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有句名言“既生瑜，何生亮”，似乎是为知识分子专门题写，除却在政治立场上的不同之外，“文人相轻”的宿命往往也会带来“文人无行”的骂名，在外人来看，不过是救国救民之中的意气之争。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这却是事关国家今后发展的百年基业，也是知识分子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重大原则。翻看20世纪的中国革命史，是一部知识分子为救国救民、为保留民族传统与文化的观念之争，无论是胜者还是败者，最后都是心怀遗憾与惆怅离开人世，令人敬仰也令人唏嘘。

　　在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系列作品中，科学与传统、文化与政治的争执从未停止，这其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奉行欧美自由主义思想的和独立思考精神的胡适、陈寅恪、傅斯年、吴宓等人的命运，无论是去台湾还是留在大陆，他们都与当权者难以共谋，在那个威权政治一统天下的时代，除了领袖的意志，其余人的思考和探索便都被视之为异端，所以，无论在台大、中研院，还是北大、中科院，大师都在领袖的意志下纷纷凋零——不仅是贵族气质的消逝，也同时宣告天才从历史舞台退却，“人民”成为了文化的主人。

　　胡适在离开北平的时候，说过“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在我看来，却并非如此，至少在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可能缺乏的是说话和写作的自由，但就当时的生活水平而言，他们还是不差的。在胡适看来，毛主席只对如何鼓动更多的人革命有兴趣，却并没有想过他们的未来，但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先进的技术和机械，非但革命，生产所能依靠的也只有人。蒋介石推崇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毛主席则在“实践论”中强调“实践出真知”，强调的都是面对现实而不要过多地着眼于未来，而知识分子最大的特长是在创造新知，领先于时代。面对百废待兴的时局，我相信胡适这个康奈尔大学农业系毕业的高才生，确实没有一夜之间创造出“亩产万斤”的能力，所以在他的学生毛泽东看来，胡适只是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其后不断的引进和包容各种新观念，最后必将使中国陷入“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的险境，成为“空谈误国”的典型。

　　平心而论，政治领袖的考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而在胡适等人看来，五四期间，陈独秀、鲁迅等人，之所以不去革命而留在文学与文化的场域中，很大程度上，就是革命只是政权的更迭，而不能改变中国人“做奴隶”的心态，而改变此种心态，唯有思想上的自由和突破，所以，胡适能在任命他为“中研院”院长时，对蒋介石说“总统你错了”，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而是为以后每个人养成独立思考的新风尚而正名。要不然，嘴上没有万岁，心中依然惟命是从，300年后，不过是又一个王朝的更迭。对于毛主席来说，“黄宗羲定理”的怪圈，是他心中最大的心病，如何使官僚体系保持廉洁高效的运作，消灭千百年来的利己主义的传统，也只有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才可以做到，而对应的，每个人的自由个性也就随着私心被彻底抹杀了。

　　所以，20世纪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之争，是小天才和大天才之争，是开启民智与国富民强孰先孰后的观念之争。胡适从文学革命开始扬名天下，却在晚年受到台湾“新儒家”和大陆几乎全体知识分子的共同批判。钱玄同当年的一句笑谈“人过40都该杀”，不幸一语成谶，而同样为清华校长的梅贻琦，也同样感受到时代大潮中隐藏的风暴，作为需要稳定政治环境的科学家，他更多的是一个消极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在新竹筹建的原子能科学研究所，成为今天台湾清华大学的前身，而这，也是其独善其身的最好结局。在某种程度上，支撑他梅开二度的动力在于，政治只能使老百姓精神的解放，而要想成为各民族学习的榜样，还在于科技的进步和对人类的贡献，作为内战连连之后的大陆，要想成为科学研究的圣地，显然还需要很长时间。这一点，在其后钱学森著文称“亩产万斤并非不可能”的事件中，得到了印证。与胡适、陈寅恪、傅斯年、吴宓等人不同的是，梅校长很清楚自己只是一个“小天才”，因此，避开“大天才”的锋芒，或许能为后世留下一些可用之才。毕竟，中国是个大国，100年的成败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也不过一瞬间，小天才的作用，在未来或许比大天才更令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