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存准率上调之后，今天货币市场回购定盘利率出现暴涨市况。隔夜、一周、两周利率分别达到4%、6.19%、6.30％；超过 5月25日达到峰值，5.0064％、5.2640％、5.6000％；前一日――6月14日，分别是3.48％、4.18％、4.28％。

这说明，“提准”已经使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再次高度紧张，把市场刚刚舒缓的神经再次绷紧。央行所为无异于“作茧自缚”，不知这样的恶性循环还要持续多长时间。用“极左”的手段，修正过去“极右”的错误，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

舒缓银行流动性短缺最有效的手段当然是“加息”。其实，我近期之所以连续发表“不该加息”的文章，就是担心央行“会这样做”。他们只关心流动性的问题，只关心货币总量的问题，而无视在“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中，形成“越加息，劣币越多；劣币越多越需要‘提准’锁定良币”――恶性循环，以致经济崩溃。这里的“劣币”指的是不能直接支撑实体经济的“热钱”，“良币”指的是直接支撑实体经济的贷款。

有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我不这样看，关键在于“度”的把握。现在当然没事，你可以说GDP增幅回落是经济正在向着宏观调控的方向运行。但是，在整个国际经济形势异常复杂多变，很有可能二次探底的情况下，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再度发生“紧缩性控制和国际经济二次探底‘双碰头’的格局”，到时候，是不是还需要“180度大掉头”？

中国经济是不是经得起这样“极左极右”的来回“折腾”？当前管理中国经济，必须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看来，中国管理层不相信美国、欧洲会出现债务违约，否则就不该像现在这样，如此大力度地紧缩。走着瞧吧，万一欧美出现债务违约，哪怕是一点点，中国经济就会“双碰头”衰退。

也许有人会说，欧美债务违约的可能性比较小，我也不敢轻易相信会有债务违约出现。但作为国家战略，就算可能性较小，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设防？别忘了，“美国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比较小”正是2008年管理层的基本共识；“美国金融危机不会持续时间太长”也是2010年管理层的基本共识；“国际经济正在复苏过程中”更是管理层前不久的基本共识。现在看，这些判断是否正确？

中国人讲求“居安思危”，但现在本该“居危思危”，可我们做到了吗？樊纲6月13日发表评论说：不要一天到晚唱衰制造业。呼吁：不要把“转型”变成“转产”。他指出：很多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英国，现在都在想方设法怎么回归实业。可在国内，由于过去片面强调金融等高端服务产业的高收益，相比之下好像实业挣钱少，很多人因此鼓吹要转型，结果很多企业转型变成了转产。

在樊纲看来，转型是转变生产方式，改变生产机制，减少资源浪费，提高资源效率，改变我们的储蓄消费结构等，而不是现在很多企业说的要转产，放弃传统制造业，去搞高新科技、高端服务业。因为我们还处在发展的早期，我们的基础非常薄弱。而且我们这么多的农民、农民工，70%的劳动力是没受过高等教育的。

我赞赏樊纲先生的观点。像他这样站在实业角度看问题的专家、学者太少了。我认为，中国“居危思危”的核心问题就是如果在现实条件下，确保“实体经济安全”。实体经济垮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存款准备金等安全指标再高都没用。因为，实体经济是银行贷款的主体，实体经济垮了，银行资产必然变成坏账。

樊纲用了“唱衰”一词描述现在社会对制造业的偏见。在我看，现在的社会风气、尤其在金融界内部，他们对制造业简直就是“歧视”。在他们眼里，实业不过是他们赚钱的工具而已――金融忘本了。这种十足的“华尔街恶习”，现在已经逐渐变成了被中国金融群体顶礼膜拜的“偶像”。

不是吗？紧缩政策已经使实业经济度日如年，甚至已经使大量民间实业资本逃离实业，变成流窜于各个“可炒市场的热钱”。但就是这样，我们依然紧缩不止，难道问题还不够严重？紧缩使得实体经济难过，迫使他们变成热钱；热钱越多，就越需要紧缩。这难道不是另一个“恶性循环圈”？

我们必须尊重客观事实：在后WTO时代，在强权货币客观存在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货币政策没有多少独立的空间。不要总拿印度等国说事，它“无度加息”是在犯错误，我们是不是就有理由去犯同样的错误？更重要的是：美国考虑到其全球战略的需要，现在不会去刻意攻击印度，但我们哪？“我们是丛林中正在被追逐的羔羊，却在按老虎的套路出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