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咨文演说上，奥巴马总统强调了创新对“赢得未来”的重要作用。看来他很想将美国人的聪明才智推向黄金时期，释放每个人的天资。但我总是忍不住想到这个问题，要是我们没这么聪明呢?毕竟聪明才智靠的是少数天才人物。但如果没有那么多天才呢?今天早些时候，我读到了Gideon Rachman在《金融时报》上的专栏，其中引用了《外交政策》杂志最近发布的“全球百大思想家”名单， 并指出与过去相比，21世纪缺少“大思想家”：

　　“只要你开始列名单，就很难摆脱这个印象——我们生活在一个碎片化的年代。

　　《外交政策》2010年所列出的这个名单有点奇怪，因为杂志评选出的十大思想家都更以‘行动家’的角色为人所知。并列第一的是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上榜理由是慈善工作。之后是奥巴马、巴西外交部长Amorim一类的人，直到第12名才有个思想比行动更著名的人——经济学家Nouriel Roubini。

　　随着名单的继续延伸，真正的思想家开始占据统治地位，经济学家、哲学家、作家、神学家纷纷出现，这其中还包括非英语世界的中国编辑胡舒立以及由Jacques Attali领衔的法国知识分子。

　　这的确是个重量级的名单，然而跟150年前相比呢?1861年，这个名单会从查尔斯•达尔文和约翰•穆勒开始，之后还有卡尔•马克思和查尔斯•狄更斯，这只是伦敦附近的人，在俄罗斯，还有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即使像《外交政策》杂志这样偏爱政治家，当年的巨人和如今的侏儒之间的差异也令人惊讶。1861年这个名单会包括林肯、格莱斯顿、俾斯麦和加里波第。

　　也许1861年是反常的一年?那我们再来一次，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年。1939年重要思想家名单会包括爱因斯坦、凯恩斯、T.S.艾略特、毕加索、弗洛伊德、甘地、奥威尔、邱吉尔、哈耶克、萨特。”

　　Rachman承认这也许对现代人有点不公平。他对“缺乏天才”的现象提供了许多种解释，从历史感的需要到“亲不敬，熟生蔑”。从我个人看来，我相信另外一种解释，也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比以前更麻烦，难解决、复杂，又涉及到各种学科，已经无法自己搞定了。第一个证据就是历史测量学上有关“创造力巅峰年龄”的数据。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人们创造力达到巅峰的年龄已经越来越高了，例如，达•芬奇也许在二十几岁就能应付中世纪的科学问题，而现代科学家的理想年龄已经变成了四十岁。为什么呢?因为学习整个领域知识所需的时间变长了，而创造新知识却需要这些旧知识。西北大学Kellogg商学院的Ben Jones发现了类似的趋势：

　　“比起一个世纪之前，今天那些创新者在学术方面取得伟大成就的年龄更大。利用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发明家的数据，我发现作出著名创新的平均年龄在20世纪中增长了6年。我对他们生活周期中的创造力进行评价，发现发明家在年轻的时候变得更加低产了。”

　　但我们21世纪的问题更复杂，它不仅导致了创造力巅峰的推后，还减小了个人的重要性。Jones与Stefan Wuchty和Brian Uzzi一起发现，团队在精神生产方面变得十分重要。通过对过去五十年来大约1990万篇论文以及约210万项专利的分析，西北大学的这些研究者指出，团队合作是现代研究的决定性趋势：

　　“在科学和工程学方面，171个分支领域中有99.4%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团队合作现象。同时，在社会科学54个分支领域中的100%和人文学科27个分支领域中的88.9%，以及专利业36个分支领域中的100%也都出现了团队合作增加的现象。”

　　此外，这种变化在有影响的论文中更为显著。某个领域引用最多的研究曾经都是孤独天才的创造，想想爱因斯坦和达尔文吧。而Jones和他的团队发现，如今最好的研究都来自团队。无论粒子物理还是人类遗传学都是这样，署名为多位作者的学术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是个人发表论文的两倍以上。这种趋势在“全垒打论文”，也就是至少被引用1000次的论文中更为明显，团队发表的比例是个人发表的六倍以上。

　　我认为这项研究能够帮助解释为什么孤独天才的时代要结束了。如果当前全球思想家榜单看起来有点不够给力，那只是因为最好的思想家不再只是凭借一己之力了。相反，他们需要其他人的知识和反馈。我们生活的世界如此复杂，面临的难题早已超出了个人智力的处理范围，合作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了。

　　附注：《自然》杂志的编辑Noah Gray认为，21世纪科研团队的崛起是“对祖先的社会化解决问题方式的回归”。这是个十分有趣的可能，也许孤独天才的年代只是历史的短暂一瞬，只是人类难题解决史上小小的反常。 ——巴菲特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