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最近这项人民币有望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调查的确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地位逐渐上升势头的复杂情绪。一方面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投资者可以从中获取更多利益；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利用不断壮大的经济实力创造一种可能的国际新秩序。调查中提到“如果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国内外基金经理们仍可在存在严格资本管制的中国更加自由地投资”“对于担心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首要储备货币的美国领导人来说，此次调查的另一个发现或许能够减轻他们的忧虑”，这些声音正是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有望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复杂情绪的现实感观。

　　国际上的这种情绪正像国内老百姓的盼望一样，他们既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真正为人民谋利益，而不要那种“口惠而实不至”的执政口号，但另一方面又担心掌握国家绝大多数资源的共产党能否有勇气杜绝既得利益集团的诱惑，真心为人民服务？如果共产党不能做到这点，老百姓还会担心党内腐败的毒瘤恐将导致社会大乱。这两种情绪正在考验共产党对内对外的执政能力。

　　我们先说国际情绪对中国执政党的影响，也正是国际上的这种情绪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北京高层意识到一个国家的金融力对国际经济、政治、社会的影响巨大。美国正是凭借自身强大的金融势力不仅可以向全球转嫁金融风险，还可以无形改变其它国家的金融政策。这一点既让北京高层深为羡慕，又极为不安。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北京高层加速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是因为高层准备把中国的战略：从贸易链慢慢地转移到金融链上来。

　　过去十年，中国从全球化中飞速发展的国际贸易链上获得了非凡的成绩，贸易顺差引致累积近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这种非凡成绩的外在表现。但中国这种无休止的贸易顺差已经引发了全球再平衡的难题，受到了国内外很大的压力。国际上很多学者指责中国政府过度依赖出口，打破了国际消费与国际储蓄之间的平衡；国内很多人亦认为中国依靠投资与出口拉动经济发展，忽视了国内消费能力的培育，从而损坏了社会的消费能力，同时还阻碍了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型。的确，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非均衡、重外贸轻内需、主投资次服务型的结构经济。如今，这种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是改变的时候了！

　　中国执政党的确正在努力朝着更均衡、更可持续的经济方向调整，但其过程是极其缓慢与艰巨。北京高层试图在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之间找到平衡，人民币国际化似乎是一个可以联接这两者平衡的有效管道。北京希望继续保持经济上的繁荣赋予政权合法性，同时又要维持国内的社会稳定以保证经济繁荣发展的平台，人民币却肩负这些重任。

　　过去中国政府可以籍借国际贸易链条上的分工大力发展经济，即便忽视了国内消费能力的培育也能确保经济繁荣。但如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堵死了那条驾轻就熟的经济繁荣道路，只有通过国际金融链条上的分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才能为经济繁荣继续保驾护航。中国政府要参与国际金融链分工，就必须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最终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才能实现此目的。封闭的金融环境无法参与国际金融链分工，就像封闭的朝鲜人民无法与外界分享信息一样，即使是日本福岛核泄漏这种举世皆知的重大新闻也可能无法传递到朝鲜民众那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信息筛选机制有比核电站更坚固的防泄漏装置。

　　如果北京高层想继续维持经济自由与政治集权相结合的政体，在未来十年，就必须抓住参与国际金融链条重新分工、定位的机会，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最终使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个机遇千载难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了美元霸权部分衰落、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迫使欧元暂时放弃对外扩张的念头，内部危机重重，甚至欧元区还存在分崩离析的危险、日本的9级大地震与福岛核泄漏已经让日本经济元气大伤，这些外部环境都有利于中国在国际金融链条重新分配国家利益。不过，中国也面临严重的内部危机，不断攀高的通胀率、高危的群体性事件以及疯涨的高房价威胁社会稳定，这意味着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存在很深的裂痕。

　　过去中国政府通过国际贸易分工带来的好处对国内的不稳定因素进行了强有力的赎买，转移了农村数以亿计的富余劳动力参与国际制造业的分工，提升了他们的生活水平，间接迫使他们放弃了政治上参与社会管理权利以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如今，新兴的年轻一代通过活跃与发达的互联网间接地表达了他们想要的政治权利，而执政党却无法像过去那样可以将他们大量转移到制造业链条上来。除非北京借助金融链条上的分工，最终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使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与全球之间向国内转移更多财富，然后通过财富再分配让这些新兴的年轻群体富裕起来，同时也间接地卸下他们要求政治参与的权利，实现社会稳定，继续维持经济高度繁荣的集权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