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把发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肠;工人们在肉块上走来走去并随地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100年前,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在小说《屠场》中描绘了芝加哥某肉类食品加工厂的场景。传说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边吃早点边读这本小说,读到这一段,罗斯福大叫一声,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他责令美国农业部调查肉联厂的情况。当年6月,美国国会即通过了食品和药品法案以及肉类检查法案。

　　发生于100年前的美国食品安全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展开了续集。“三聚氰胺”、“毒大米”、“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的尖锐爆发放大了人们的瞳孔,一年前,一位企业家朋友放弃了创下十多年的企业,转而投资生态食品产业。如此冲动的行为缘于他不久前愤怒地发现,刚满七周岁的女儿在各种食品激素的催化之下出现了乳房隆起的生理病变。但在强大的快餐食品生产线和廉价的食品添加剂面前,这位朋友很快陷入了血本无归的窘境。这就是当下中国食品安全危机时代的坚硬事实。各种垃圾化食品不仅摧毁了人们的生理机能,而且凭借其强悍的资本逻辑排斥着健康食品和传统饮食观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回归。

　　面对日趋失控的的食品安全问题,观察人士提出两种基本的阐释视角:第一种视角是“社会溃败论”。孙立平教授作为这一论域的完整阐释者,他指出,社会溃败已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并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肆无忌惮,严重侵蚀社会公平正义;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普遍丧失;社会信息系统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信息扭曲。以“社会溃败论”为基本视角,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往往被指责为一种道德滑坡,或一种诚信危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就指出,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而在此之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就以本土商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为观察基点提出中国社会的“零度诚信”问题。

　　第二种视角是“超级资本主义论”。美国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赖克观察到了全球性的超级资本主义现象:人们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身份越来越膨胀,而公民身份却越来越受到忽视。学者秋风曾经这样调侃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超级资本主义逻辑:你在我吃的辣酱中加苏丹红,我在你家孩子喝的奶粉中加三聚氰胺,他又在大家都进的餐馆中使用地沟油。时评作家张天潘则进一步将这种逻辑表述为“互伤链”,一个高效率的相互伤害的经济体系。

　　无论是哪一种视角,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一种惊人的揭示,那就是:在食品安全保卫行动中,人人都在向后撤退,成为事不关己的观望者。尽管媒体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给予了大尺度的新闻关注,但人们最终只是从中满足于消费资讯的快感。劣质食品不会因此而停止生产,也不会被广大消费者阻止进入胃里。人们面对食品安全的这种“无所谓”态度,正是当下中国普遍丧失“大是大非”的一个基本面相。

　　“大是大非”的丧失首先表现在常识方面。举一个例子,城市人喜欢吃东北黑木耳:黑土地属性的营养价值;小巧而均匀的外形;清脆的口感。由于有着较大的利润空间,各种染色的小木耳鱼龙混杂地涌进了超市,并被消费者一包一包地搬回家中。消费者往往忽略了两个重要的常识:市场上不可能供应如此之多的正宗东北黑木耳以及染色木耳对身体健康的危害性。这种常识的缺失,实际上与某种粉饰性的商业愚民力量有关——— 长期以来,商业社会一直共谋性地鼓吹一种快乐的消费哲学,而压制了人们对消费快感之外的生活认知。

　　当然,大是大非的丧失还表现在道德滑坡和朱大可意义上的“零度诚信”。祈求社会伦理的瞬间重建几乎是天方夜谭。唯有挺住坚实的常识底部,我们才有可能阻止这个道德世界的进一步下坠。

　　过去几年,国家投入巨资整治餐桌污染工程和建立食品安全工程,但是并不能在全民范围内有效提高对伪劣食品的鉴别和抵抗能力。若将权力、财力和智力资源下放给民间,通过非营利性的社工组织在全民中普及食品安全常识,并赋予公民监督食品生产的权利。在日本、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除了政府组织的食品安全检测体系之外,还有规范的民间检测机构积极参与食品检测工作。美国的一些民间食品监测组织不仅定期到市场上随机抽检各种食品,而且主办旨在宣传食品安全常识的杂志,并将食品检测结果登载在杂志上。

　　这种来自民间的食品安全自助组织的存在,虽然只是表现为局部的食品安全防御功能,却能扎入社会深部,从而激活每个社会细胞的免疫功能。这种免疫功能的提升,最终有助于人们逐步恢复判断大是大非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