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载《中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3期
读陈应松《一个人的遭遇》
杜李
陈应松的《一个人的遭遇》（《北京文学》2011年3期，《小说月报》第5期、《中篇小说选刊》第3期转载）是我近年来读到的不可多得的一篇小说佳作。之所以说它优秀，在于它深刻地刻画出了“刁有福”这样一个典型的社会底层人物形象，写出了在中国独特政权语境下所生发出的扭曲的人性以及利益对人类基本情感的摧毁，尤其是关注了基层政权的“不正常”，反思了媒体舆论的公信力；同时，作者也借此机会对作家的责任与文学的存在进行了新的思考与实践。
我们知道，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也曾经写过一篇叫《一个人的遭遇》的小说。与陈应松这篇《一个人的遭遇》，给我最大的阅读感受，就是两小说都刻画出了一个生活在真实世界中的普通人物形象。不同的是，肖洛霍夫从对历史的回顾中寻找活下去的勇气，而陈应松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底层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磨难与挣扎，以及对政权、亲情、社会的质疑。
陈应松的《一个人的遭遇》以主人公刁有福在一场大水中的离奇见闻拉开故事的序幕，刁有福下岗了，凭自己的一点小技能还能混生活，可一场不可抗力的大水，不仅让他一无所有，更让他的人生发生了新的变故——首先是，曾经入股的母亲和舅舅对刁有福反目为仇，并施以暴行，而媒体却给于扭曲报道；其次是，告到法院，输了官司，又离了婚；最后走上了漫长、艰辛而曲折的上访之路。主人公刁有福的这一系列遭遇，暗示了在各种权利恣意横行的时代一个普通底层民众劳苦命运的必然结果。小说描绘的正是刁有福在政权体制和生存压力的双重挤压下的挣扎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恰恰是在他一次又一次的顽强而固执的行动中体现出来的。
刁有福本是一个乐天听命、安分守己的人，但是现实的残酷逼迫，让他不得不重新开始行走自己的人生，在饱受各种颠沛流离的艰苦挣扎之后，刁有福最终得到了和解，恢复了生产生活。除了刁有福顽强的挣扎精神之外，小说还留给了我们这样一些深刻的印象：
传媒暴力在丢失媒体公信力的同时对社会本身的真实却造成了一定的扭曲。小说中，报纸在没有清楚调查事情的基础上说刁有福打他母亲，这个2006年“铜须门”事件极为相似，媒体在追求卖点的同时忽略了自身的公信力和社会的责任与担当。加上社会的发展，生活压力的加大，情绪化的“亚健康”和旧的流俗观念极容易引发人们对事实真相的漠视而一味寻求娱乐，从而让“喉舌”的媒体“哑口”或者不负责任的乱说一气。就是这样的报纸新闻，给了刁有福更加磨难的人生。
“建议你还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句人民干部对刁有福的回答，既是一种对责任的推卸，更是一种对“人民干部”身份的亵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然而，法律总归来说是社会的法，甚至可以说是“人法”，既调整人的行为的法律，也是需要人来执行的，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为政在乎得人，得其人则善政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刁有福在后面所遇见到、所遭受到的，不是正说明了这吗？——先是被法院拒绝受理，后来因其举证不力，判其败诉。一次次上诉然后回到原点，重复着制定游戏规则者的游戏。刁有福在冰冷的法律面前，只不过是“是一只蚂蚁”。
刁有福在艰辛上访之路所经历的非人遭遇，让我们深切地感受着一个普通民众在强权社会的无奈。现实社会，有钱的用钱、有权的用权都能好办事，但一个普通民众特别是两者都不具备，就很难办了。基层政府的推诿与敷衍塞责以及草菅人命，让我们看到了权利状态下人性的扭曲、道德的畸变、良知的泯灭。“现在官民之间的误会太深了，一定要化解”，如此的政权语境，该如何化解？几百年前的孟德斯鸠就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刁有福被不没有传唤证和逮捕证而警察借用催泪瓦斯强行将他抓起来，最后定名为“妨碍公务罪”而判处有期徒刑……以及无任何凭据把刁有福骗到党校，限制他的人生自由……政府当局不认真检点自己的行为，努力去重建与民众的互信机制，很难去建设一个所谓“和谐、稳定”的社会。
更何况，私有制的产生滋生了自私的心里与行为，而市场经济又把一切人际关系变成了买卖关系。刁有福的母亲和舅舅，因为钱，对刁有福的冷酷残暴令人发指；刁有福的妹妹对他的嫌弃和愤怒，“给你钱让你过好日子你还闹什么闹？”以及妻离子散，利益的冲击，让自私自利的动物本性发挥到了极致，社会的价值发生了严重的倾斜。虽然小说结尾处重新恢复了生活的原态，更让我们想象他妻子回来的原因。
陈应松在小说中还非常巧妙的运用了对比技巧：信访局长办公室的标语与信访局长的言行、刁有福的母亲之于刁有福与刁有福之于他儿子、那些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与刁有福、其他下岗职工对刁有福的众叛亲离与刁有福的对大家伙的忠义、驻京办事处的功能以及与实际的工作种类、信访干部竟然也支持刁有福上访……甚至刁有福的控诉“当你说我是刁民的时候，你中午有人请，有酒喝，坐上席。晚上有人请你洗脚按摩，唱歌打牌。回到家清清爽爽，说不定用去了两三个避孕套。可我中餐还没着落，顶多找个路边摊吃碗面。还没有家可回，儿子不知在哪里。你儿子已经找好了单位，穿得周周正正上班谈女朋友，几十万的结婚钱已给儿子媳妇留好了。我身无分文。你说这刁民谁愿意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让人无法从中找到事物的逻辑正常。然而，就是在这种现实背景下，许多作家却晓风弄月的玩着贵族写作。难怪林贤治大声疾呼：我们这些学者算什么？哪个会自始至终想到沉默的大多数，哪个人会想到社会不合理的存在，哪个人会正视专制主义的存在，哪个人敢挑战专制者？我们有谁能够真正做到？
时代为什么需要文学？那是就因为文学能让我们更清楚更真实地去认识一个年代。为此，一个作家就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的使命感，怀着对人民的朴素感情去关注人民的生存状态，为群众的根本利益着想、着急，沉入到生活深处去深刻认知这个时代。陈应松，无疑就是一个榜样，他用他自己独特的笔触记录下了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
（原载《中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