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科技大学公开招聘“局级副校长”所引起的风波，至少，让人们看到了朱清时当初执着于“高校去行政化”的决心，最终因与现实环境的“水土不服”而做出的让步与妥协。毕竟“雅典不是一天建成的！”而那些写文章批判南科大“背信毁约”的学者们，其中，也不乏首鼠两端者——一边在痛骂着“行政化”，一边却努力高攀行政化中的“高级别象征”，譬如，原来自己所在的某民办“研究所”非要改写成“研究院”，从而能将“主任”的职务，升格为“院长”，即便是填写了“研究员”的职称，也非要前面冠以“首席”二字……

    由此看出：想让在官场文化中浸淫久矣的人们，大力推进抛弃官场的改革，实属不易！因为这种需要改革的制度，其基因乃是长期习得的价值观、行为组织方式和集体人格，所以，我倒是认为，欲谈“改革”，还是要先倡导“开放”，眼界决定境界，否则，在没有一点开放度的封闭体系内，硬着头皮“改”什么？连个“退出机制”都没建立起来，口号喊到最后，难免落得个顽固势力先把你掀下马去，搞得前功尽弃、“冷了兄弟们的心。”

    许多人可能会说：改革开放都三十多年了，难道我们国家的科技和教育体系还不够开放吗？这要看你怎么比——比起三十多年前，那算是相当开放，可谓是天壤之别；但是要跟国际潮流、甚至是历史上教育活跃的时代相比，我们还显得很封闭！

    第一，国内、省内、甚至市内的师资交流，都不够自由。我举个例子，沪上某市属大学，想要在本科生中新开一门课，由于自身师资力量不行，便企图去两所部属的“211大学”延请教授。本来这是一件挺正常的事，但却遭到了两所名校的反对，他们认为，优秀的教师乃是自己学校的宝贵财富，岂能为他人所长期使用？本校教授出国当客座可以，但在上海，去别的学校专门开设必修课，就是不行！如此执着，体现出我们当前教育理念的僵化和保守，甚至还不如八、九十年前的老上海滩。

    旅美教授徐小群在其《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一书中，专门考察了1912年至1937年、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在那个时代，新闻记者、律师、会计师、医生和大学教授，基本都属于“自由职业者”，正是由于他们的流动性强、一身可兼数职，追求职业化目标，坚持以独立、自主、不侵犯他人自由和权利等理念来处理人类事物，使得那个时代“公民社会”理想渐次从“宗法社会”中孕育出雏形……奇怪的是，今天许多高校，却依然抱定“事业编制”的大腿不放，连最近的医改，都准备逐渐放开“医生多点执业”，承认其合法性，高校却不肯承认教师的“自由”特征，还习惯用管流水线工人的方式来管理教师。教师若居于行政附庸之地位，焉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第二，缺乏足够的国际眼光，和相配套的制度安排。我们的科研与教育机构，即便是拿出了一部分教师岗位，提供给“外来的和尚”念念经、打打坐，也更多是属于“政绩工程”。所以，前几年，著名的数学家丘成桐先生就曾对北大的“长江学者计划”提出质疑，认为这些“国际教授”基本都不在国内上课，只是挂名吃空饷而已。而由于大学招聘教师，非博士不能入门，又缺乏一定的校企联动、学用结合，也导致不少学校的教研工作愈来愈脱离实际、书本化、应试化现象严重。七、八十年前，前面所述的上海大量“自由职业者”，基本都在大学兼职做老师，谁要求他一定要有什么博士、硕士学位？比如新闻从业者，本身就是很典型的实用型人才，而我今天所熟悉的某几所著名高校，都开设了新闻专业，但教课的老师，除了有博士身份之外，竟然没几个有过新闻实践的经验，试问，这样的教育能教出什么实用型人才呢?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不妨拿德国著名的马普学会为例，它有职工12000名（数据截止2003年初），其中有3500名科学家（国外科学家占科学家总数的24％），另有流动人员8000多名，占职工总数的67％，他们是在马普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的博士生、博士后、客座科学家和大学生辅助人员，其中，来自国外的约占流动人员的52％。

    著名的日本理化所，更是长期以来制度性地拿出不少于15%的岗位，提供外国科学家和学者谋职，在这个研究所，从事科研的访问学者人数，大约为该所固定工作人员的3倍。理化所也允许并鼓励本所的科研人员到大学内兼职。难怪日本理化所一直是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摇篮。

    若由此角度，再来审视我们目前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去行政化”改革，你是否可以得到另一方面的启示呢？改革，必先来自开放，开放，必先来自谦卑、自省、包容和学习的气度；而建立起这种良好的学习氛围，又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做保障……教育上的一切改革，其本义都应是为了激发国民的创造力、而不是能不能保住我自己那“一亩三分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