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拥有自主创业的热情。全球咨询公司Kelly Services与中国智联招聘在中国区进行了联合调研，结果显示：与全球相比，中国人的个人创业意识居世界前列。有23%的中国区受访者认为自主创业极 具吸引力，这一数字远高于全球12%的平均水平； 49%的中国区受访者表示计划自主创业，而全球平均水平为24%。
同时，中国很 多行业也具有创业的潜力。一些服务行业，比如特色餐饮、健身美容和汽车保养，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市场。另外，一些为不同年龄段的人提供服务的行业，如婴幼儿 产品、儿童早期教育、成人在职教育和老年人用品等也有很大的创业空间。除此之外，加工、批发和零售业在中国还有很强的增长势头。
可 是，中国却未能产生一个强劲的创业企业（或者说民营企业）集团。这一点在中国非常奇怪：一个经济总量突飞猛进的国家，自身的民营企业却非常孱弱。具体说 来，中国的民营企业整体规模较小，运作也不规范，与拥有高新技术的外资企业和拥有垄断资源的国有企业相比，几乎毫无竞争力。
中国民营企业的弱小，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法律和金融体系对民营企业的限制：国家政策为外资提供了超国民待遇，却让民营企业沦落为二等公民；国家扶持大型国有企业，却让民营企业在艰难环境中参与边缘竞争。正是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性歧视，造成了这些企业发展的举步维艰。
是什么制约了中国企业的发展？
中国的媒体表现出了对中国经济和印度经济进行比较的浓厚兴趣。这种兴趣最主要的原因是印度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由那篇我和哈佛商学院 的韩泰云（Tarun Khanna）教授合写的题为《印度能否赶超中国？》的文章引起的。这篇文章于2003年7月发表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印度有一些被很多人忽视的优势，比如它所拥有的能更有效地促进企业和经济增长的“软件基础 设施”，即有效的法律和金融制度。这些“软件基础设施”会给印度带来长期的竞争优势。相比而言，中国虽然在硬件基础设施方面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方面具 有优势，但“软件基础设施”却落后于印度，这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
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说印度一定会超越中国。而 且在我个人看来，如果中国政府加快制度改革，印度应该是很难超越中国的。在四五年前，几乎没有人认为印度有可能会超过中国，而现在我们能提出这个问题，就 表明印度在经济领域的某些方面取得了一些重大进步，而中国却有所滞后。
印度具有两个“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一是它有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体系。要知道，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就是民营企业。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它的金融体系能够根据效率原则分配资源。
批评者争论说，我们忽略了很多印度落后于中国的关键领域，比如印度的基础设施很差、文盲率很高、有对社会具破坏性的种姓制度，以及持续的种族关系紧张。但事实上正好相反。正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了印度的缺陷，我们才会对它取得的成就更加印象深刻。
我不认为自己是印度问题专家，但出于对中国经济的兴趣，我已经关注印度的经济发展好几年了。我的第一项针对印度经济的详细分析是2001年为哈佛商学院完成的案例研究，当时我在哈佛大学任教。在这项关于印度的医药工业的研究中，我注意到了印度制药行业的三个特点。
第一，印度最成功的医药企业都是印度民族工业，并由印度人自己经营。第二，最成功的印度公司绝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而不是政府所有的。印度在这两个方面 与中国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在中国，跨国公司主导着医药行业，并且一些跨国公司通过兼并苟延残喘的国有企业取得了对行业的统治地位。第三，我们无法将印度企 业在医药行业的成功单纯地归因为语言因素。虽然印度具有英语方面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在医药行业并不像在软件行业那么重要。因此，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这远远不是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所能解释的。
我曾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经济现象：中国经济已经起 飞，但中国的企业却没有起飞。与印度相比，在经过20多年持续的经济增长后，中国还是没有世界级的企业，而印度正好相反。印度经济规模不大但其企业规模却 很大。从这一现象我们引出了三个重要的问题。企业规模本身不是也不应当是政府的一个目标，重要的是经济本身在增长。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繁荣的经济发展状况 下，却没有产生有竞争力的民族企业，这引发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我们应该思索一下是什么因素制约了中国企业的发展，是不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某些固有的低 效因素？
所有中国的大型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它们之所以能成为大企业，主要是因为它们被赋予了垄断地位，能够管理这个国家最有价值的资产—比如油田或者中国家庭的储 蓄资产。我们不能将国有企业的规模等同于它的竞争力。由于企业内部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无法成长为有竞争力的公司，而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却受到外部环境因素 的制约。其结果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无法提高竞争力。
第二个问题是，许多中国的评论家将中国企业缺乏竞争力归因于外商直接投资的 进入。他们认为，由于允许外商直接投资，因此中国的民族企业丧失了竞争力。这一观点非常错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不允许外商直接投资，但 有竞争力的民族企业同样没有产生。浙江省和附近的省市一样对外商直接投资开放，但却产生了一些中国最好的民族企业(顺便说一句，尽管一般人都认为外商直接 投资不利于本国企业获得竞争力，但印度现在也对外商直接投资开放，而且在银行业等一些领域其开放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
第三个问 题是关于政策的改变，特别是2004年3月完成的保护私人产权方面的宪法修正条款。这个修正条款对中国的私有经济部门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它不太可能 在短时间内就让情况改观。原因很简单，因为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是根深蒂固的，民营企业在过去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只能从非正常渠道获得金融资源，并做假 账。许多民营企业已经习惯于如此经营，它们无法快速转变。这样的企业很难和外部组织—如债权人、税务部门等—建立信用关系，而缺乏这种信用关系无疑将使它 们很难获得大量外部资源。纠正过去的错误无疑要花费一段时间，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在新星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拙著《改革时期 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我详细地阐述了这种观点。印度经济中强势的微观经济发展得益于印度相对健全的法律和金融制度体系，而中国微观经济的不发达则反映了中 国在金融和法律制度方面的某些问题。印度微观经济的成功使得其自2003年以来在宏观经济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2002年《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 资》英文版付梓之前，我就已经作出了这样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