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罗宾逊、诺奖与GDP

同学们在台上讲习新剑桥学派经济学，我坐在台下怔怔听着，断断续续听到“琼.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等等，不自觉间又心猿意马，思绪飞到了爪哇国。

2009年，美国政治学家、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这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在我看来是一个乌龙球。如果要颁奖给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在经济学界还远远轮不到奥斯特罗姆；即使要给女性经济学家颁发一次诺贝尔奖，也还是轮不到奥斯特罗姆。在今天，有着比奥斯特罗姆更有贡献的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家，也有着比奥斯特罗姆更具实力更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何况，奥斯特罗姆还不是一位经济学家。历史上确实曾经有过一位杰出的女性堪当诺贝尔经济学奖，她就是琼.罗宾逊；不过，在她的有生之年，诺贝尔奖与她擦肩而过。人们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或者为琼.罗宾逊惋惜，不仅仅因为琼.罗宾逊对经济理论发展的卓越贡献，更因为她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道德良知及作为一位杰出知识分子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意义上，琼.罗宾逊对经济学发展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她在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中建立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这一年，美国的爱德华.张伯伦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阐述了和琼.罗宾逊相同的关于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均衡的理论。在琼和张伯伦之前，在居于主导地位的马歇尔经济学中，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本质就是自由竞争，垄断只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出现。而且，在竞争和垄断之间，不存在任何的中间现象。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表明，马歇尔式的理想的自由竞争格局已经不复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垄断或者不完全竞争的因素在不断增强。就企业性质而言，越来越多的厂商所具备的正是居于垄断和竞争之间的垄断竞争或者不完全竞争的特质。在琼和张伯伦的革命之前，微观经济学主要是关于消费者行为的理论，经由琼和张伯伦的努力，平均成本、边际成本、平均收益、边际收益等工具被用于厂商行为的研究，现代微观经济学有了较为完整的厂商理论。

在建立不完全竞争理论的过程中，琼还是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家，还是马歇尔及其新古典经济学的追随者。比如，她还在相信最大化及充分信息假设，还在相信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在她的不完全竞争模型中，边际收益=边际成本还是厂商均衡的条件。当然，不完全竞争理论的提出已经成为她与马歇尔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分离的标志。在琼进一步的思想发展中，他先是倾向于凯恩斯，后来又接近了马克思；他与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渐行渐远，最后分道扬镳。战后，琼在与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的论战中不断提升自己作为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声望和地位，在不断清算新古典流毒以及新古典综合对凯恩斯的歪曲的论战中，琼作为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左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随着“两个剑桥之争”的不断深化，新剑桥作为一个反主流的经济学流派获得了世界性的影响，而琼也完成了他从主流经济学家到主流经济学的怀疑者、批判者和颠覆者的华丽转身。

1975年是联合国确定的“世界妇女年”。这一年，琼进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遴选名单。舆论普遍认为，凭着对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开创性贡献以及这一理论在经济学中的特殊重要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琼.罗宾逊来说已经是名至实归。最终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的公布让琼的支持者大失所望，众望所归的琼落选了，获奖者是相对来说影响小得多的康托洛维奇和库普曼斯。在今天看来，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选择琼.罗宾逊一点也不奇怪。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质上是主流经济学的奖项，它所倡导的是对主流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它的设立目的也在于推动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尽管琼对主流经济学确实做出过原创性且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贡献，但她的这一贡献毕竟是40多年前的成就。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始设立的年代，琼的思想、观念、理论和方法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她的研究不仅在基本信念、基本方法和核心理论方面同主流经济学背道而驰，她的研究动机在根本上也是反主流的。如果授奖于琼，无异于鼓励对主流经济学的反叛。

琼的支持者们会为琼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遗憾，但更应该遗憾似乎是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身而不是琼。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来说，将这一奖项授予琼更能体现它的公平和公正，体现它对原创贡献的尊重，从而可以彰显这一奖项的权威性。相对来说，琼.罗宾逊并不像诺贝尔经济学奖需要她那样需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琼来说，获奖与否并不影响她的声望和地位——她的卓越贡献和斗争精神已经确立她在经济学及经济学历史上的地位，况且，以她一贯的超凡脱俗，一贯的对世俗权益的漠视，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许不是值得她追求和向往的奖励。从琼的反抗精神来看，即使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她，她是否接受还是一个问题。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怀疑者和批评者，接受主流经济学的奖项无异于接受统治者的招安，这意味着对她的反抗精神的一种背叛。琼的亲密朋友艾克纳得知琼进入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短名单之后，就强烈建议她即使获奖也不要接受。

对于因思想而自豪，因创造而骄傲的琼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许并不值得追求。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功能，本来就有主流经济学御用工具的性质：主流经济学通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体现它核心观念，传达它对经济学研究路径和方法的偏好。通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主流经济学在提升自己阵营的影响和声望，也在培植后备力量，同时引诱并招纳异己力量。主流经济学希望通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及其造成的对理论经济学研究取向的影响，构建一个和谐统一的世界，一个主流经济学一统天下的世界。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初颁布开始，其“现代经济学”的取向就表现得非常明显——以新古典的核心假设和基本观念为背景，强调和重视经济学研究的形式化和实证化，否定历史，否定规范，否定制度环境的影响。这样的观念和方法与作为主流经济学批判者的琼.罗宾逊的观念和方法是截然相反的。在琼的研究中，她强调历史，强调制度，强调不确定性；她反对均衡，反对和谐，反对对资本主义的辩护。可见，如果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琼.罗宾逊，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诺贝尔经济学奖倒是确实颁发过给新古典经济学的怀疑者和批判者，这就是1974年的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不过，缪尔达尔并不因为获奖而高兴或者感激。作为瑞典的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曾经是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初的重要推动者和组织者。但是，当诺贝尔经济学奖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御用工具之后，当诺贝尔经济学奖日渐显示出对形式化的过分热衷及对数学的过分依赖之后，当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规则表现出对历史和制度的过分轻视，对规范和价值的严重对立的态度时，缪尔达尔开始对自己参与并促进这一奖项的设立而后悔，他甚至希望终止这一奖项。

对于二战以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而言，甚至对于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化或形式化的成就而言，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所体现的示范效应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这样说，借助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基本观念和研究方法及研究路径，为经济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从而影响并规范了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这是一个正反馈的自我强化机制。不过，主流经济学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经济学的成功；对于主流经济学构成功劳的因素，对于经济学来说，也许不仅不是功劳，甚至还是破坏。总体来说，经济学的功能在于通过提供一套专业的认识和分析工具，来帮助我们分析和理解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经济运行。由于我们所处的经济世界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世界，其间充斥着形形色色无法把握的不确定性，充斥着千变万化层出不穷的机会主义，这要求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多元的视角和多样化的路径，也就是要求经济学研究在观念、方法、理论构建上的多样化的取向。姑且不论诺贝尔经济学奖所倡导的单一化的研究路径对经济学的发展是否真的意味着进步，仅就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倡某种研究取向而有意堵塞其他观念和方法从而制约了经济学研究路径选择的多样化而言，它对经济学研究视野的扩大及对现实的解释力的提高的损害是巨大的。

还是回到琼.罗宾逊及其新剑桥学派。在对抗萨缪尔森主流的新古典综合派的斗争中，琼.罗宾逊及其新剑桥学派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这一切都与主流经济学有着尖锐的对立，从而不可能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综合体系之中，不可能在主流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得到体现。但是，对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言，新剑桥学派的思想、理论和政策观念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至少，它可以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的方法的一种选择，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和治理我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一种选择。比如，对于我国目前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很难得到满意的解释，而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及经济增长理论，则可以为我们认识和解释这一问题提供很好的参考。

诺贝尔经济学奖所具有的类似意识形态功能的对经济学研究取向和研究路径的影响，类似于GDP指标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影响。人类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大概可以用幸福来概括。不过，幸福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概念。根据强调经济学的伦理性质的十九世纪初的“经济浪漫主义者”西斯蒙第的说法，可以将人类的幸福理解为精神幸福和物质幸福，它们分别是高级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经济活动的目的理解为物质幸福的实现可能有助于简化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就政策的制定而言，一个可以简单表达的目标也意味着可以集中力量推进或实现的目标。但即使是物质幸福，也不是GDP指标所能概括的，比如，家务劳动不进入GDP的核算，母亲烹调的菜肴可能远胜于酒店但后者计入GDP而前者不计入。如果母亲是全职工作者，那么你享受母亲烹调的美味的机会就会大减，尽管在GDP 的意义上，物质福利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GDP指标，人类的经济活动可能有着多样化的追求的——就像在没有升学率考核的背景下孩子们会有更加幸福美好的童年一样——这种对多样化的追求，丰富着幸福的内涵，拓展着幸福的空间。GDP不过是一个更加形式化从而更加易于度量和比较的指标。笼统地比较幸福可能不容易，因为你的衣服和我的衣服，你的住所和我的住所之间缺乏直接的通约性。但是，如果将衣服、食物、住房乃至交通工具等等统统货币化并加总求和，比较就具有可能性了。这就是GDP的功能之一。至于说为什么要对物质福利或者GDP进行比较，这可能与管理绩效的考核有关。比如，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上级政府要对下级官员进行考核以确定晋升，比较方便可行的指标就是GDP。其实地方官员的行政目的应该是人民的幸福，但幸福太过于繁杂和抽象，而GDP是一个虽然粗糙但便于度量和比较的指标。

在GDP指标进入官员绩效考核之前，政府的职责是“为人们服务”。“为人民服务”有着远远超越GDP的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内容，比如供给的丰富，物价的稳定，充分的就业，还有社会治安，公共物品等等。但是，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为人民服务”的要求显得过于理想也过于空乏。在个人利益充分觉醒而且官员利益觉醒得更快更彻底的背景下，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目标激励及相应的制度约束，控制重要的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的行为目标更可能是为自己或者利益集团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更加普遍的情况往往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大行谋个人私利之道。于是，以GDP 考核官员绩效有了必要性。但是，GDP确实遮蔽了除了物质福利之外的更加丰富的幸福的或者“为人民服务”的内涵；甚至，GDP也不能涵盖物质福利的全部内涵。一个简单的问题是，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平均幸福指数与收入分配有着内在的关联，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可能意味着更高的幸福指数，而巨大的收入差距则可能意味着更低的幸福指数。但是，GDP或者人均GDP水平的提高，都可以在巨大的收入差距之下实现。也就是说，GDP或者人均GDP的提高可以与收入差距的扩大相容；这样，GDP的提高，可能同时意味着幸福指数的下降。问题还远远不是如此简单。当对GDP的追求遮蔽了社会经济生活真实目标时，当对GDP的追求取得了绝对的合理性并进而超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时，这种追求本身可能还蕴含其他的对幸福的破坏性影响。比如，对GDP的追求可能伴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伴随着官员腐败的盛行，伴随着社会治安的恶化等等。

既然社会经济生活的目标不是一个简单的GDP可以概括，既然人们对幸福或者物质幸福有着多样性的追求，那么度量或者比较幸福所需要就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或者指标体系。如果对GDP的追求所带来的问题是如此地背离人们的 幸福追求，这样的指标不要也罢。

说到GDP，其实不过是一个类比。既然GDP不能成为经济运行唯一的目标，经济学研究也应该有着超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更丰富更多样化的追求。甚至，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今天也没有必要成为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目标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