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故意传播性病”应用“立法”取代“规定”

文/孙玉良

    凤凰网新闻今天显示：《卫生部拟规定：不得故意传播性病》。该条新闻来自“中国新闻网”，打开“中国新闻网”，果然有长篇文章做详细阐述，标题为“卫生部修订性病防治管理办法拟规定不得故意传播”。

我就纳闷了，这样的小儿科问题还需要卫生部大动肝火征求社会意见吗？难道在这以前，国家允许故意传播性病吗？一般的老百姓，对中国的法律并不精通，一般凭直觉认定事实的是非曲直，比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自古的理儿。在看到卫生部这条“拟”规定之前，我以为国家早有法律规定“不得故意传播性病”了，原来没有。

    从这条“拟”规定可以看出，中国不只存在“有法不依”的问题，在很多方面无“法”可依也很严重，中国的法治化道路果然任重而道远。故意传播性病，一定程度上犯的是“故意伤害罪”，比方艾滋病，故意传播它不是犯罪吗？明知自己有病，却由于种种原因将此病故意转嫁他人，危害他人健康，应是犯罪行为，用立法解决，而不仅仅是卫生部用一纸规定可以处理的事。

    中国的事，关健是犯了错如何处理的问题。比如卫生部的这条“拟规定”，不得故意传播性病，这是每一个有生活常识的人都同意的事，根本不用卫生部大动肝火讨论。我就不信，有哪一个蹦出来，搞一个“允许故意传播性病”的声明。应该规定的是，犯了故意传播性病的错（或罪），如何处理他。

    “如何处理”是最大的问题，但卫生部并没有执法权限啊，就是有人故意传播性病了，你卫生部能调动公、检、法处理“肇事者”吗？显然不能。所以，孙玉良认为，全国人大应将卫生部的这一建议，用立法的方式解决。国家其他行政部门，也应针对自己部门的实际情况，向全国人大提合理化“法律建议”，将社会管理由行政管理向司法管理转变，由行政部门的规定“不准如何如何，犯了也没有良策”向法律部门的“不准如何如何，犯了就要给予必要的惩戒措施”转变，引导中国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

    法治社会，就是一个条条款款都有法律规定而大家都自觉认可这些规定的社会。由于中国自身的历史轨迹“人治”比较长的原因，中国的行政机关常常不自觉地“越俎代庖”。比方原先闹计划生育时，乡里组织人马到村里“抓人”做工作；如方乡里非公安人员去村里“抓赌”，都是某级行政领导越权干的事。领导带头违规办事，极大地影响了法律在公众心目中的威信，当官威超过法威时，人们厌恶的“人治社会”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