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深圳晚报》记者晓水

谢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著作有：《储安平与〈观察〉》《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清华三才子》《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等。）

晓水：清华有很多才子，你为什么选定罗隆基、闻一多、吴景超这三人？

谢泳：《清华三才子》是我十几年前写的一本小书，出过两个版本。这个书名是书商起的，他们可能是为了销售。严格讲，这不是一本专门的著作。其中关于闻一多的部分约有十多万字，是一个研究性的评传，罗隆基和吴景超则是两篇论文。我强调一点，这个学术工作的完成是在没有网络搜索器出现前，所以虽然现在看来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在当时还是很有难度的学术工作，特别是关于吴景超的研究，现在也还不多见。至于为什么选择这三个人，其实也没有什么考虑，闻一多是因为对他的生平大事有些怀疑，特别是他的最后结局。现在蒋介石日记和朱家骅档案在台湾已经解密，我认为我在当时条件下所做的分析，大体是经得住考验的，符合大致的历史逻辑。关于罗隆基和吴景超，则主要是考虑到他们1957年的命运。罗隆基和闻一多是同学，吴景超比他们稍晚，但是同一代知识分子。所谓“清华三才子”，并不是当时的说法，而是为了出书需要，用了这么一个名称。但他们三个人确实当得起“清华三才子”这个称谓。

晓水：三才子有哪些共同点，不同之处？他们的命运代表什么？

谢泳：“清华三才子”大体是同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具体年龄前后差两三岁，但我们可以把他们算在胡适以后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群体中，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一般出身于中国当时的乡绅之家，从小受过传统的中国文化教育，考入清华后，同时都到美国留学，闻一多学的是油画，罗隆基是政治学，吴景超是社会学，罗隆基和吴景超 都有博士学位。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都是典型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新月派”，都是胡适的好朋友。但四十年代后，闻一多和罗隆基开始左转，特别是闻一多，罗隆基后来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在这三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闻一多1946年被暗杀，罗隆基1949年后曾出任森林工业部部长，是政府阁员，而吴景超则当教授。但活下来的罗隆基和吴景超1957年都成了“右派”。他们的命运也可以看成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后来的大致命运。

晓水：  在你眼中清华还有哪些才子？作为知识分子研究专家，你认为清华才子在百年中国的份量如何？

谢泳：因为清华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所以她的教授和学生，一般来说也就是最好的。清华出人才并不奇怪，因为有选拔条件这个基本前提决定。清华在近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是提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基本人才，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二是提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步思想。可以说，近百年来，如果没有清华，中国现代化初期的动力会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清华当时的美国化程度很高，这基本代表了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发展方向，这个历史远见，越到后来对国家的益处越明显。

晓水：如果要选新清华（1949年后）三才子，你会选哪几个？为什么？

谢泳：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天才为什么成群地来？在清华校史上，你确实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天才成群地来”的景象。但更有历史意味的另一个问题是：1949年后，天才为什么又成群地去？如果你非让我选择三个人，那我选择陈寅恪、黄万里和徐璋本。徐璋本一般人不熟悉，但他当年是和钱学森一样的教授，同出于美国加州理工大学，但后来他成了“右派”，多数时间在监狱里，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去世了。这三位知知识分子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他们在清华校史上都是以敢于发出独立声音著称的，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贵品格和道德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