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管宁割席》

索霞

    管宁割席的典故来自于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第一》：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世说新语》记述了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逸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历史上当时的学风，用蔡元培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儒术为汉所尊，而治经者收拾烬余，治故训不暇给。魏晋以降，又遘乱离，学者偷生其间，无远志，循时势所趋，为经儒，为文苑，或浅尝印度新思想，为清谈。”【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 当时的历史环境也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文化融合的时期，北方文化中的重视实际，强调政治道德的应用；南方文化中的偏于理想，好以世界观演绎为人生观的理论奇妙的融合在一起。因此对于主要角色管宁、华歆二者的评价也大相径庭：一说管宁淡泊名利，性淡气清，爱憎分明；一说华歆唯利是图，易受诱惑，用心不专；尤其华歆更是两副面孔，时而见识过人，清正廉洁，时而爱财好官，贪恋名利。长期以来由于受儒家思想中“仁”的思想的影响，“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修身标准。《大学》里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修身的工作，而后面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社会的目标。所以，儒家的这种“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观念就是将教育个人与社会贯连起来。教育的目标不是为自己自私自利，不是为升官发财，而是为“安人”、“安百姓”，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因为有这个使命，就感觉到“仁”——受教育的“人”，尤其是士大夫阶级，格外有一种尊严。这就是《论语》中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因此，管宁在历史上备受赞誉也是情理之中。

尽管伦理学者对于道德的本质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几乎没有人会否定道德的存在和人类美好生活的追求密不可分，但是探讨道德的理论都必须正视价值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是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由此会引发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的生活，以及什么样的人类作为才能促进美好生活的实现。道德冲突往往由价值冲突所衍生，所以我或许可以说“任何一种道德理论都预设了某种特殊的价值理论”。或者说“道德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它在个体生活和群体生活中，给人们指出什么是理想的和应当做的。它与事物的价值、社会政治的价值不同，属于精神的价值，具有精神价值的特征。作为精神价值，它不是纯粹内在的、静观的精神，而是得之于心，施之于行，内外统一，发生于实践关系中的精神，是精神和实践的融合。管宁割席中管宁能够做到知行合一，确实是实行道德规范的典范，是知识分子行为的标准。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来看待管宁，管宁的行为又颇有偏颇。管宁因为朋友的一两个细节不合自己做人的标准便断然绝交，未免有些为了脱俗而脱俗，少了点生活的气息，多了点作秀的嫌疑。

管宁割席中的关于美德

                                               马婧智闻

    《世说新语》中关于管宁割席的出处是这样记述的，“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观。宁割席分座，曰：“子非吾友也。”

从这样简单记述的两个人，两件事可以考证出许多典故，也可以得出许多不同的的思考。归结于理论，可以是道德的选择可以不同，道德的评价可以多样，道德的修养也可以多种途径。但是，现在我要谈的是关于管、华二人针对美德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

不能否认的是，在道德实践中，许多时候道德判断不是针对行动的，而是针对行动者的。我们说某些人是君子、某些是小人、谁高尚、谁又邪恶些，在判断某一个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判断他具有什么样的品格或品质特征。这类评价不直接涉及被评价的对象所作的行动是否符合某个规则，也不把落脚点放在行动结果的好坏上，而是将行动者归结为某一种人格类型。后人读这个故事后，大多数人会在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一种道德评判，即管宁是清高的，华歆是世俗的。进步一讲，也就是管宁类型是值得赞扬的，而另一类型的华歆是应该贬斥的。在道德教育中，人们大部分不是教育未成年人使用什么原则来行动，或者如何计算一个行动的可能后果，最常见的手段是让他们欣赏、模仿样板性的人物，培养他们的道德感受力，引导他们获取美好的品质。

 问题的重点就放在我们最值得做什么样的人，最值得过什么样的生活。管宁“有德行地生活”着，是一个道德上善的人，拥有恰当的道德品质，这些道德品质就被我们称为美德。正是这些美德，将值得赞扬和钦佩的人，也就是有德性的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

 分析管宁的美德，对金钱视而不见，不贪财是一个重点。不贪财是一种品质，在行为学的意义上更像一个习惯，但比单纯的习惯要包含更丰富的内容。有的习惯是天生的或后天无意识养成的，但是不贪慕财富这个习惯是一组多方向的心灵状态和特点。这样，一个美德具有行为学的要素，不贪恋财富的人总是会认为金钱“与瓦石不异”，而且总是能成功的视而不见。一般而言，不贪财这个美德的拥有者不会喜欢贪财的人，也不会愿意同这类人做朋友，因此，美德也应该含有情感的要素，通常，不贪财之类的人，知道自己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怎样对待金钱，这种美德不一种内在的冲动机制，而是体现在理性的判断之中的，所以，美德应该包含理智的要素。

 美德应该是通过学习和训练获取的。一个人并非天生就不贪财、不慕容华，也并非自然而然地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取得各种美德。美德的获取应该是教化、训练和坚持的结果。一个有美德的人是值得赞扬的，因为他的美德是努力追求的结果，不是不劳而获的。

管宁割席中的“兼济”与“独善”

宋振宇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我们常听，也是传统文人、士人守持的人生信条。一般而言我们将兼济与独善看做对立两面，前者是积极地入世心态，后者是消极的出世追求；相应的“达”是仕途的通达、个人的成功，“穷”是人生际遇的穷困、个人的隐没。所以一般我们将这句话解释成：当成功时便要以天下为己任，造福一方；当穷困窘迫时便要恪守自身、提升修养。

管宁割席的故事似乎恰如其分的说明了这两种人生信条的分道扬镳。本来兼济和独善只是一种人生的选择而已，并不存在怎样的道德与不道德一说，当然也就无从去辩论究竟谁更高尚一些。但是故事却在基调上明显的颂扬着管宁坚守独善的隐士形象，贬抑华歆贪慕荣华的形象。那么事实上，这种道德判断客观吗？

我以为不然。这当从“兼济”与“独善”的意义上去寻求突破口。传统对于以上两个概念的理解其实与文本原意是有所偏差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语出《孟子.尽心上》。原文是：“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仔细研读这段文字，我们不难发现孟子将兼济与独善是作为论证坚守道义的两面来共同阐发的。在不得志的时候，坚守道义在于修养自身；而得志之时，坚守道义在于担当天下。也就是说，在孟子看来坚守道义是主旨，而“兼济”与“独善”只是不同的环境下坚守的方式。这么看来，“兼济”并不比“独善”龌龊，“独善”也并不较“兼济”高尚；或者说此二者实在就谈不上道德评价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在管宁割席的故事里早早的定下了褒奖“独善”而贬损“兼济”的基调呢。这实在是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的那点孤傲清高紧紧相系。中国文人的理想大抵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入世的愿望是强而又强的。可现实中能顺畅实现理想的文人可谓少之又少。文人们在郁郁不得志的时候，恪守自己成了唯一的精神支柱：以自视的清来挥别尘世的浊，也缓解入世无门的痛。于此，管宁割席自然就成了他们最乐于说道故事。一个高士的恪守信念、心无杂念，不恰好反衬着一个入世人的贪恋、不专和浮躁吗？一言以蔽之，这样的故事多少让人觉得那个背后的作者有了红眼病的嫌疑。本就无关道德的选择，他竟是硬生生的附上了道德的判断。

而事实是否恰如作者所作出的评价，在道德上管宁高洁而华歆低微呢？非也！管宁我不知道，因为公元223年他眼看中原法度不存已然远赴辽东，无证可考。但华歆做官后的廉洁自奉却是有书可查的。当初曹操假天子之命征华歆入朝，孙权遣华歆北上赠以百金。华歆收下后，临行前又一一奉还。而《三国志》中对华歆的评价也是“清纯德素”。这样的评价自然也是一家之言，但至少我以为华歆也并不是管宁割席中的如此不堪。一个文人钦慕于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且以道德自律，试问有何不可。而管宁有些明哲保身意味的出世逃避，是否就一定说得上高尚呢？

我们该还华歆一个公道！

从《管宁割席》中看文人的为人处世之道

   赵 争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世说新语》中短短61个字，极为简单的细节，却像一流画家廖廖几笔的速写，生动传神地刻画出管宁、华歆两人绝然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精神境界，鲜明地勾勒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管宁的恪守学子独善其身的传统，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视钱财如粪土；华歆的爱慕权贵，用心不专，背弃大汉正统。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华歆的贬低和批判和对管宁的褒扬和歌颂。

   读书的境界有两种，一种是穷者独善其身，主要是因为饱读诗书之后，心开始变得冷漠，对众生百态视若无物，比如管宁；另一种是达者兼济天下，由于受到“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影响，走上一条忧国忧民的道路，比如华歆。作为文人，究竟应如何做人、怎样处世，却是任何圣人也给不出完美答案，而又人人无法回避的问题。

    管宁的为人处世，让我想到了孟子，尽管他的思想流传千古，才华令人景仰，然而，却未能在有生之年建功立业，实现抱负。这或许都源于孟母只重视其子“成材”而忽略了“做人”的方面。年幼的孟柯不懂得对世俗事物的取舍，在荒郊坟地则模仿别人哭坟送终，到了喧嚣的集市又学商人叫卖，孟母却不知教育其子如何处世，而是千方百计寻求一方让其子专心于学业的“乐土”。远离尘世环境的书生生活既让孟柯成了“孟子”，却又使他不善处事，不能做到融于社会而不为世俗所染，亦不懂得适应环境。也正因如此，他位于思想的象牙塔里，虽受人敬仰，却周游列国，屡不得志。空有济世理想和满腹学问，而实际社会影响甚至不及张仪、苏秦等辈势力小人。

    他和许多自命清高的文人一样，认为无须适应环境和周围的人，结友只结志同道合者，为官只任清明盛世官，思想里只有“仁义理智信”。若遇到不顺，则大摆“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架势，青衫一甩，掉头走人。辗转南北，却发现无一地可容身。无奈，自诩清高，感叹满腹才华谩有，并灰溜溜地躲进某一穷山僻野。像这样的人，纵使才高八斗，也难成气候，“成材”和“为人处世”一样重要。

    站在今人的角度，华歆的积极有为，较之管宁的默然自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进步。在腐败黑暗的社会中，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文人，又不能消极避世，要实现政治抱负，只能委屈求全，学会变通。不仅华歆如此，两宋的辛弃疾同样如此，他虽偶尔有时写些零散的消极文字以抒发心中不平，但终其一生，从未放弃自己的政治抱负，始终为正义事业努力奋斗，并懂得融会和变通以达到目的，尽可能地为社会出力。其实，自古很多所谓的君子、圣人都不明白，想对猥鄙小人推行仁义，则至少要先懂他们的语言；想报效祖国，首先要容忍圣上不察和奸臣当道；想要心无杂念，则必须对世俗容忍并不受其污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朋。小人和所谓的世外高人是做人的两个极端，皆不可取。“叩其两者而竭焉，允执其中”，而这个所谓的“中”是需人们自己慢慢拿捏、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