不惜花大量时间投入；上了小学为挑选好的中学而疯狂，上了中学为考好的大学而疯狂——总之，为一纸本科以上全日制学历或各等级的“名牌大学”而疯狂，什么“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创造……”、“素质教育”成为学校宣传用的标语，最终扎扎实实落实的还是“应试教育”，还是“升学率”。所以，所谓“均衡教育资源”并不能真正缓解“择校热”，这是隔靴搔痒，因为家长其实大多并不是择“校”，而是在择“升学率”。

　　教育整个儿异化为功利主义的敲门砖，脱离了教育原本的属性。这对社会的发展是非常有害而危险的。

　　在这样的“学历崇拜”的社会系统中，就“减负”谈“减负”岂不是缘木求鱼？

　　二、貌似“公平”的高考导致学生负担加重

　　笔者从来不认为“高考”本质上是“公平”的，我们只能承认它貌似“公平”。以1分或几分之差就改变一个学生的前途、志向乃至命运，这能说是公平、科学的吗？解放前清华大学录取了数学考试得0分的吴晗，而吴晗是后来尽人皆知的历史学家、北京市前副市长——这是公平还是不公平呢？蔡元培任用从没在大学教过书的陈独秀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当时称文学科学长，由当时教育批准），这是公平还是不公平呢？——有人一听到大学自主招生就感觉天要塌下来似的，认为走后门、腐败必然恶狼汹涌。其实，国内外（国内如南科大）大学自主招生反而没有那么多腐败、走后门，因为一旦大学自主招生了，谁也不敢拿自己大学的牌子开玩笑。香港特区以及发达国家腐败虽然少，但也还是有一点的，可我们倒从没看到在大学招生中有多少腐败行为的报道。

　　假设吴晗生在今天，他的“负担”怎么能不重？为了考上大学，他得放下自己喜爱的文学历史，拼命地钻数学。假设吴晗生在今天，我们的高考制度必然扼杀了一个未来举国屈指可数的历史学家。

　　当今的高考，对客观存在的学生的个性特长视而不见，也不信任省一级教育厅组织全省统一的学科水平测试，硬要全国高中几百上千万毕业生在同一天参加全国统一的高考，而这高考又是大学录取的唯一凭据，学生怎能不胆战心惊？他们唯恐不能取得尽可能高的成绩，这要老师、学生如何敢言“减负”？假如把较多的学科分阶段放到各省组织统一的水平测试然后将其成绩录入数据库，作为未来大学录取新生综合评价的依据呢？学生负担难道不可以减轻？

　　三、教育系统内部导致学生学业负担难以减轻的原因

　　严格地说，社会用人机制和干部考核评价机制、高考制度暨学生评价机制强力制约着教育内部的改革。

　　将以上因素暂且排除在外，如果说到教育内部导致学生负担难以减轻的原因，归结起来大致有三：其一，我们的教材内容偏深且繁琐。其二，中小学考试命题人员未能持证上岗（因为一次考试的命题客观上导引着后一阶段一定范围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莫名其妙的不合理不合课程标准的考试命题会无形中增加学生的负担。其三，在以往实际存在的“应试教育”体系中培养出来的教师，有相当一大部分还未能很好地把握正确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至于其他如家长的观念、社会的人才观等等，这都直接受国家、社会用人机制和干部选拔考评机制的制约，牵住这个“牛鼻子”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国家、社会用人机制、考评标准的改革是需要至上而下运作的。在我们这个国家，“群众看领导，领导看上级，社会看政府”这一习惯恐怕一时还是很难突破的。

　　四、试为中小学“减负”开“药方”

　　1、“药方”之一：改变社会用人机制和干部考评机制，降低“学历准入”的门槛（比如降至中专或大专），且杜绝五花八门的学历歧视，凡国家政策认可的各类学历，同等学历同等对待。

　　选聘、招聘人才时注重面试，注重能力、创新、经验（经历）、品行的考查，把对学历的要求作为选拔任用的面试、考核同等情况下录用的参考。同时，应有“不拘一格降人才”亦即“破格”任用的机制，对经严格考核、考查，确实符合条件而学历不达标的，应当可以破格录用，同时要求继续在职进修。——这样的改革会带来怎样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笔者以为已经不需要赘述了。

　　端正对“学历”的认识：学历是什么？它仅仅是证明某人曾系统接受过某种级别某个专业的知识（理论上也包括能力）的学习而已。至于学得如何，实践中的能力如何，还是要通过实际考查才能得以确认。这是常识。所以在人事制度上设定“试用期”是不错的。我们没有权利、没有理由说未在某级别全日制学校获得文凭的人，一定就无法胜任某种工作。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毛泽东、彭德怀、吴晗、陈独秀……等许多精英人物的学历与他们取得成就之间的关系，即使大名鼎鼎的数学家陈景润也只是厦门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那么他如果在当今是不是也会求职难呢？他是不是就没有资格到某“名牌大学”去教数学呢？他的成就、能力与他的学历相匹配吗？

　　当然，就某些如高等学府一类学术、科研单位而言，适当提高所谓“学历准入”的门槛倒也无可厚非，可以理解。但笔者还是认为，应当注重实践检验，而不可搞唯学历论。殊不知，很多有名望、有建树的学者、大家，他们进入高校担任讲师、教授时未必都有很高的学历，这应当是不需要举例论证的。

　　2、“药方”之二：在“真正的大学自主招生”全面实施之前，尽快实施高考改革

　　笔者认为：在“真正的大学自主招生”全面实施之前，全国统一高考可改为只考四门：语文、数学、英语，另根据考生报考专业，选考理化生史地政中任何一门（而不是现在的“理综”和“文综”，因为现在所谓的“文综”、“理综”看起来是一次考试一张试卷，但每张试卷还是囊括了至少四个学科以上的内容，更加使师生在备考时大海捞针，以万全而备之，负担丝毫没有减轻）。不统一高考的科目，由各省从高二起分阶段进行全省统一的水平测试（分解“负担”），考试成绩录入省教育厅相关数据库，作为大学录取时综合评价的依据。这样，并不会因为统一高考科目的减少而使学生知识掌握缺门。

　　在现今实行的高考制度下，当我们痛苦地看到出现了高考结束后许多学校的高考生自发狂欢——撕毁教科书，卖掉教科书、火烧教科书——我们难道不应当思考点什么吗？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我们的教育应当做到，当学生毕业时带走的不仅仅是一点知识，他们带走的应当是强烈的求知欲的火花，而且应当生生不息地燃烧下去。——那么从高考生毁灭和抛弃那些承载着人类宝贵知识遗产的教科书的行为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一些怎样的信息，这还需要论证吗？这是教育应当得到的结果吗？这难道不是高考制度最大的失败吗？

　　3、“药方”之三：教育系统内部的改革

　　在国家、社会用人机制、人才评价机制、高校招生对考生的综合评价体系形成后或与之同时，教育系统内部应着手课程标准和教材与社会用人机制、人才价值观、社会发展预测相应的删繁就简的修订。此其一。很好地研究中小学考试的方法、法规制度，对区、县、市、省的考试命题人员进行严格培训，持证上岗，因为他们的命题直接指挥着当地具体的教学内容、方法的变化和发展方向，并不是任何有经验的老师就可以担任给一个区县或更大区域的许多学校考试命题的；一次不当的命题，就可能导致一个地区下一阶段学生负担加重、教学内容和方法走偏。此其二。在社会用人机制、人才观、高考改革以及对学生综合评价体系的建立的同时，彻底改革对一个地区的教育状况、对学校、教师的评价标准。一个正确的评价标准才能带来教育正确的价值取向，才能激励教育在自身应有的逻辑轨迹上良性发展。如此，目前教育异化的现象才可能得到遏制和扭转。

　　以上算是为中小学“减负”试开“药方”，未必全面。比如，“减负”还会触动某些集团的既得利益，因而产生种种阻力等等，那就不是本文所议范畴了。

　　如吾等草根，说了可能也是白说，但一个从事多年教育工作者的良心告诉我：“白说”也得说，说出来总比不说好一点吧。系统论告诉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研究，都离不开对该系统以及它赖以生存的母系统的研究，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思维和研究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减负”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所以再也无须就“减负”论“减负”了，否则，再论十年也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