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进行任何族群的文化研究，我们其实都是采用一种“即时”观点，也就是静态地研究某一种文化的“现状”。但是，无论是否愿意，其实每一种文化都是在逐步变迁过程中的，很多时候，由内外和外部因素导致的变迁可能很慢，以至于我们无法察觉。

　　上一篇文章中，我提到目前一些企业文化从业者的困惑，就是只是在操作一些活动，而无法让自己沉浸到一个企业的文化逐步演进和变迁过程的观察和思考中。比如制度问题，就是导致文化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不管这种制度的变化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主动的还是被动的。W·理查德·斯科特在《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一书中说：“只有相关的行动者认为他们自己在某些重要方面是相似的，制度扩散才有可能发生。”因此，认真关注企业的制度变革，同时研究人们是否需要这些制度、制度的实施是否可能产生某些结果而避免另一些结果、什么时间实施怎样的制度更合适、是否可以实施更适合的制度等等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被称为英国社会人类学之父的弗雷德·弗思在其《人文类型》（费孝通先生翻译）一书中引用了一个人类学家基辛研究萨摩亚人中的“陶波”的例子，很有意思。从前，每一个萨摩亚社区中都有一个被称为“陶波”的女子，她是出身高贵的处女，是主持社区诸多仪式的女主人，并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处于社区政治和社会组织的中心位置。在社区的仪式中，陶波地位较高，比如在高级典礼中替酋长和演说者调制卡瓦酒等等。平时，全社区的人都要尽力保护她，直到她出嫁。一般来说，由于拥有强有力的社会关系和美貌，陶波会嫁给酋长，她与酋长的婚礼上也要在社区内外部交换大量的财富。基辛认为，“陶波”这种制度助长了人们炫耀财富和好客的风气，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生活以及货币的分配，还可以因通婚在政治上建立重要的联盟和起重要作用的亲属关系。

　　后来，西方殖民者进入，当局尤其是传教士对“陶波”制度进行了种种限制，比如酋长可以娶几个陶波的一夫多妻制的禁止、陶波的一些工作由其他人取代等，使得“陶波”制度渐渐式微。加上陶波以外的妇女尤其是上层妇女地位的提高，不满意陶波在社区中的地位；而部落战争的消失，也使陶波在政治联盟中的作用削弱了。上述种种，使得“陶波”制度逐步消失，社区生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从组织文化角度看，“陶波”就是一个符号，不管她代表着一种习俗还是一种制度。其实，在任何组织中，无论是技术的变革、权力的变迁还是思想的变化，这种“陶波”式的文化符号俯拾即是。而认真研究组织中“陶波”们的或兴起或消亡，是文化研究者的重要任务。这样的研究，能够摆脱“设计”、“宣贯”等大忽悠式的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从而认认真真地给出企业文化变迁的管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