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走运”的考试型尖子生问题在哪里
据《大洋网》,“‘北大才子’拾垃圾度日的消息后,由于文章没有透露‘北大才子’的真实姓名和确切地址及联系方式,记者只好凭运气按图索骥‘打探’。 当记者敲开了‘北大才子’的家门。这是住在四楼的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屋,因没钱交电费,大白天点着三支蜡烛,室内显得昏暗。‘北大才子’的居室摆设还算整洁。一个闲置的餐桌上堆满了书,不仅有地质方面的专业书籍,还放着***著作。另一桌面上放着一张英文版《中国日报》。室内除了几把椅子,几乎没有家具。‘随便坐吧!’‘北大才子’热情地跟记者打招呼。
站在记者对面的‘北大才子’,身高一米七三左右,皮肤较白。他上身穿一件旧T恤,没有发现报纸上刊登的他那条屁股上破了个大洞的牛仔裤,但他确实趿着一双脏兮兮的拖鞋,与‘北大才子’的书生身份极不相称。‘你是不是大学毕业?’开口第一句话就‘审查’记者学历,让记者感到意外。当他听说记者是一所普通高校毕业生后,‘北大才子’脸上露出不屑一顾的轻蔑。”
(这位“北大才子”即使到了拾垃圾的地步,仍不忘蔑视非名校出身的人。不难看出他的名校情结、“分数排队”的教育对他悲剧人生造成根深蒂固的影响。)
“是名校的牌子压垮了‘北大才子’,”广西平果铝业集团一位企业干部深有感触地说,“在他落难的时候,我们曾把他看作一个人才邀其加盟,但他嫌我们公司不配招聘他这样的高学历人才,宁肯自己闲赋在家捡破烂度日。”这位企业界人士认为:十多年里,“北大才子”一直将自己当成一个拔尖者或“精英”,认为应该样样优秀、事事顺利,他的思维和行为时时刻刻紧紧地与名校招牌捆绑在一起,为名所累,不堪负重,直至把自己拖入死胡同。
无独有偶,北大生陆某卖肉,北大生武某卖糖葫芦,北大生高某因求职失败摆出招牌招揽“陪聊”,南京大学博士陈某乞讨,曾经的“神童”硕博连读生中途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劝退回家游荡、赋闲的魏某某。
据《法制周报》,200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戚柯(化名),毕业后进的第一家单位是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可半年之后,他因种种原因被辞退。此后数年,他做过搬运工、发过传单、交600元找过中介谋生路,但每份工作总在1个月左右就结束了。直到去年(2006年)9月,他对生活彻底失去了信心,成日无所事事。
在清华就读的最后一年时间,他给家里写的信特别多,并开始在信中抱怨父母长期以来对自己的管束,甚至入大学以后,也脱离不了父母的“遥控”。他在信中写道:
“多年以来,你们粗暴蛮横的教育方式,使我自幼以来对你们在情绪上形成了坚强的抵触以及在心灵中留下了许多黑色的回忆。 一个人受一两次委屈并不要紧,每天被人误解还要认为对方有道理,这个人就不正常,而中国文化就把这种不正常的心理列为‘孝’道,实在是扭曲人性。 我已经离开家庭很多年,但心仍然在家放着,你们的一举一动仍然影响着我,我并不开朗也不乐观,我性非如此,希望你们尊重我的正当权利和应有的尊严,否则我就很痛苦,因为是你们在伤害我。”(摘自1999年5月16日给父母的家书)
也许有人仍然会说,对于全国每年毕业成千上万的大学生、硕士、博士生来说,这些例子只能算“九牛一毛”的个案。
这些单纯的家长,要知道以上的事例只是因为经媒体曝光后才知道的。卖肉的北大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看到同学后,才发现他们中有的人比我经历还丰富、还悲惨,但大多数人的现状都比我强得多。”(注,卖肉的北大生是早在1985年考入北大的呀,与扩招后名校生的社会待遇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北大生卖肉”被媒体曝光后,一度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以致北大人为了平息社会议论的热潮不得不出来说话:“这种事(指“北大生卖肉”)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这句话的背后透露了北大人对类似案例的司空见惯,早已处变不惊和无可奈何。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戚柯(化名)被辞退后,在社会上几经周折,患上抑郁症后,其母亲因求助媒体一事找过戚柯的同学,曾遭到同学反对,说:“一旦媒体曝光,将来他将来怎么好再找事做?”
因此,我们应该看到,以上的事例对教育界和相关部门来说是极尴尬的事。(如,“北大生” 高×挂牌摆摊当陪聊一事,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负责学生工作的党委***马××,极不愿意与记者谈论高×当“陪聊”的事。当记者拨通他电话后,他说“我不发表任何意见,也不希望媒体写来写去!”)只是因某种原因撞到了媒体的“枪口上”,才得以曝光。相对于没有被曝光的“不走运”、出现心理问题的、自杀的名校大学生、硕士、博士生,他们仅仅是只是冰山一角。
据《瞭望东方周刊》“与纷乱的春天一起到来的,是大学生自杀‘旺季’”
3月22日下午,北京邮电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吴某从该校本部主楼一跃而下,终结了自己年轻的生命。3月28日,南京林业大学南方学院化学工程系一黄姓女生在宿舍内上吊自杀身亡,据称与考研压力大有关。大学生自杀似有愈演愈烈之势。2008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就发生63宗大学生自杀事件,其中北京、上海各23宗。2009年,学生自杀趋势有增无减,仅上半年,北京就有14名大学生自杀身亡,这一年年尾,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杨元元之死一时成为新闻焦点。
对于北邮博士的死因,校方三缄其口。不过,此后,该博士一封声泪俱下的遗书在网络上被广为流传。遗书如同一封对社会的控诉书:“现在知识太没用了。有用的只是金钱和权势,有用的只是关系和背景。”
据《中国新闻网》, 大学生自杀主要是由于个人心理承受能力和客观的社会环境引起的。相对来说,大学生群体是一个比较理性、素质也比较高的群体。有研究资料表明,在高校自杀率统计中,大学生高于一般青年,重点大学高于一般大学,研究生高于本科生;同时,自杀占到了20至30岁年轻人死亡原因的首位。自杀学生即使有些还比较优秀,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社会或大学生对自己的期望过高?
据《今日早报》“20%的大学生有心理问题”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曾对全国126万名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大学生有心理疾患者高达20.23%。而2005年底,他们通过对本省四所高校3564名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测评,也发现19.6%的大学生出现抑郁症状,16.2%的大学生出现焦虑症状,14.3%的人存在敌对情绪,大学生中有心理问题者高达20.04%。在现实中,则反应为每年大学生群体中因心理健康问题而休学、退学、自杀甚至违法犯罪的比率已呈上升趋势。”
平均五个大学生中就有一个有心理问题,虽然对这种抽样调查的可信度值得谨慎。但是一个优秀的大学生≠一个优秀、成功的职场能手,并且后者只是少数,这是不争的社会现象。问题出在哪儿?从结果现象来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出在他们的职场能力,出在他们高期望值与实际社会需求的矛盾;是他们虚高不下的自信心被现实社会无情地击破、崩溃的原因。
追溯这种虚浮自信的根源,则是他们从小读书时受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指导,一切从分数出发,一切以分数来排队;使他们除了为考分而学习外,没有为兴趣爱好而学习的成分。
这种在学习中因缺乏个人的兴趣爱好(包括早年业余的)是导致他们职场能力不强的主要原因,加上与虚高不下的期望值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导致人生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