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多出于春秋战国，他们的思想，耀古辉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这是由历史时代背景所决定的。当时，社会变迁，乱象横生，政治陷入纷扰不堪的历史十字路口。面对当时的历史图景，何去何从？成了当时知识阶层共同的时代课题。到了战国中叶，列国之间的军事竞争加剧，社会对人才和治国方略的需求大增，为当时的知识阶层参与政治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也对知识阶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有力推动百家争鸣进入高潮，他们以各种不同动机出入诸子，取长补短，在实用价值的取向上，通过理解、吸收、改造、甚至创新，形成自家学派。各学派为了在论战中处于有利地位，纷纷打出了自己的招牌，以示源远流长并试图以此声势压倒其他学派。儒家“祖述尧舜”，墨家也声称自己的学说是“禹之道”，农家也自称是“神农之言”，道家打起了人文之祖黄帝的大旗，不仅比儒、墨等学派渊源更久远，道术也更高明。这样以来，道家便一举在竞争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老子开创的道家，本来具有一种对政治权力保持距离并持批判态度的性格或倾向。在变法图强、富国强兵成为最迫切需要的战国时代，其清静无为、柔退不争的价值取向，小国寡民的疏离心态，对财富和智能的轻漠，对武力、政治权威和法令的排斥态度，都很难适应时君世主的现实需要。而黄老之学使得道家学说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实现了由边缘化向中心的转移。这是因为，黄老道家比老庄道家有技巧。他是站在老庄道家“解构”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建构”，又在“建构”的过程中，倡导舒展人的个性。他们希望统治者能够听进诸子百家的呐喊，随时修正文明增长造成的负面效应，诸子百家因获得合法化身份，而转向用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黄老道这种形式以“归于道”又包容各家之长的崭新政治学说，在当时将整个战国大规模政治社会解组之后对于秩序重建的渴望，十分清楚地表露出来。在黄老道家看来，在文化快速累进的战国时期，观察客观时势的重要性已不言可喻。任何一套既定的礼法规则，都不再适用于瞬息万变的战国社会。只有客观的观察取代了主观的判断，能够应物才能穷，顺应时势、因循物性，才能建功立业。 

　　另外，从马王堆出土的文献来看，黄帝之学的产生是很早的，至少在战国前期即公元前四百年前后，黄帝之学就己经逐渐形成。与儒、墨诉诸人的本性或人的需求为思想依据不同，他们以“天道”作为思想依据，一切世间事都以“天道”即宇宙自然为依据；与儒、墨较多地关心道德、伦理、政治不同，黄帝之学的知识涉及更广，包括了古人的天象、历算、星占、望气、地理、兵法、医方、养气、神仙一类知识。拥有春秋战国时代相当丰富的天文历算。战国中后期，儒家义理天的天道论模式，已经不适合当时时代需要。首先是儒家对现实统治者的道德要求太高。在七雄争霸的战国，儒家这样的道德理想主义难以得到实现。第二，儒家有维护周礼旧的社会规范、制度的思想倾向。荀子说，“王子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二王。”这里三代指夏商周三代。二王，指文王，武王。很明显，儒家以三代的制度为理想的政治制度，这其实是维护封国制的保守主义思想的表现。从殷周之际的历史情况看，周的天命论有激进的意义。它反对天命在一个民族身上的旧的天命观，提倡天命靡常，而以道德性为天命的标准，具有普遍性和人文性。但到了战国中叶，以儒家的天伦为代表的周代天命观已经落后，不适合时代需要。于是再出现从自然的普遍秩序与规律来说明天命的转移的新的理论，乃因当时中国对天文、历法知识的成熟！

　　概括地说，黄帝四经包含了以下思路：第一，有形的宇宙观念。将天地整齐的对称和天地规则的运动，使人想象为“一”或“太极”；第二，阴阳、四时、五行是构成天、地、人的共同法则；第三，用简约的数字概念一(道)、二(日月或阴阳)、三(日月星或阴阳冲)、四时、五政、六柄、七法、八正推衍到社会范畴天象、历算等，使人认为社会与人间的事可用来自自然的规则进行运作。第四，提出“道生法”。赋予了人间的法来自于道之新意。他们认为：“道生法”就是国家最高权力是要根据“道”的法则制定出具体的法律规范。在此过程中，作为“生法者”的国家最高权力即是“执道者”。这就决定了他们“生法”的过程不是任意的、随心所欲的，而是始终遵循着“道”的法则。法，一旦颁行于世，就不仅代表着客观世界的最高法则，而且也代表着制定者自身的理性。世间一切都应当仿效“天”、“地”。“顺天者昌，逆地者亡。”（《十六经.姓争》)在这种思路中，天文历算，杂占医方，军略政术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理”。传承者们总结了一些拥有自然法则为依据的原则，并用来自天象与历法中的吉凶祸福来印证其正确性。这就彰显了公平是道家黄老学派对法的价值追求。

　　黄帝之学将既然把治国看作是人主效法天道所进行的国家管理活动，相应地，关于为治的根本方法就是因天法道。由于天道出于道，从这个角度出发，法天道就是法道。《经法·论约》对天地之道有一个概括“始于文而卒于武，天地之道也”。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先后兴起了亚述、波斯、亚历山大、大夏、安息、贵霜、秦汉和罗马等帝国。这些先后出现的帝国，反映了人类历史的不断进步，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是运用武力手段，通过一系列残酷战争而建立起来的。表现出古代国家从小邦到地域性王国再至帝国的发展过程。反映了古代国家从小邦到帝国的发展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景执政时期，刘濞人等不知天高地厚，搞内乱。中央仅有3个月就很快平乱。这说明黄老学并不是简单的无为而治，而是该进取的时候一定进取！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是不行的。“强政府”就是为了严厉镇压威胁现政权的行为，也就是执政权不可挑战。这就是汉朝深化体制改革的政治底线。

　　经过汉初七十多年的发展，到了西汉中叶武帝执政时期，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各区域间的贫富分化日益严重。那些先富起来的大户进行土地兼并，导致大量自耕农沦为佃农，破坏了汉帝国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严重影响国家赋税收入，严重威胁汉帝国的统治。因此，必须调整政治经济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制，从“守雌”上升为“用雄”，政府开始积极干预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别，稳定统治秩序，朝着富民强国并重的道路开进。这标志着黄老思想向高阶迈进。事实上，守雌用雄。是黄老道家的治国理政的基本技术方法。他们认为，强大者往往恃强而用雄节，从而导致力量地位削弱和优势地位的丧失。因而反对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雄节行为。不过如果只是不敢用雄节而谨守雌节，并非黄老本意，真能体现黄老智慧的是其守雌用雄、以刚为柔的方法论。在刚柔相养过程中，似乎柔是目的而刚是手段，但实际上刚柔都是手段，其目的是为了追求真正的强大。黄老学派反对排斥刚强一味守柔的做法；以刚为柔，表明主体具有强势又不仗势压人，故能产生服人的力量。相比于纯靠刚强让人屈服，这种感动人心的力量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正的强大力量。从克敌制胜的具体方法来讲，以刚为柔还包含行为者利用对象之刚达到克制之目的的设计。他们所宣扬的“正道”旨在突出统治者的至上地位和主导作用，并将社会政治制度中，上下尊卑贵贱之序诸诉“天地之道”，即用“天文”来比照、设计“人文”，走上了自然秩序化的制度建没之路，适应郡县体制下，君主地位突出的时代要求。西汉中叶，虽然汉武帝内外兴作，表面上看似不舍雌节，但其儒法并用之设计明显有着君圆臣方之机理，这实则是黄老道学守雌用雄的上乘层次。是汉武帝将黄老道术的应用推向了最高峰。有此可见，儒，法都是工具，而达致黄老之道最高境界才是真正的目的。

　　最后，黄老道家认为权力本源于宇宙秩序的残缺。老子对宇宙秩序有一个看法，即“大成若缺”。何谓“大成若缺”?就是宇宙秩序的整体是对称的，和谐的，但其中有少量残缺留下（对称性残缺）。一年四季循环，这是一个生命得以繁荣和演化秩序，是确定的秩序。但是，没有两个春天是完全一样的，循环的规律中留有缺口，这就出现不对称，不确定性，带来不稳定。黄老学派以“自然”之道为基础，试图寻求人与自然之间相和谐、人与人之间公正平等以及保持个人生命价值的实现的治道，使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都能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去生存和发展，从而实现其内在的价值。黄老学派同时主张“强社会”，强调统治者要理性的认识到人之所能的限制，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才能和智慧，并要给予他们发挥才能的最大空间和深厚土壤、从而解放人的个性。不像儒家那样，试图推古法于当代的作法恐有僵滞泥古、箝制人心的危险。这种看似柔性的因循取代了强势的操控；能够应物才能穷，顺应时势、因循物性，才能建功立业。这种政治理想的内涵比儒家的政治理想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略更彻底。

　　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大厦并不是平地而起，也不是建立在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和“老国学”（以儒家为主干）基础之上，而是要建立开放的，发展的，充满活力之上。1973年马王堆黄老帛书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思想资料。不论是该学派的异见者，还是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主要为日、韩），他们都通过自己对黄老思想的研究成果在客观上扩大了黄老思想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黄老思想。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有魄力面对“黄老思想”，有能力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并在比较中坚持和发展黄老思想理论本身。《黄帝四经》就是黄老思想的代表作，它主要谈的就是社会政治问题。该书在汉初的流行表明黄老道家已经由对社会混乱的回避转向对社会治平的积极追求。为什么学界能得出如此统一的结论？就是因为我们具备了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在于批判。所以我们还要用批判的眼光来重新审视道家黄老学派的社会思潮。因此，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研究黄老道学的指导思想，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念和方法去研究黄老道学。因为在研究中可以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可以进行甄别，通过鉴别方能分清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论，方能批判地吸收和概括其中有益的，合理的因素。这就是研究黄老道学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