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的价值、意义和前景
首先，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概念界定的问题：既然世世代代都有打工者，今后的打工者也不会绝迹，那么有什么必要特别提出“打工文学”呢？或者说，打工者是写底层劳动者、写普通人的文学，那又何必称为打工文学呢，叫平民文学不也可以吗？或者说，凡是写打工者的都叫打工文学，那么，打工者既可包括白领，也可包括蓝领，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在相对意义上称自己为打工者，那么天底下还有不是打工文学的文学吗？如此推理下去，打工文学的存在还有何意义？所以，我认为，不能脱离中国当下的历史语境谈打工文学。
在我看来，打工文学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特有现象，它是应运而生长的，也是要应运而消亡的——不要怕消亡这个词，它往往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当然现在还不到消亡的时候。所以，我更认为，打工文学是打工者写的文学，同时也是写打工者的文学，不这样界定是不行的。这样说，似乎面太窄了，其实是突出了它的特定性，规定性。我大致同意这样的看法：打工文学是反映打工族这一社会群体的生活和感情，追求和奋斗的文学。它的成员大都具有乡村或乡镇背景，他们在卷入城市化的进程以后，经历了种种遭遇，触发了强烈的错位感，失重感，在精神结构和文化心理的深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于是产生了书写的冲动，形成为打工文学，包括打工小说、散文和打工诗歌。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只能说它是以打工者为主体的，以表现打工者的思想情感为主要对象的文学。文学史的规律告诉我们，其它作家的参预，加盟到打工文学创造中来，将之改造，加工，提升，几乎是必然的，由打工文学发韧，经文人提升，完全有可能创作出不朽的作品；那个时候，是否叫打工文学已并不重要。但它肯定与打工文学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同样地，打工文学作家经过不断修炼，能站在更高的视角上，作品以更成熟，更深刻的面貌出现，那也会不再仅仅属于打工文学的范畴。比如，像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就超出了打工文学的惯常视角，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包容的关怀来处理题材，已很难说是打工文学了。
是的，“打工文学”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定的文化及文学现象。就像“知青文学”也是一个特定现象一样。打工文学与中国社会近代特别是当前加速度的现代转型，与中国所面对的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与中国作为一个农业文明传统深厚的大国，因相当多的农业流动人群遭遇城市化的激变而引发的紧张感，异化感，断裂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太赞成把打工文学的外延无限制地扩大化。没有限制，就没有质的规定性，任何事物包括打工文学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前提和必要性。比如，像郑小琼的诗：《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流水线》《清晨失眠者》等等就是非常典型的打工文学。《打工》写道：写出打工这个词，很艰难/说出来，流着泪，在村庄的时候/我把它当作生命腾飞的阶梯，但我抵达/我把它当着陷阱，伤残的食指/高烧的感冒药，或者苦咖啡/我把这个词横着，倒着，竖着，都没找到曾经的味，我流下一滴泪。在这些诗句里，浸透了作者本人作为打工者的痛切的体验，非打工者很难如此言说。
打工文学既然在此背景下出现，由于涉及的人数之多，提出的问题之突出尖锐，由它衍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之极端复杂，它可以说是今天最具有鲜明的转型时代特征的文学，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传统的一脉创作。城乡二元冲突，深化了它的文化内涵，它涉及到政治，人权，道德，伦理，性权利，生活方式，人生理想，欲望化等一系列问题。它的基础是城乡二元冲突，不过把场景搬到了城里，衍生出无数新的主题。从而在今天的文坛上，它理应占有重要的位置。我们知道，当年日本有过《啊，野麦岭》，《天国的车站》等，中国有过《包身工》；近年我国文学中出现了一批很不错的作品，如《奔跑的火光》，《阿瑶》，《姐妹》，《谁先看见村庄》，《永远不说再见》，《我是真的热爱你》，《泥鳅》，《到城里去》，《谁家有女初长成》，《21大厦》等等，虽然出自专业作者之手，但不能说与打工文学所起的先导作用，或者它提供的思路和资源没有关系，而是关系很深，甚至可以说没有打工文学，就没有这些文人的创作。
然而，文学的决不是、也不可能是在壁垒森严的情境下发展的，打工者与非打工者，专业创作与业余创作，打工文学与整个底层叙述，它们之间的界线很快被打破了，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情形。这里我不能不提到“亚乡土叙事”这一概念。现在中国实力派作家里大约百分之六十的人在写这类东西，我们认为比较好的中短篇小说家都在写这类东西。何谓“亚乡土叙事”？就是指当前一大批笔触伸向城市，不再显得“纯粹”的准乡土文学，这类作品一般聚焦于城乡结合部或者城市边缘地带，描写了乡下人进城过程中的灵魂漂浮状态，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必然经历的精神变迁。与传统的乡土叙事相比，亚乡土叙事中的农民已经由被动地驱入城市变为主动地奔赴城市，由生计的压迫变为追逐城市的繁华梦，由焦虑地漂泊变为自觉地融入城市文化，体现的是一种与城乡两不搭界的“在路上”的迷惘与期待。城市是当代中国价值冲突交汇的场所，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两种文化冲撞，从而产生的错位感、异化感、无家可归感空前强烈。在乡村，谁也没有办法抵御现代化浪潮的席卷，离开乡村的年轻人再也不愿意回去，不但身体不愿意回去，精神也不愿意回去。而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学已有相当作品表现着这类流动者、迁徙者、出卖劳力者的内心的感觉和复杂的情绪。打工者在写，专业作家也在写，已经很难分开；其写作立场或是启蒙主义的，或是自我言说的，或是站在人的全面发展的更高视角上的。刘庆邦的《卧底》、胡学文的《命案高悬》、罗伟章的《奸细》，还有《那儿》《虹霓》《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兄弟》等等，可以说由专业作家和打工作家共同形成了一个亚乡土叙述的书写潮。
这就涉及到一个如何关怀弱势群体和怎样看待文学关怀人的问题的问题。它与打工文学的发展也有着直接关系。这里不妨作一点延伸。我感到，对关怀人的问题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或多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念。我注意到，有一种声音强调，要充分认识丰裕年代的生活现实，不能总是靠描写无告的小人物，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弱势群体，市场时代的落伍者来体现人文关怀，不要总是搞苦难崇拜，或者把贫穷神圣化和道德化，例如，是否应该正视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是否更多地表现他们的智慧、财富、成功，和一套全新的生活价值观。还有，就是不能老拿旧眼光看人，对都市中生活优越的年轻人，对他们身上所表现的小资情调，不该一味责备，应该表示更多的理解和认同。可是，另外一种更为强大的声音却认为，人文关怀怎么可能不通过对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怀来体现呢？这是现实主义的根本。自有批判现实主义以来，一个最深刻的传统，就是对小人物、无告的人、平民，尤其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关怀；如果离开或者抛弃了这一点，不再为他们的疾苦呐喊，还能叫现实主义吗，还是富于良知的文学吗？这里实际提出了文学究竟应该关怀谁、如何关怀等等值得深思的大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首先，没有必要把表现哪些人的问题看作唯一重要的事情或者首先重要的事情。既然“文学是人学”，它所有的观照对象在权利上都是平等的。当然，这种权利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文学对每个对象都给予平均表现。马斯洛在论述人的欲望满足时，认为任何人都存在着五个层级的需要，从基本层次的生存需要依次递增到高级层次的自我实现需要。因此，人在任何阶段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都存在着包括文学在内的其他需要。但是，由于每个人都处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他们对文学需要的轻重缓急也是不同的。在文学的生态园中，当哪一类人的需要与文学的矛盾更尖锐、更需要释放时，文学就应该对他们给予更多的关注。目前，由于文学远离大众而导致日渐边缘化时，我认为应该对“沉默的大多数”投注更多的关切目光，文学应该有充分的底层意识，因为他们是大多数。但是，决不能说，只有写了底层，平民、弱者、农民、无告的人，才叫现实主义，别的都不是。时代已经发生巨变，“人民”的涵义也发生了变化，现实主义文学也在变化，我更主张一种开放的吸纳了多种方法的积极元素的新现实主义。
目前打工文学及其相关主题，在一些打工作家，专业或半专业作家那里，是真实地描绘了打工族的生存困境，血泪悲欢，以及城市想象，身份认同，性资源的被掠夺，政治民主的诉求等等。事实上，这是无所不包的，几乎涉及中国所有问题。前一阶段的写作，写打工者“惨遇”的比较多，贴近生计，如拖欠工资，身份歧视，某些外企资方对人的凌辱等。另一方面，写打工者“奇遇”“艳遇”的也比较多，其中脱离实际的白日梦不少，想象之词居多。我认为，对打工文学来说，提高文化品位很重要。应该更多地描写农民工在社会、经济转型下灵魂的嬗变痛楚，表现人的自尊，觉醒，让打工者成为健全的自我主体。就创作者的姿态而言，不能停留在自言，代言或启蒙上，不能停留在吐苦水上。应该更多地把笔触放到表现人的精神世界上去，主要是自我意识和人性意识的觉醒，人的尊严和自尊，道德的继承与重建，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