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人的遭遇，一个民族的遭遇
——读陈应松小说《一个人的遭遇》
艾凌
《小说月报》第五期和《中篇小说选刊》第三期，都选载了陈应松发表于《北京文学》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足见这个小说的现实影响力。我为这三份刊物的社会责任意识表示由衷的敬意。陈应松的《一个人的遭遇》，讲述了一个叫刁有福的下岗职工在艰辛的上访过程中的非人遭遇。这是一部有担当的现实主义作品，触及我们遮遮掩掩的体制。这是刁有福一个人的遭遇，也是他背后几百名职工的遭遇，那么这还是一个人的遭遇吗？当一群人遭遇到鸡蛋碰石头，那是什么滋味？
起初是因为和母亲舅舅之间的家庭纠纷去派出所、法院、信访局告状，但是他们均以一句“建议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敷衍他，这一句话就可以把任何人打发走，不干他们的事了，如今的公务员不想揽事儿了。“这不仅是一个利益集团，而且是一个冷漠的利益集团。走到哪儿都是一张冷脸，你要老百姓心气能顺的？”家庭纠纷没有解决，但在与信访局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他作为“水牛哞哞酒厂的正式职工”，在厂子“改制”后，按政策应该得到安置，但是“下面没有执行”，他于是和其他下岗职工联系，并被推举为职工代表，开始上访，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遭遇到了种种挫折，但他一直不甘屈服，直到被以“妨碍公务罪”判刑两年半，他出狱后，当时拥护他的下岗职工也疏远了他，而且从他的遭遇里接受教训放弃上访，工友说：“别去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我是看穿了。你坐牢，咱们二十多个被拘留，这事你斗不过他们。”坚信政府的刁有福继续上访，但被他们市驻京办的人殴打，虽然信访局治好了他的伤，但他自己坚持正义的决心也绝望了，只好回到村里“贷款”养猪搞酒坊，最后放弃了上访的念头。终于没有拧过大腿。对于刁有福和他的家人也许幸免一场更大“莫须有”的灾难，但是这个结果是政府赢了吗？一个失去信任的政府，对于百姓而言，意味着什么？
其实，这样的遭遇何止一个刁有福？经常看到有博友在博客的满含血泪的求救留言，因为上访被迫害，甚至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我的家人也曾经经历过追求正义的巨大代价。公公上世纪80年代末期承包了某个县城建筑公司，垫资十几万，在他任建筑公司经理期间，还清了公司之前的数百万元贷款，扭转了建筑公司从前负债的窘境，首次盈利，因为在用人问题上公公拒绝用该县城建局长的亲戚，该局长便捏造事实，诬陷我公公贪污，并停止他工作，数次拘留，并且独吞了公公任职期间的合法所得的近百万元利益，更无法无天的是还一手撤了公公的公职，长达十几年，公公成为一个没有单位的黑户。一个国家公职人员，因为得罪局长，未到合同期满被非法解聘，而且被陷害关押，按照当初的合同，期满工作调入城建局，垫资归个人……数年的上访，原本是高中优秀数学教师的公公受尽非人折磨，作为当事人的家人，我只能说令人发指！这么多年，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公公遇到的都是相互推诿，踢皮球。与小说的主人公的遭遇相比过犹不及。如今的公公，与从前的事业有成相比，判若两人，平日里痴痴呆呆，变傻了。我们看望他时，他至今还会祥林嫂般絮絮叨叨：我的钱就快回来啦，我的钱就快回来啦……
我亲眼目睹了，鸡蛋是碰不过石头的，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我曾经把公公的事情写出来送到报社（我本人是兼职记者），报社领导说，这里是政府的喉舌，没有政府的许可，不能发，请理解，我可丢不起饭碗。在报社的同学还说，有个年轻的记者因为披露与政治权益有关的内幕，结果被莫须有扣了个罪名关进了大牢。大号的前程没了。他尴尬地请我理解他的难处。我和我的家人最终也像小说的主人公一样，选择了放弃，不然这样继续下去，人会发疯，会走极端。就像小说的主人公，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打算在水牛市文化节，背着氧焊的电石，给政府搞点惊天动地的事出来……
他想走极端。你们逼得嘛。
陈应松在创作谈里说，我真正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许多不幸是根本无助和绝望的，神仙也没有办法帮你，同情一点作用也没有。无奈的悲痛和屈辱已经不是一个时代、一个政府的事情，而是生活真的太没有道理了。而许多人挣扎在这漫长的没有道理的现实之中。他们不屈服，不管有无希望，一如既往地陈述和反映，犹如祥林嫂。陈应松在农村挂职期间，多次接触到一些上访者。他对他们为什么要上访有很深入的了解，很多上访者是有冤屈的，只是我们有些人对他们比较麻木和冷淡，导致小问题拖成大问题，甚至会酝酿成群体性事件。行政不作为现在比较严重，这是上访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
记得从前每次回家乡，老家人知道我是写字的人，就会涌来一群人，纷纷说自己遭受不公正的事情，清楚地记得，有个男人指着头上的伤疤说村干部伙同乡里的干事们，因为超生，把他家里的东西强性搬走，还把他一路倒拖着关押了好多天。那时候，我听着老乡们的控诉，觉得浑身颤抖。
作为一个写字的人，我没有办法。就在几天前，我还帮妹妹在人民网、新华网等知名网站发布了她在青岛黄岛打工的遭遇《在山东黄岛开发区劳务惊现奴隶式佣工》 ，至今也是没有音讯。自从发了这个帖子，我就每天担惊受怕，担心亲人的安全。
不说了，还是回到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到底我们这些鸡蛋、蚂蚁们都遭遇到了什么？
既然都毫无例外地涉及到当权者的饭碗前程，那就直指当下的体制了。一个会使委屈的百姓遭受非人待遇的体制意味着什么？当体制使百姓委屈自己压抑自己妥协时，长此以往会积压怎样的情绪？情绪一代代积压，有量变到质变，总将会产生什么？极端往往产生于情绪失控。
这分明是一群人的遭遇，更是一个民族的遭遇。
能在《北京文学》、《小说月报》（头题）、《中篇小说选刊》这些读者心目中的小说要刊读到《一个人的遭遇》，我看到了中国文学的力量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