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国强：期货市场与全球化竞争主导权
5月20日，2011年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30人论坛在北京召开。本次论坛由郑州商品交易所主办，研讨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与实践，不断提高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层次和能力，凝聚社会各方对发展期货市场的共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做了题为“期货市场与全球化竞争主导权”的演讲。以下为程国强的演讲实录：
程国强：我想就会议的主题，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应该说从现在开始，到我们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期货市场为实体经济所发挥的作用应该有一个新的战略高度。今天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看法，包括：什么是全球化竞争的制高点、为什么要建设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中国是否具备建设的条件。
一、什么是全球化竞争的制高点
如果从现在算起，我们今后大概需要10-20年的时间，就可以顺利走过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阶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资源禀赋条件的约束，中国对初级产品进口的依赖程度呈逐步增强趋势，由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占总进口的15%，提高到2008年的32%。其中，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比重基本维持在40%以上；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进口比重从20世纪八十年代初不到2%增长到目前的46%以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初级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提高。中国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风险和挑战。
如果看看近两个世纪来，英美等发达国家实现经济长期繁荣发展的经验，对目前处于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中国在今后对国际市场与资源依存度日益提高的背景下，要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切实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就必须占领全球化竞争的制高点，把握赢得全球化竞争的主导权。
特别是对于进口依存度较大的大宗商品而言，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迫切需要把握好两个关键环节：
其一，构建全球供应链，掌控满足国内需求的全球大宗商品生产与贸易。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培育和发展，拥有大量跨国公司，并且通过跨国公司实现全球市场和资源配置，建立全球资源供应链体系，牢牢控制全球大宗商品的贸易权和定价权。例如，A（ADM）、B（邦基，Bunge）、C（嘉吉，Cargill）、D（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四大跨国粮商，控制着全球85%以上的粮食贸易，掌握着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大豆出口贸易60%以上的份额。与此相反，目前中国虽然是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但ABCD四大国际粮商却垄断了80%的进口大豆货源；中国石油进口权虽然主要掌握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巨头手中，但是全球六大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荷兰皇家壳牌（Shell）、英国石油（BP）、道达尔（Total）、雪佛龙（Chevron）和康菲（Conoco Phillips）等跨国公司通过与中国三大巨头进行合资、合作等方式，进一步控制和掌握石油供应和贸易。例如，埃克森美孚联姻中石化，在福建、广东分别建设和经营600家、500家加油站，BP联姻中石油，在广东建设500座加油站。同样，铁矿石市场被必和必拓（BHP Billiton）、淡水河谷（Vale）、力拓（Rio Tinto）三大跨国公司掌握和控制。
其二，建立交易平台，掌握全球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发达国家为把握全球定价话语权，通过建立全球商品交易平台（包括各种现货、期货交易中心），以及资本市场运作来掌握定价话语权，特别是期货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交易所包括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CME Group）（包括原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原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原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洲际交易所（ICE）（包括原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原纽约商品交易所（NYBOT））、伦敦金属交易所（LME）、东京工业品交易所（TOCOM）等，最著名的证券交易所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伦敦证券交易所（LSE）、纳斯达克证交所（NASDAQ）、东京证券交易所（TSE）、德意志交易所（DHE）、多伦多交易所（TSX）等。
这些交易所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市场定价机制，通过交易平台这一虚拟经济战略工具，利用信息不对称以及对市场的诱导、指引作用，掌握了本国不具备资源禀赋优势的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最终实现其战略目标，并保障其经济安全。
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看，中国已经到了建立全球供应链、抢占国际竞争战略制高点的关键时期。迫切要求中国在坚定不移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建立全球供应链的基础上，尽快掌握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定价话语权，占领全球化竞争的制高点。
二、为什么建设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从现阶段来看，如果说我们的一些大宗商品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市场，那么我们现在也到了建立全球供应链，占领国际竞争战略制高点的关键时期，所以，这个交易平台怎么来发挥作用？如何实现掌握国际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的这样一种构想？
我们的基本认识：建设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是统筹国际国内市场与资源配置的战略平台，是赢得全球化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是维护中国国际贸易权益的基本手段，是促进国内行业健康发展、提高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根本保障，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举措，是掌握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定价话语权的标志性工程。中国迫切需要把建设属于自己的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掌握国际定价话语权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作为中国全球化战略的关键内容及早部署实施。为什么？
第一，建设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是维护中国国际贸易权益的基本手段。
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大宗商品的大买家。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资源密集型大宗商品，如原油、铁矿石、大豆等进口快速增加，且进口依存度逐年提高。如原油进口量从2002年的6941万吨增长到2008年的17888万吨，年均增长17.1%，原油进口占表观消费量（进口依存度）的比例从2002年的29.4%上升到48.5%。铁矿石进口量从2002年的11150万吨增长到2008年的44356万吨，年均增长25.9%，铁矿石进口依存度从2002年的32.5%上升到2008年的35.0%。大豆进口量从2000年突破1000万吨后增长迅速，从1999年的432万吨增长到2008年的3743.6万吨，年均增长27.1%，大豆进口依存度从1999年的19.5%上升到2008年的69.8%。
中国在国际大宗商品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以大豆进口为例。中国大豆进口自1999/00年度急剧增加，突破1000万吨， 2008/09年度进口达3750万吨，占全球大豆进口50%以上。从1999/00年度到2008/09年度，10年间，中国大豆进口量增长了2740万吨，同期，全球大豆进口量增长了2677万吨，全球大豆进口的增量全部来自中国。 2008年，美国大豆的46%出口到中国、巴西大豆的47%出口到中国，阿根廷大豆的83%出口到中国。
另一方面，中国尚未掌握全球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全球看，目前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中心和避险中心主要分布情况为：
原油：定价中心和避险中心在美国纽约商业交易所 （NYMEX，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和英国伦敦洲际商品交易所 （ICE，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NYMEX的WTI（West Texas Intermediate）轻质低硫原油（Light, Sweet Crude Oil）期货价格和ICE的布伦特原油（Brent Crude Oil）期货价格成为国际贸易基准价格。NYMEX和ICE也成为国际原油贸易参与者的避险中心。
大豆：定价中心和避险中心在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CBOT，Chicago Board of Trade）。CBOT的大豆期货价格成为国际贸易基准价格。
如中国2008年进口的原油、铁矿石和大豆三项大宗商品原料达2116.81亿美元。其中，原油1293.35亿美元，铁矿石605.32亿美元，大豆218.14亿美元，仅此三种商品进口额即占中国进口商品总额的18.7%，一个百分点价格的变动意味着21.17亿美元的损益。
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是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国际经验表明，定价中心在哪不意味着价格由这个国家或其交易所决定，掌握定价话语权也不意味着价格由某个国家说了算。如ICE和NYMEX长期为争夺国际石油定价中心地位而不断竞争。所谓定价中心，其实为价格形成中心，是全球的交易者共同参与形成的市场价格。
但是，拥有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的国家，或多或少会对市场形成一定影响力。如有关研究发现，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农产品市场展望报告，对CBOT期货价格具有重要影响。与此同时，掌握定价话语权的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对期货交易中的投机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防止市场价格大起大落，这对于规避和防范市场风险，保障国内行业健康稳定发展意义重大。
由于没有属于自己的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中心，因此中国不能掌握国际定价话语权，这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中国市场供求关系不能完全体现在国际期货市场价格中，国际定价机制对中国严重不利，如石油贸易中出现“亚洲溢价”现象 。
因此，建设属于中国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上的话语权，这并非是寻求价格由中国说了算，而是建立更能反映中国市场供求关系的定价体系，从而维护中国国际贸易的基本权益。
第二，建设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是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提高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根本保障。
一方面，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越来越频繁、国际市场风险日益增大。观察2006年以来的原油期货和大豆期货价格，WTI原油期货价格最低为33.9美元/桶，最高为145.3美元/桶，最高价为最低价的4.3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为36.6美元/桶，最高为146.1美元/桶，最高价为最低价的4.0倍；CBOT大豆期货价格最低为527.3美分/蒲式耳，最高为1658.0美分/蒲式耳，最高价为最低价的3.1倍。在如此剧烈的价格波动中，企业稍有不慎，将造成严重亏损，甚至是破产。
目前，大宗商品进口成本通常包括三部分：期货价格、基差、海运费。通行的定价模式是卖方报价只报基差，卖方在期货价格的基础上加上基差（可正可负）。
中国面临的巨大风险不仅包括价格风险，还包括基差和海运费波动的巨大风险。大宗商品期货大多采取实物交割方式，实物交割的核心条款之一是交割地点设置，期货合约的价格是特定交割地点的价格。比如中国进口南美的大豆也根据CBOT进行定价，然后加上基差，但CBOT大豆期货的交割地点在美国沿伊利诺伊河一带，反映的更多是美国的价格，对南美的价格反映存在一定的偏差，就需要通过基差来调整，中国进口大豆就面临着较大的基差风险。同时，从南美将大豆运到中国，从签订装船合约开始到中国港口，前后需要近2个月时间，承担着巨大的海运费波动风险，以2007、2008年度美湾到中国北部港口海运费为例，最高达到158美元/吨，是最低的21美元/吨的7.5倍。
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贸易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亟待提高。与证券市场重新配置资源的功能相似，期货市场是重新配置风险的场所，让风险偏好者承担高风险同时享受风险收益，让风险规避者承担低风险同时获得稳定收益。从2004年大豆风波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均表明，中国行业的健康发展、内资企业竞争力的提升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其风险管理能力，即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等金融工具来规避价格风险。中国企业折戟大豆市场的根本原因是这些企业缺乏正确的经营理念，以赌市场代替风险控制。但企业未形成正确的经营理念的背后重要原因是大豆的避险中心不在中国，中国企业因为法律、文化、规则等等因素，对该市场参与的较少，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参与程度较低，从而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
因此，建设属于中国的大宗商品原料避险中心，可以让中国企业充分的参与，提高在国际大宗商品原料价格剧烈波动的惊涛骇浪中“弄潮”的能力，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第三，建设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是保障中国经济安全的重要举措。
基于中国的资源禀赋，中国已经形成进口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贸易格局。但与中国在全球贸易地位不相称的是，中国虽然大量进口大宗商品原料、进口依存度越来越高，但并没有建立全球交易中心，也没有形成全球定价中心和避险中心，更没有掌握国际大宗商品原料的定价话语权，由此给中国企业生产经营、参与国际竞争带来巨大困难，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由此给中国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带来重大威胁，直接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一方面，现行国际价格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市场的供求关系，现行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机制对中国企业严重不利，中国企业需承担由基差、海运费等引发的国际市场风险。每一次国际价格的剧烈波动，都会导致国内行业的大幅度破产洗牌，从根本上不利于国内经济的健康、持续、稳定增长。
另一方面，中国没有属于自己的国际交易和避险中心，使中国企业受制于国外法律、文化、规则等，不利于中国企业抵抗、防范国际经营风险，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冲击，从根本上制约国内企业做大做强、与国际跨国公司抗衡。与此相反，许多跨国公司的产业链条已经延伸到中国国内市场，他们凭借掌控上游资源和雄厚的资金优势，正在加快形成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垄断布局，不仅直接威胁中国企业和行业的健康发展，也直接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因此，抓紧建立属于自己的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是促进国内企业做大做强、提高竞争力的主要措施，是促进国内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手段，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举措。
三、中国具备条件吗？
应该说，我们已经具备基本条件：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潜力是坚强支撑；已具备成熟的期货交易技术和制度；具有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的优越市场条件。需要强调的是，
第一，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是基础支撑条件。今天会议讨论的期货市场，是现货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为了规避现货市场的风险而形成的，期货市场的规则设置也必须以现货市场流通情况为基础。因此，一个发达的现货市场是期货市场能否成功的基础，中国国内巨大的市场需求基础是建立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的基础条件和根本保障。
随着人口的增长、收入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对大宗商品需求仍将不断增长。以大豆为例，中国2007年的人口为13.18亿，预计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14.5亿左右，年均增长7‰左右。中国目前的人均植物油消费量为15.3公斤，参照饮食习惯和中国大陆接近的港台地区，人均年植物油（油脂）消费量从15公斤到25公斤，大约都用了10年左右时间，我们预计，中国到2020年人均年植物油消费量将达到25公斤。自大豆大量进口后，豆油在中国植物油消费中的比例迅速提高，近年来在35-45%之间。到2020年，预计中国植物油消费量为3625万吨，按豆油在植物油中不同比例，折合需要油用大豆7050-9060万吨之间，如果大豆食用消费量为1000万吨，大豆总需求量为8050-10060万吨，2008年的大豆表观消费量为5294万吨，加上进口豆油折算成的1361万吨大豆（256.8万吨豆油），2020年大豆总需求量（含进口豆油折大豆）将在此基础上再增长20~51%。这是支持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快速发展根本条件和坚实基础。
第二，中国位于北美洲和欧洲时差中间区域，交易优势得天独厚。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的交易时间可以弥补北美洲和欧洲交易时间之间的间隔，方便全球投资者参与，形成全球24小时不间断交易系统。中国也是北美洲与南美洲大豆等粮油商品市场中间区域，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的交割地点以中国市场为基础，交易标的可涵盖北美洲和南美洲，能够形成全球粮油等大宗商品的全年均衡交易体系。
第三，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个代表买方价格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其交易品种将以中国进口量较大的大宗商品原料为主，交割地点设在中国沿海主要港口。中国目前是许多大宗商品最大的买家，如中国进口的大豆已占全球大豆出口总量的50%以上，美国CBOT的大豆价格代表的是卖方价格，而中国交易所的大豆价格将代表买方价格，不仅将吸引中国进口商参与交易，也将广泛吸引美洲大豆出口商、特别是南美大豆出口商参与交易，从而更有利于定价中心的形成。
时间关系，我不展开了。郑商所所的棉花、食糖、小麦等农产品，今后需求仍然呈刚性增长趋势。所以，把这种对市场的影响力，结合我们今天提出的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战略，再加上已经具备的较为成熟的期货市场技术与制度条件，完全可以通过几年的努力来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怎么做呢？我没有时间回答了，留给我们郑商所来回答。我们自己也有困惑，如果中国现在不抓住这样一个时间窗口，我们又可能错失一个战略机会。
完全是个人的观点，不对的地方请批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