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向左，微观向右

学习小组在台上讲习“新古典综合派”的综合及其失败时，我在台下怔怔地听着，思绪一时飞扬起来。联想起网络小说《天堂向左，深圳往右》，于是将新古典综合的失败归结为“宏观向左，微观向右”。

“左”“右”的概念来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国民会议召开时，不同阶级代表需要通过站队表明立场，革命派站在左边，保皇派站在右边。之后，“左”“右”作为一种表达立场的观念或者隐喻，被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左”意味着革命，激进；“右”意味着改良、渐进……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左和右的观念分野虽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变化，不过某些基本的意味是相对稳定的。比如，“左”意味着公平和干预，“右”意味着效率和市场。在经济学的微观和宏观的分野中，微观强调市场的有效性，强调通过市场的自发运行实现效率的增进，因而具有“右”的意味；宏观强调市场的不完全性，强调通过政府干预来矫正市场失败，在保障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因而具有“左”的意味。

最初的经济学没有宏观微观之分，也没有左右之别。古典经济学基本上就是微观经济学，就是“右派”（需要强调一下，“左”“右”仅仅是一种隐喻，没有必要简单化地上纲上线联系到政治斗争的疯狂）。斯密及其之后的作为主流的古典经济学，强调市场的自发作用，强调自由放任，强调效率，体现着明确而强烈的“右”的色彩。进入新古典的时代，对市场、自由放任及效率的强调更加明确而强烈，因而有着更为浓烈的“右”的意味。虽然在古典和新古典的时代也有着怀疑和反对的声音，如西斯蒙地对市场竞争、自由放任及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批判，李斯特对“流行学派”的自由贸易理论及政策的怀疑，凡勃伦对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金钱观念及消费观念的斥责，这些怀疑和批判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左”的意味——这些异端的经济学在反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和效率观念的同时，明确认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更加强调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公平取向。不过，异端终究是异端，终究是非主流；这些声音都过于微弱，未能撼动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地位。真正使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取向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应该是凯恩斯的干预主义经济学。凯恩斯雄辩地证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能如古典和新古典学派承诺的那样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市场自发作用的一般结果是低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均衡，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是一种基本的趋势。既然市场经常“失败”，国家干预就应该成为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化的需要（按照新剑桥学派的说法，凯恩斯经济学还有一个核心论题，就是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效率的追求损害了公平。这样，凯恩斯的经济学就内涵了改变资本主义分配制度以实现公平的主题。不过，这个主张没有得到太多的理论支持）。凯恩斯干预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征服了市场，当然，这次征服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大危机的毁灭性破坏及遍布全世界的恐惧心理才实现的。

宏观经济学的出现，给经济学带来了很多新的东西。这个“新经济学”与传统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确实格格不入。在新经济学的视野下，经济人不再完全理性，市场不再充分竞争，低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均衡成为一种常态，市场失败是市场自发运转的必然结果。于是宏观经济学的出现就意味着经济学世界的分裂，一个统一的微观经济学世界变成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相互分离的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有着不同观念、不同的结构、不同的人。在《通论》出版的最初时代，人们不得不承认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不得不承认基于凯恩斯理论的干预政策的有效性。可是，凯恩斯的理论无法纳入古典经济学的框架。——相对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而言，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虽然有用，但还是一个怪胎。于是那些信奉凯恩斯主义，同时又熟悉并相信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希望通过某种技术处理，将凯恩斯经济学纳入古典和新古典的框架。希克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构建的IS-LM模型，就是这种努力的最初表达。

希克斯弥合宏观和微观差距的努力只取得局部的成效。保罗.萨缪尔森1948年的《经济学》，试图全面融合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建立一个折中的综合体系，建立一个统一的经济学世界。综合的意义在于通过构建有机和统一的经济学平台，促进理论研究和知识传承。历史上，约翰.穆勒做过这样的工作，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做过这样的努力。这两次努力已经成为成功的典范，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在社会哲学中的若干应用》成为马歇尔之前经济学的圣经，成为马歇尔第二次综合的重要基础，在推动经济学的普及和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马歇尔的《经济学》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微观经济学体系，成为现代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台阶。

可是，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派却一直遭到诟病，这次综合被认为是一次失败。综合总意味着折中，意味着在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观点间建立联系，将其纳入一个统一的有机体系。而一个有机体系，只能建立在统一的假设前提基础之上。之前小穆勒和马歇尔的综合之所以可以成功，因为他们所综合的各种理论在逻辑起点上是一致的，至少不存在内在冲突。比如马歇尔所综合的穆勒和边际学派的经济学，在基本假设上是一致的，他们的不同仅仅在于方法差别，而边际学派的方法是可以应用于对古典学派理论的阐释的。而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在逻辑前提上就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对于经济学来说，其逻辑前提关系到对人性的认识，以及对资源稀缺性及市场有效性的判断。在微观经济学中，经济人不仅是自利的追求者，而且是理性的最大化者；而且，在资源稀缺的背景下，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可是，宏观经济学的世界却不是这样的。至少，在凯恩斯的萧条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稀缺而是过剩，而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的时候，非理性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样一个世界不是一个可以实现自我调节的世界，不是一个可以达到自动均衡的世界。要将这样两个趋向相反的体系纳入到一个有机体系中，自然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即使勉强将其捆绑在一起，也只是拉郎配，只能是建立一个大杂烩的理论混合物。所以，萨缪尔森综合的最终失败，可以归因于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不同的观念基础——宏观向左，微观向右。理论假设的矛盾，核心观念的冲突，注定了综合的不可能或者失败。

当然，这种综合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至少，综合在促进知识的传承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体现萨缪尔森综合成就的《经济学》成为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教科书，二战以后经济学对世俗生活的普遍而重要的影响，在相当有意义上得力于萨缪尔森对普及经济学知识的贡献。而且，即使萨缪尔森的综合是失败是，也可能为新的综合提供教训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