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三)
“四人帮”受审 邓小平复出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篇 “四人帮”法庭受审
“红女皇”悬梁自尽
1-32 逮捕“四人帮”
江青的最后自由时光
10月6日上午，江青要杜修贤到毛泽东住地游泳池。
“老杜，你迟到了……”江青一进来就这样说。先到一步的杜修贤还没明白过来，江青又说：“我们在这里学习‘毛选’已经学了好几天了，你今天才第一次来。”
学习开始后，没读几行，江青突然高声说：“你们知道中央谁反对毛主席？”
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搭她的话。她拍了一下大腿说：“万里。”
江青又说：“你们不信？哼！告诉你们，谁反对主席我都知道。这种事休想瞒过我！”
最后，江青又大谈到中央的局势：“中央领导人的排列顺序要按主席生前排列的排，谁也不能改动……谁要反对你们，不行，你们都是主席身边的人，反对你们就是反对主席……中央有人想整我，我不怕！”
接着，江青就宣布：“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和大家合影。明天继续学习。”
拍完合影，杜修贤正准备离开。江青兴致勃勃叫住他：“老杜，别走！我们一起去景山公园摘苹果，还要照一些照片。”
他们坐车来到了景山公园，江青非常得意地告诉杜修贤：“老杜，我们在这里劳动了好几次，特意留了几棵树今天摘，照些照片。”
江青真的要摘果子了。她从林子里出来时，欢喜地给每人两个苹果，说是要慰劳大家。她不知道，这是她人生中最后的自由时光。四个小时后，她和她的同伙就被拘捕了。
逮捕王洪文、张春桥
1976年10月6日，星期三。下午15点多，叶剑英就动身从玉泉山9号楼的住地来到办公室所在地——军事科学院2号楼，为了晚上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做准备，这让办公室主任王守江有些迷惑不解：离20点的会还早着呢，叶帅为什么这么早就来参加会议了？
叶剑英的贴身警卫马锡金早就接到了指令：10月6日晚上有会，他和司机老赵都不能回家，叶帅又亲自叮嘱：开会期间，“马头”站在会议厅门口不能离开，老赵坐在车里不要出去。
心底的诸多疑问虽然没有问出口，但无论王守江还是马锡金，都有一种预感：今天将有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左起：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叶剑英一直享有比较特殊的地位，他的人缘较好，与许多老干部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67年，被“上海帮”激怒的叶剑英一拍桌子将左手拍得骨折。
那时，“四人帮”与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已愈演愈烈且日益公开。身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张春桥分管海军，但海军司令肖劲光根本不买张春桥的账，两三个月也不向他汇报。有一次张春桥开会批评海军，批了一上午，肖劲光一声不吭，叶剑英也不发表意见，到了中午散会，肖劲光径直走到叶剑英面前，只跟他告别，好像其他人根本不存在，这让一旁的张春桥很是尴尬。
4月中旬，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建议叶剑英参加一些中央的工作。重新进入权力中心的叶剑英，便成了许多老帅们扳倒“文革派”的期望。与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时期就结识的聂荣臻，特意从城内来到西山，与叶剑英相邻而住，两人交往频繁。而肖劲光、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苏振华等军队的高级将领们，都先后来到叶剑英住处，他们直接在叶帅面前表达他们对“四人帮”的不满。大多数时间，叶剑英只是听不说，只是偶尔才会露出一点点内心的想法。
从这年年初开始，叶剑英便让下面工作人员每天坐车到天安门观察形势，下面人来向他汇报，他从不表态，只是偶尔叮嘱王守江注意观察哪几方面的情况。在79岁的叶剑英心里，一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计划已经形成。
17点多，叶剑英乘坐的红旗车停在了中南海怀仁堂门口，马锡金护着叶剑英下了车。马锡金扶着叶剑英刚走上台阶，中央警卫局的丁志友拦住了马锡金：“随员一律不得入内。”但走在前面的叶帅又紧紧地拉着他往里走，一拉一扯之间，叶帅的公文包就从马锡金的手里滑落，掉在地上。而叶帅好像没有这一幕，也没停下脚步，兀自往会堂走。马锡金赶紧借着送公文包的机会，尾随叶帅进了怀仁堂。
当马锡金陪伴叶剑英到达怀仁堂正厅时，看见华国锋与汪东兴早就到达，他们同时站起来迎接叶帅。
怀仁堂的会议厅大约有200多平方米，中间是一张很长的条形桌，华国锋朝南而坐，叶剑英坐在他的对面。马锡金与汪东兴及其两个警卫秘书、华国锋的一个秘书、两个警卫都躲在了屏风后面，几分紧张又几分不安地等待着。
1976年10月6日，这天下午，江青召集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在毛主席晚期居住的游泳池，学习《毛选》。
学习之后，她和大家合影留念。大概是还觉得不过瘾，她又带这些人去景山公园摘苹果。是呵，十月是采摘的季节，“四人帮”也有些急不可耐地准备“采摘”了。直到晚霞染上天幕，江青才蹒跚而返。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在这一天一过中午，就感到了不正常，４点左右，汪东兴直接打来电话：“邬吉成，马上来，到南楼。”南楼就是建在中南海东面船坞上面的一座楼，汪东兴的家就在楼里，他的家既是住所也是办公室。
邬吉成一走进汪东兴的房间，汪东兴马上就站起来了，说：“今天晚上行动，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吧？”
“不知道。但现在我已经可以估计个差不多吧。”邬吉成实话实说。
汪东兴直视着他，顿了顿说：“你负责外边，武建华负责里边。通知孙凤仙来，管理车辆，人下车后就把车子调走。”邬吉成知道汪东兴说的“里边”“外边”，是指怀仁堂的里边和外边。
大约7点多钟的时候，汪东兴来到了怀仁堂前。他见守卫在怀仁堂外面的邬吉成，轻声问道：“怎么样，都布置好了吗？”
“布置好了。”
“都没有问题了吗？”
“没有问题了。”
汪东兴做了进一步的交代：“他们来了，你把他们的随员，都放在五间房（即怀仁堂南面的来福堂等堂院的统称）。他们的车子，都停在怀仁堂西边的庆云堂。”
“孙凤仙来了没有？”汪东兴又问了一句。
邬吉成回答：“他跟着王洪文去平谷，好像还没回来呢，只要一脱开身他就过来。”
“一定打电话把他叫过来，让他管车。”汪东兴说完就进了怀仁堂。不久，孙凤仙就赶到了怀仁堂前，负责车辆的调度。
在汪东兴、华国锋之后，来到怀仁堂的重要人物是叶剑英元帅。他在怀仁堂前下了车。跟随他的两位卫士是马锡金和牟乃川。
叶帅见到邬吉成，一面点头打招呼，一面握住了他的手，说：“好好地注意啊！”
华国锋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此刻负责他的随身护卫是任东方，五六十年代，任东方曾经是刘少奇的卫士长。
王洪文在被捕的前一天，还上演了要和妻子离婚的闹剧。
1976年10月5日下午，王洪文让秘书廖祖康将儿子带回上海交给妻子崔根娣时，凄凉地说：“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况我这顶乌纱帽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搞掉了，到那时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接着，王洪文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廖祖康说：“你到管理处借500元钱给根娣带去，告诉她，我离婚也是为了她好。”
崔根娣是一个平凡而善良的中国女性，怎么能理解一个被权力的欲火炙烤得完全失去了理智的男人呢？她当时对转达王洪文之意的廖祖康说：“他的好意我明白，只要把孩子给我，我会答应离婚的。从今后他做他的官，我做我的工，各人走各人的路。”
就在这一天，王洪文从他的高官位置上摔下来了。
这是10月6日晚7点55分，王洪文第一个到来到怀仁堂。他左手提着文件包，挺胸直腰、趾高气扬地走向正厅。当天下午，他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室发来的通知：今晚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通知还有一条，是专门为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加的，说是可能会涉及到毛主席文稿的改动，让姚文元列席。
接着，依次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在怀仁堂前下了车。邬吉成按事先的安排，把他们的随从人员，都带到了五间房。带进去后，他向这些随从人员宣布了纪律：一是不许离开房间；二是不许和外面通电话；三是不能喧嚷。他要求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这几点。
因为以往开会，邬吉成也常常担当这样的角色。这一天，他向他们吩咐的，与以往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这些人也没有感觉到与往常有什么异样。
41岁的王洪文首先进入怀仁堂，当他走进小门后，还没来得及吭气，便被威武勇猛的突击队员牢牢地禁固在离华国锋、叶剑英五米左右的地方。在王洪文走到走廊的时候，行动小组的卫士就走向前去，立刻将他扭住。
王洪文一下子没有想到自己被捕了，就大声地吼了起来：“你们干什么？我是来开会的!”
他一边用脚去踢那些扭他的行动小组的卫士，一边拼力将手挣脱，向卫士们挥动起拳头。
行动小组的卫士们一拥而上，很快就将王洪文制伏。
王洪文被扭着双臂来到大厅里。华国锋两臂依托在桌子上，面对王洪文庄严地宣布：“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还未等华国锋念完，王洪文挣脱开卫士的手，大吼一声，如同一只发怒的恶狼一样，张开双臂，向着不远处的叶剑英扑去。
叶剑英毕竟是久经风雨的老帅，显得很镇静，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在王洪文距离叶剑英只有一米左右的时候，几名卫士冲到跟前，用力将他扑倒，然后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了锃亮的手铐。接着被行动小组扭离现场，押上了早已准备好的红旗轿车，拘押到隔离室内。
负责抓捕王洪文的是第一行动小组组长李广银和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因为王洪文年轻，有力气，前面两个警卫没有摁住他，他往前踉跄着冲了一下，后面又冲上两人将他摁住了。
刚把王洪文从后门押走，张春桥就从前门走了进来。华国锋照样对他宣布进行隔离审查。话音刚落，张春桥就被戴上手铐，押解上车，送往隔离地点。第二行动小组负责解决张春桥，组长是纪和富，张春桥没有反抗，只是眼睛向上看天花板。
张春桥与有历史问题的妻子文静秘密离婚后，便委托徐景紧在上海为他再觅一个秘书。徐景贤起初并未领会他的真实意图，而向他介绍了几个男性秘书，5月份，张春桥就给徐景贤送去一封“亲启”的“绝密”信，信中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候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不久，徐景贤果然为张春桥物色到了一位合适的人选。就在10月6日上午，徐景贤把她的档案装进标有“绝密”字样的大信封，从上海派机要交通员乘飞机直送中央办公厅。然而就在这天晚上，张春桥被捕了。徐景贤后来说：“一幕我为张春桥‘找伴’的戏剧，刚刚开场，就落下了帷幕。”
怀仁堂里等来的第三个人是姚文元。在怀仁堂东休息室被第四行动小组组长滕和松等截住。姚文元大声喊：“我是来开会的……”对姚文元的逮捕决定，是由武健华对他宣布的，姚文元被抓起来，带走了。
逮捕江青
押送张春桥的车上路后，按照预定方案，武健华和张耀祠带领着另一个行动小组，来到中南海春藕斋，执行对江青“隔离审查”的任务。
张耀祠和武健华率行动小组进入春藕正厅后，看见江青背西面朝东坐在沙发上。行动小组迅即从左右两两侧和沙发背后把江青围拢在一个半圆形的中间。江青仍然坐在那里，一副愤怒、凶狠的样子，但铁青可憎的脸上显现出忐忑不安的惊惧。但她瞬间又故作镇静，木然地抬起右手扶了一下眼镜，侧着头面向张耀祠和武健华，问道：“你们要干什么？”张耀祠威严地说：“江青，你不听中央的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阴谋篡党夺权。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江青问：“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的？”武健华叱责道：“中共中央是什么人，你难道会不明白？”江青改口说：“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张耀祠立即明确正告她说：“我们是奉华国锋、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实现中央决定的。”武健华催促道：“快，马上离开这里。快走，快走!”江青又问：“那我这里的文件呢？”张耀祠说：“我们会有人接管的，你把钥匙交出来。”江青说：“那不行，这里许多都是中央的机密，我要对党负责。钥匙，我只能交给华国锋。”张耀祠说：“那好，你把它装在信封里由我转交。”
江青用铅笔在一张信笺上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
接着，江青又在一只印有红框的大信封上写下“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还注明“江青托”。她把钥匙用一张信纸包好，同信一起放进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两端粘贴了“密封签”，把信交给了张耀祠。
江青被带到隔离室后，武健华飞快地赶回怀仁堂，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报告：“江青已被顺利拘押。”
在完成了上述任务后，武健华对张耀祠说：“都完了，那咱们也去宣布吧。”他们一起走向王、张、姚等随从人员集中的房间。
五间房里，聚集着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警卫、秘书、医生、护士十余人。武健华对他们宣布说：“你们的首长，现在已经有别的安排了，你们原先的工作也结束了。现在你们把武器交出来。”
武器收齐后，邬吉成带着这一干人，上了由孙凤仙调来的两个面包车，乘车到了海定区的花园村，原来总工会的工会学院。
逮捕姚文元
1976年10月6日下午3时，机要秘书郭木文将一份紧急通知送到了姚文元的办公桌上。
信的内容是：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10月6日晚8时在怀仁堂二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
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中共中央办公厅
汪东兴（签字）
1976年10月6日
就连老奸巨滑的张春桥看到这样的通知都未引起疑心，而姚文元看后却有些犹豫，觉得此事有些“出格”。他认为“出格”的理由：他不是政治局常委，过去曾以毛泽东秘书身份列席过这样的会议之外，从来都没有一次这样正式通知他去参加过。在毛泽东逝世后不久就通知他去列席这样的会议，有点太突然。
姚文元此时既表示怀疑，可又不愿放弃有可能升为“常委”的机会，为了稳妥，便决定去找一下张春桥，再将情况弄清楚。他来到张春桥住地，知道张春桥同样也接到一份会议通知。姚文元怀疑这次会议是一场“鸿门宴”。他刚谈出自己的想法，一向被尊为军师的张春桥说“你为何不能参加呢，现在你不是常委，可十年前你是什么，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现在已在政治局干了这么多年，事物从来都是发展的嘛！”接着，张春桥又举起几根手指说：“这四个行吗？怎么也得是个单数。”姚文元了解到，这次会议没有通知江青参加，这使他放了心。
姚文元就在这种复杂而多虑的情况下，于7点40分从家里驱车前往怀仁堂。姚文元是继张春桥、王洪文之后最后一个来开会的。他被带领到东廊的休息室。这时，中共中央警卫局政委武健华走进来，向他宣读了中央的决定。
当听到宣读后，他没有像王洪文一样穷凶极恶地向对方扑去，而是表现得很平静，没有反抗，也没有争辩，只说了一声“走吧”。早已做好准备的行动人员，此时竟没有了“用武之地”，就领着姚文元出了大门。姚文元在此时表现出来的冷静，远远超过了“四人帮”的其他三个人。这说明他早已预料到了这一天。
整个行动，只用了35分钟，就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
逮捕毛远新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亲自坐镇指挥，在抓捕“四人帮”的同时，他们也没有忘记毛远新。
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去一下。
张耀祠来到汪东兴的办公室后，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也同时奉命前来。
二人坐下来，汪东兴对他们说：“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接着，汪东兴指定张耀祠负责逮捕江青的这一小组，并说：“你们准备一下，今晚8时30分行动，顺便把毛远新一起解决。”
毛远新作为毛泽东晚年的联络员，自1975年从沈阳军区政委任上来到北京，住在中南海颐年堂后院。他不但管江青叫“妈”，在政治上更是相互勾结。此人政治能量很大，虽然不算“四人帮”成员，然而要扑灭这一集团必须同时解决毛远新。
当天晚上，毛远新吃过晚饭，给自己在沈阳的妻子全秀凤打了一个长途电话，便在他的房间里看电视。突然，毛泽东生前的卫士李连庆走了进来。毛远新见李连庆来了，一愣，但仍然不知就里，急忙打招呼：“老李，有什么事？来，一起看电视。”李连庆对他说：“想给你换个地方。”毛远新还不明白，说：“换到哪里？我得收拾一下。”李连庆说：“不用了，现在就走。”
话说到这里，毛远新才听出李连庆话中的意思，双眼盯着李连庆，问道：“你来抓我？”这时，8点30分，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张耀祠率领警卫员走进屋来。张耀祠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决定，要对你实行“保护审查”，你要交出手枪。毛远新大怒，高声叫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一声令下，警卫员上前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毛远新没有反抗，被警卫员押走了。
粉碎“四人帮”后，在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案时，毛远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后来又到其母亲朱旦华处监外执行。
抓“四人帮”的计划是很机密的。据汪东兴说，最后决策就是华、叶、汪三人商量，别人不知道。他们三个人还不是一起开会，叶帅对这一条把得很紧。叶帅说，我们不能开会。你也不能到我那里去，因为目标太大。还是我到你这里来，你这个地方好，房子不显眼(中南海南船坞)。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先同汪东兴谈，然后同华国锋谈。同华国锋谈话后第三次又同汪东兴谈，除了开政治局会议外，叶帅一共找汪东兴谈了5次。
有一次从汪东兴那里出来后，叶剑英问贴身警卫马锡金：“汪东兴的警卫怎么样？你打电话告诉汪，说，我对他的安全不放心!”马锡金将叶剑英的原话转告给汪东兴。汪东兴说：“是啊，有人要暗害我。”汪东兴问马锡金，手上是否还有子弹，经叶帅同意后，给了汪东兴300发手枪子弹。一边给汪东兴子弹，马锡金一边抱怨说：“以后不能给王洪文子弹，给他多少他打多少，给50发子弹他几天就用完了。”
据华国锋的回忆，他在毛泽东去世的第二天就已经开始酝酿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9月下旬，华国锋向来访的叶剑英明确表示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耿飙在回忆录中说：“后来华国锋同志告诉我，他请李先念同志去拜访叶帅，商谈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但是叶帅当时并未深谈。隔天叶帅亲自来拜访华国锋，首先解释了未与李先念深谈的原因，然后两人进行长谈，详细讨论了对‘四人帮’及其主要爪牙实行隔离审查的时间和措施。
此时，华、叶、汪三人的沟通更加频繁。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们从不开会，总是个别交谈。汪东兴曾对叶帅说：“你年纪大了，还是由我来跑吧。”叶剑英说：“你住在中南海，目标大，容易暴露，还是由我来跑。”叶剑英好几次去华国锋家，都是从运煤的后门进来的。有时在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叶剑英让司机拉着他在附近转了几圈，再到华国锋家。
10月2日，叶剑英找到汪东兴，提出不能再拖，要以快打慢。接着又马不停蹄地造访了华国锋，希望尽快下手。当晚，汪东兴也来到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决定制定具体执行措施。于是有了10月6日一举抓捕了“四人帮”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