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1961年出生，广东汕头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清华大学伦理和宗教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应用伦理学中心研究员、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等职。
赵汀阳著述甚丰，涉及知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美学、存在论等领域。主要著作有《美学和未来的美学》（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哲学的危机》（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论可能生活》（1994年，三联书店版；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修订版），《一个或所有问题》（1998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2个方案》（1997年，辽宁大学出版社），《人之常情》（1998年，辽宁人民出版社），《直观》（2000年，福建教育出版社），《赵汀阳自选集》（2001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长话短说》（2002年，东方出版社），《没有世界观的世界》（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现主持《论证》和《年度学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两份连续出版物。从1998年开始，赵汀阳在《读书》、《天涯》等杂志陆续发表一些自称体现“与哲学有关的议论”的漫画，2004年结集《观念图志》，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至少在1994年，赵汀阳就在自己的《论可能生活》中系统地提出了“无立场”方法论，认为在思想的领域中，一个人不能“执”于任何一种立场，而要在公平开放的交流平台上，将问题的各种可能性“摊牌”，以最终找到最有效、最切题的立场。就我们的接触来看，赵汀阳在人际交往中也谨慎地保持着这种“无立场”态度。然而，在生活态度上，赵汀阳有着自己强烈的立场，那就是： 缓慢行走的哲学思想姿态，反对赝品的社会文化姿态。
赵汀阳和他推崇的苏格拉底和孔子一样，更像一个行走着的、思想的哲学家，而不是书斋或学院之中的学问家。苏格拉底曾经带着他的学生们在雅典城各处游荡，孔子及其弟子们也曾在周游列国之时讨论和传播理念。正是在这样的“行走”之中，思想遭遇了生活中的真实问题。然而，后世的学院传统将哲学变成了哲学史，将思想变成了训诂；思想者的形象，也从“行者”变成了“坐而论道”，“读万卷书”遮蔽了一度同样重要的“行万里路”。“行走”的姿态和风格，被长久地遗忘了。
商业化的文化生产假定了人民只需要最肤浅的安慰，即所谓“心灵鸡汤”或“成功宝典”。于是，大量的赝品被塞到人们手中，甚至会制造出某种虚假的繁荣景象。因而，赵汀阳反对赝品的姿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孤独和卓越的（这又是一个他喜欢的概念）。反对赝品就是对卓越的坚持，是对人生的丰富、对幸福的深刻与崇高的坚持。
赵汀阳很少谈论自己的日常生活，但我们从只言片语中依旧可以发现，他有着自己的侠客梦。他崇拜荆轲，曾经渴望成为一个刺客。他推崇先秦时代，因为那个社会崇尚人的尊严和勇气，对真正高尚的人满怀敬意，于是会有许多视死如归的勇士慷慨赴义。不久前，我们在赵汀阳的居所中进行了一次访谈。为我们打开房门的正是他本人： 不高的身材，瘦削而悠然，戴眼镜，一身黑色。坐在宽敞的客厅中，捧着清淡的绿茶，赵汀阳缓缓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思想之门。
哲学在中国
吴虹飞： 您最近的一次公共活动应该是11月1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哲学节在中国”。作为联合国“哲学节”的中方负责人，请简要介绍一下情况吧。
赵汀阳： 哲学节是2000年联合国确立的一个新节日，选在了每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四，在世界上数十个城市同时举办。这个日子是猜测中的苏格拉底的生日。这个选择是很有道理的。在我看来，西方哲学有两次起源： 第一次是前苏格拉底哲学；第二次就是苏格拉底。这造成了两个重要的转向。苏格拉底之前，哲学是对世界本原的猜想，人们有各种意见，但还没有哲学的方法论。人人都有权说出意见，但意见未必都是真理，因此，在各种说法（logos）中挑出真正的logos，就变成一个根本问题。苏格拉底发明了哲学的方法论，就是所谓的苏格拉底式对话，它成功地把议论变成了讨论，把说话变成了分析。大家把想得到的各种逻辑上的可能性统统摆出来分析。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它决定了哲学研究的不是某个事实，而是某个问题的全部可能性。另外一个转向，是他把以前那种对自然的纯知识论好奇，拉到对生活问题的讨论上。苏格拉底关注的是“德性之知”，希腊说的“virtue”，按现在的说法，接近于“卓越”。哲学要研究的是关于“卓越品质”的知识。对生活来说，重要的德性是人的德性，社会和国家的德性。这使哲学成为一种跟价值问题有关的讨论，主要是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问题。
我们中国与此不同。中国哲学可以说只有一次起源，在先秦或更早，一入手就是苏格拉底式的伦理和政治问题，我们没有走过那条纯知识论之路。从周公开始，直接讨论的就是有关生活的社会制度问题。西方有“metaphysics”，元科学研究。中国则只关心“metahumanities”，人文原理研究。关于自然的形而上学其实不是个问题，因为自然不是人创造的，我们做不出来的，就不可能知道它的最终道理，所以，关于自然的世界观只能是某种美学观点。中国哲学在给自然选择了一种在美学上具有优点的世界画面，像阴阳五行等之后，就不再劳神费力。既然永远不可能知道世界的真相，那么就给它“最美的图画”。而生活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它的问题是必须回答的，否则有可能把生活过坏。而世界并不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吴虹飞： 您的那份问卷，在“最伟大的哲学家”问题中，统计排在前两位的是柏拉图和孔子。对这个结果，你觉得意外吗？
赵汀阳： 我觉得很正常。我猜想这两人的书未必大家都读，但大家都默认那是最伟大的经典，不好意思不把他们选上。另外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他们的思想实际上已经化在这个世界的现实中了，我们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思想参与所成的，这就是伟大。
吴虹飞： 这份问卷中还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结果吗？
赵汀阳： 十个哲学家的排序，前面六七个都跟孔子、柏拉图一个性质，不好意思不选。后面几个真正能够说明问题的，主要是西方的哲学家，近现代的，尼采、海德格尔。这很值得分析。在现代人物中，西方有许多人重视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但在中国，他们都很靠后。
吴虹飞： 您觉得可以怎样解释一下这种结果？
赵汀阳： 参加我们调查的，主要是青年人。李泽厚说过，年轻人都会喜欢尼采。青春期的心态往往是比较注重自己，赋予自我很多独特性，又喜欢浪漫。尼采强调个人，大家就会很喜欢。当然这也是对尼采很表面的理解。比如尼采关于现代性的判断，是很深刻的，反而大家关注的很少。
更值得解释的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谈的是“存在”这样的“终极”问题，爱好哲学的人们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因为这些“终极”问题感觉上比较深远，似乎能够“一步到位”，尽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然，海德格尔谈得很漂亮。
吴虹飞： 有人称您为当代中国少有的不被西方理论霸权影响的哲学家。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赵汀阳： 这个评价高了……非常感谢。实际上我受西方理论影响还是很大的。在1980年代，我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想法的时候，以专家的方式研究过几个西方哲学家： 康德、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我不排斥西方的资源。但我后来的做法是以中国为本，去“化”西方资源。过去曾经以为西方的框架是一座哲学房子，什么东西都要往里面装。后来我发现装错了，那里装不下需要思考的问题。现在我希望这座哲学房子是中国的框架。来者不拒，但是要搁在我们的框架里。现在我用的就是中国的思想框架，所以属于中国思想。
这一百年来，中国的传统中断了，发展很慢。据我观察，中国大概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才对自己重新有了自信，才能重新创造性地去思考一些问题。现在我试图把中国的思想在现代的条件下做厚做深。
哲学的正宗传统
吴虹飞： 您是怎么开始进入哲学的？
赵汀阳： 我的理想一直是很宏大的，小时候想当一个原子弹的制造者，想当一个刺客。但你想做的可能很多，实际上做的是由你的能力决定的。我只会干这行。当然做数学也是可以的，中学时候我的数学很不错，但在高考前我自己选择了文科。真正开始对哲学感兴趣，是在大学高年级的时候，我觉得它和数学比较接近。
吴虹飞： 学习哲学是不是很好玩？
赵汀阳： 哲学一点都不好玩，但却是一种智力极限挑战，因为哲学专门想一些人们想知道而又几乎不可能知道的东西。不敢自以为是的人能够做哲学，他会发现无数解决不了的问题。
吴虹飞： 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赵汀阳： 恐怕是毛泽东了。毛泽东的创造性极强，而且他只推崇创造性。他本人喜欢用的是“革命”一词，他的革命是肆无忌惮的，而且是不断革命。他主张的过激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我并不同情，至少有不同看法。
吴虹飞： 您从您的老师李泽厚先生那里得到的最大收益是什么？
赵汀阳： 自由。
吴虹飞： 谈谈您说的哲学的正宗性吧。
赵汀阳： 就是回到苏格拉底和孔子的传统，也就是关注生活中真实问题的传统，这是哲学的正宗性。不同时代的哲学问题跟这个时代“要命”的问题是相关的。当代的哲学问题，应该都是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问题，是现在的全球化过程中，社会形态、制度、法律、伦理等方面深刻变化提出的新问题。从18、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叶，哲学面临的是科学的迅速发展，那个时候主要是知识论的问题。现在我们困惑的，主要都是政治和伦理性的问题。这应该是哲学的正宗，是人类一直的苦恼，所以现在我们要呼唤一种回归。
吴虹飞： 您的这个哲学正宗传统，被有人批评为“老的、白的、男人的”传统，您怎么看待这个批评？
赵汀阳： 说到“老人”这个隐喻，我很愿意承认这种说法。今天这样反对“老”，是现代性的文化。对现代性，尼采说，现代就是奴隶反对主人、低贱反对高贵的运动，这个运动建立了新的价值观，以“进步”为标准，于是就反对传统。列奥·斯特劳斯进一步概括这种逻辑，就是新的反对旧的，年轻的反对年老的，今天反对昨天，现代反对古代。麦克卢汉也讲到，现代要求人们必须不断地保持青春，必须永远年轻，就像个“过不完的青春期”。现代性开始作为奴隶反对主人的政治运动，打破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这是合理的；但后来把这种政治逻辑转化成了一种文化逻辑，就比较有害了。文化事业需要积累，需要精益求精，需要有品级，这是文化的逻辑。不能在文化上逼着人假装永远长不大，总是向可以撒娇和不负责任的童年和青春看齐，而故意反对两千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两年前的成就。现代性导致的这种不断背叛和不断革命，在文化上的弊病，就是破坏了积累和精益求精。所有东西都是瞬间报废的，就显然只能是低成本、低劳动量的产品，无法产生高品质的精品。所以今天生产出大量垃圾，根本不给你时间，只能瞎凑合，只能糊弄。所以，“老年”隐喻的东西并非都是坏的，相反，它与责任感有关。当然，我觉得“老年”、“男人”这样的隐喻都有一刀切的极端性，真实的事情并非如此。老年和青春的优势并非不能兼备。
至于“男人”的说法，就更有趣了。这是一个事实，不管中西古今，哲学这个领域，主要是男人在做，这难免导致哲学气质的男性化。女哲学家非常少，像汉娜·阿伦特，很了不起，但由于某种原因，事业没能做到极致，但她的才华是足够的了。还有安斯康姆，她是维特根斯坦的学生，也是维特根斯坦身后所有手稿的整理出版者。她自己的贡献是重新恢复了德性伦理学。她在1958年提出这个问题，整个西方到1970、1980年代才开始重新重视这个问题，可见她的敏感。不过这些女哲学家用的也是男性思维。我们必须承认，哲学到现在还是一个男性化的行业。但我们在这次哲学节设了“女性与哲学”专场讨论，就是希望能够发现一个新的角度。我不可能替女性去不同地想像这个世界，但我相信，这个世界由女性来看，肯定会有所不同。也许会更加有趣，但关键是女性观点的哲学还没有做出来。
吴虹飞： 在关于“最伟大的哲学家”的问题中，您罗列了一些可能的人选。我们注意到，属于当代的哲学家很少……
赵汀阳： 相对于两千多年的传统，已经不算少了。当代哲学的创造性并不很大。有几个人是有推进的。维特根斯坦是非常独创的，海德格尔也有推进，胡塞尔也有推进，哈贝马斯也有一点推进。还有像罗尔斯，他影响很大，但独创性不强，主要观念都不是他发明的，只是进行了修改和更好的表述。
吴虹飞： 您最近谈到哲学考虑的是如何“使思想的能力和魅力最大化”，谈一下您自己的具体实践吧。
赵汀阳： 思想能力和魅力的最大化，我自己肯定还没有做到。思想能力的最大化，这是我一贯推崇的方法论，也就是我说的“无立场”方法论，这是从老子那里发展变化出来的。《道德经》第五十四章最后说到怎么才能正确地看问题，要“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简单地说，你要看清楚事情，千万不能够以自己为尺度。如果你是要去买房产或者买汽车，这个时候“自己”的尺子是适用的。但要分析国家利益，就必须以国家为尺度，如此等等。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立场都是有自己的道理的，一个立场不可能被另一个立场驳倒。关键是把一个立场用在哪里才合适，也就是讲究分析对象和分析框架之间的协调匹配。所谓的思想最大化，就是必须动用全部的可能性，把各种立场的底牌给亮出来，不留任何豁免或思想走私的余地。
思想魅力的最大化，就是你想的问题必须是和大家心中的困惑、和大家的幸福相关的。问题不仅要“切身”关己，也要“关人”、关心天下。这样的思想才会有魅力。
吴虹飞： 简单总结一下您自己的写作风格吧。
赵汀阳： 风格，我希望这样： 思想深刻，但表述“清楚明白”。其实这是笛卡尔的原则，是他的风格。我做的东西，在方法上是逻辑的，在问题上是严重的，像政治和伦理，这些事情本身是严肃的，所以只好努力把事情说清楚。思想是跟人说正经事，不是给人闲着把玩的，所以要用最清楚的语言。
吴虹飞： 您最近都在看些什么书呢？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赵汀阳： 我这些年看的书都是跟工作有关的，除了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都看。每个学科接触的事情以及切入角度都不一样，能够从好几条路去一个地方很有意思。
我最近做的主要是政治哲学的问题，中国政治哲学。我最近有两篇关于中国古代“天下观”的长文，很快会出本书，《天下秩序——世界制度的哲学分析》。
“我不是一个有趣的人”
吴虹飞： 您经常说到“有趣”，谈谈您的生活吧，您认为自己是一个有趣的人吗？
赵汀阳： 我希望有趣，但没有那么容易做得到，有时候会受问题的限制。我关心的很多问题本来是很严重的，没法有趣，也就笑不起来了。
我觉得个人的生活、个人的经验不值得一谈。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个人经验都不值一谈，我是说我的不值一谈。我一直觉得，如果你没有打过仗，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事情，没有管理过国家，你不是比尔·盖茨，没有经历过大的变化，有什么好谈的！我不否认别人有谈的权利，但我个人的选择标准是，你如果没做过惊天动地的事，就没什么好谈的。
吴虹飞： 您的同事周国平写了不少散文，您是不是也写一点？
赵汀阳： 不好意思，我不喜欢散文。我不是一个有趣的人，从来不关心风花雪月，最不想当文人。最想做而不会做的事情是： 造原子弹，当将军，或者数学家，科学家，刺客，特务。还有，我羡慕有功夫的人。我认识两个高人，广州的阮大侠和北京的余大侠，手一动就摔人一跟头，很是佩服。传说我祖上也是武林人物，可惜功夫失传了，惭愧得很。
吴虹飞： 您的漫画很受欢迎，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画的？
赵汀阳： 受欢迎吗？我的漫画书，销量还不及哲学书。很多人对我说，你的漫画我们看不懂。我本来就会一点儿画，我学过绘画。但很多年没有画了。开始的时候，就是画给朋友玩儿的。后来被一个编辑看到了，在一些刊物上发表，就慢慢地一直画下去了。
吴虹飞： 您能回忆几件或者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
赵汀阳： 谈恋爱和吃大螃蟹都很快乐。有一天一个朋友拿来两只五斤多的大螃蟹，很好吃。
吴虹飞： 您认为幸福是什么？
赵汀阳： 真正的幸福是很少见的，就像真理和美一样不可多得。人们没有幸福的时候，就只好拿快乐来糊弄自己。所以，快乐只是暂时的目标，幸福才是生活永恒的目的。我不相信有人不明白什么是幸福。人都是明白的。当得不到幸福的时候，他没办法，只好用快乐去替代。“赝品文化”的精义其实就在这，它有一种毒品式的替代性。毒品能够让人high到假装自己很伟大、很痛苦、很深刻、很特别、很有个性，如此这般。可惜那都不是真的。
（本文与穆青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