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同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参观)
(陪同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参观)
阳光洒满秦岭北簏,终南山静谧而幽远。
“你做的这件事功德无量!”201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兴致勃勃地来到关中民俗博物院参观,沉浸在厚重的关中民俗文化中,他对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关中民俗博物院院长王勇超说:“这里非常值得一看,你把流失的文物聚拢起来很有意义,否则它们就在民间消失了。”
一次邂逅,民营企业家转身文物收藏
1985年仲夏的一天,从事建筑的王勇超赴关中渭北招揽活计,恰遇文物贩子要把拴马桩的头砸下来倒卖。那石柱上,一个鼓腮、瞪眼的胡人骑在一头张嘴、竖毛的雄狮背上急欲奋力制服,形象夸张而传神。那一刻,王勇超血脉贲张,“老先人留下的东西,咋能说砸就砸了!”他不假思索地出双倍价钱把它抢救下来。
人生舞台上,王勇超做过生产队的记工员、会计、赤脚医生、生产队长;改革开放后,他走出家乡长安县郭杜镇赤兰桥村,来到商品经济涌动的西安打工,在一家建筑队当会计,还考上了全省第一批给排水工程师;多年打拼后,靠着诚信自信,他开办起自己的建筑公司,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按理说,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王勇超完全可以轻车熟路地继续在自己的建筑王国里成就更大的辉煌,然而他却以对人生的独特理解,对传统文化的无限热爱,对中华民族生存根系的深刻认知,以一种对子孙后代的紧迫使命感,毫不犹豫地停下了逐利的脚步,自觉担负起了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应尽的历史责任,转而在充满荆棘的民间文化抢救保护道路上探索前行!
一口气收藏了好几根后,王勇超四处求教后才明白:拴马桩是中国北方数千年来多民族文化撞击交融的历史见证,是草原部落定居渭北农耕生活的记忆。唐、宋、元、明、清时期的拴马桩,可谓是关中民间文化力与美的化身。在广袤的关中平原上,散落着无数民间历史遗迹,而经民国战乱、文革破坏,加之走私者觊觎,直至工业化进程中人为摧毁,这些农耕文明遗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亡,已到濒临灭绝的境地。
识得了“老石头”的价值,王勇超热血沸腾,越发情有独钟。听说有人砸下拴马桩的头部贩卖到国外,一件就能换一辆小汽车,出于对传统文化的自觉热爱,不忍心先人留下的遗物惨遭破坏和流失,这位不善言辞,木讷而坚毅,朴实而灵性,稳健而火热的关中汉子焦急万分,彻夜难眠,决心投身任重而道远的民间文化抢救保护事业。
当时,人们对王勇超普遍不理解,有的说他挣了两个钱就烧得慌,把石头往回搬,有的说他把破烂当宝贝,把活钱变成了死物,还有人讥笑他纯粹是个“瓜子”,“瞎折腾”,“脑子进了水”。朋友劝他:“这些石头不能当饭吃,花钱买不值得;国家的政策说变就变,你还是悠着点。”面对各种非议,王勇超淡然处之:“我收集文物,志在保护,不在交易;不管别人说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
1989年深秋的一个晚上,西安市书院门一号二楼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公司的决策者们正就征购关中民俗文化遗产展开了热烈讨论。尽管还有不同的声音,但大家最终被当家人的执着感动了。王勇超神情凝重地说:“老祖先留下的东西很可惜,如果这代人不及时收集,很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我们必须为国家、为民族尽一份责任,为子孙后代把根留住。我决定要把关中现存的民俗文化遗物,全部收购回来。”一锤定音!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中民俗文化遗物大抢救在八百里秦川拉开了帷幕。
王勇超组织了三十多人,分为六支队伍,在渭北八个县走村串巷,与当地民众广为接触,将各地遗留下来的各种民俗物品,特别是如拴马桩、饮马槽、石门头、石门墩、石人、石马、石羊、石兽等石雕,还有各种木雕、木刻、砖雕等广为普查,逐一造册登记;看到有的珍贵民间艺术品竟被老百姓用来建厕所、修猪圈、甚至敲碎了铺路,大家痛心不已。
一场抢救,留住消亡的关中文明
文物普查中,王勇超发现了许多造型古雅,雕刻精美的关中“老房子”,虽经风雨侵蚀,依然秀韵动人,这些建筑连同主人生活的痕迹,本身就是整体而系统的文物,散发着着独特的文化魅力,凝聚着祖先的哲学观、道德观和审美观。
据考证,中国最早的房屋建筑就出现在关中,关中古民居以其古朴恢宏的建筑风格和砖雕、石雕、木雕俱佳的鲜明特色,在中国的民居建筑中自成一派。王勇超决定把明、清古民居院落,包括戏台、祠堂等全都收藏,他全然未曾料到,把一个地域的民族文化抢救保护责任扛在肩头,所历艰辛远超个人想象。
1989年冬,西安某建筑工地上挖出两个大型石龟和两块石碑。王勇超闻讯赶到后,民工已经把石碑砸坏了。王勇超现场考证这些都是清代的民间文物。抚摸着残碑,他心疼地掉下了眼泪。幸好,石龟还完好。王勇超一边制止了民工的破坏行为,一边办理了有关手续,把东西运了回来。
一次,渭北澄城某村弟兄两个闹分家,为祖上留下的一个巨大的饮马槽争执不下,最后商定一人一半。王勇超闻讯赶去,弟兄两个正用一把錾子从石槽中间敲琢。虽然见过许多饮马槽,但那个饮马槽还是让他惊叹不已,槽体上的高浮雕纹饰上还刻有串子莲。他好言相劝,最终抢救下了石槽。
经历了几次事件后,王勇超晚上常常失眠,一把錾子凿石头的声音老在耳旁响起,他加紧了收藏的进度。一次,听说蒲城某村的一对“海水人物抱鼓石门礅”被文物贩子以四千元买走,东西已运到山西侯马。他立即赶往当地,几经周折,总算打听到文物贩子的住处,对方先是死不认账,后又漫天要价,无奈之下,王勇超咬牙以一万八千元将这对石鼓买下。
其实,以一己之力与文物贩子较量,王勇超感到更多的是遗憾,一些珍贵的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化遗产,第一次看时还是完全无缺,再来时早已难觅踪影,不知流落何方了!
资金最困难时,公司一连拖欠了员工好几个月工资,看着他们毫无怨言地跟着他奔波,王勇超心如刀割。恰巧,一位大老板看中了收藏的一个石虎,起先开价20万元,他说不卖,那人以为嫌钱少,就不断加价,缠过几次后,王勇超说:“你就是给一百万也不卖!”那人说:“我出一百二十万元!”王勇超生气地说:“这些东西是祖先留下的宝贝,它们就像我的娃一样,出再多钱也不卖!”
对民间文化的挚爱,是推动这场疯狂大收藏的源动力,而抢救之艰,保护之难,实在不堪回首!为了收藏,王勇超忍痛变卖了自己的六家公司,还四处借贷数千万元,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负”翁。收购澄城一处古民居时,他除给那户人家盖座新房外,还要额外付钱;为了收购大荔县清代东阁大学士阎敬铭故居,他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阎氏后人联系,一个个上门访谈,争取支持,费尽了周折。
其实,王勇超遇到的最大困境何止花钱费力、跑断腿脚这档子劳心事!由于国家当时还没有出台一部有关个人收藏散佚于民间文物的相关法律规定和政策,他的收藏行为一度介于“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边缘,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不公正待遇。
一次,王勇超被公安机关连人带车截获,安上了“非法贩卖文物”的罪名,最后交了罚款,人算是放了出来,可几十件石雕最终也没讨回。王勇超找遍了各级文物部门,讲民间文物损坏流失的现状,讲他抢救保护收藏的初衷,希望出具一张有效的“通行证”,让他不用担惊受怕。可得到的答复几乎同样:“这事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我们不可能给开什么证明!”
多少次征收中遭受白眼,多少次被当成文物贩子围追堵载,多少次连人带车被扣押!别人把珍贵的民间文物毁掉没有事,但你要把它收下来保护就有说不清的危险。即便如此,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在政策和环境的双重压力下,王勇超和他的团队清贫守志,孤军奋战,历尽坎坷亦不言悔。
数十年来,王勇超累计出动三千多人次,行程数十万公里,跑坏了三辆面包车,抢救保护了关中民俗物品三万三千六百余件,形成了民间艺术、民风民俗、明清民居、名人字画四大系列,涵盖了民间生产生活、艺术活动等各个范畴。
一个建设,创造穿越历史的窗口
起初,抢救来的藏品被分放在几个建筑工地里,由于场地狭小、破烂不堪,随着数量的增加早已无处可存,王勇超忧心仲仲:没有妥善的场所,这些珍贵的民俗器物就会毁坏、遗失,那可真成了千古罪人!
自1997年起,王勇超一边继续征集藏品,一边着手在长安区南五台山风景区规划建设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他梦想着建起一座神圣的殿堂,为他含辛茹苦、忍辱负重收藏的民间文物找到永久的归宿。这里,每天游人如织,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炎黄子孙怀着虔诚之心和敬畏之情,尽情汲取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谁曾料想,由于民办博物馆是一个新鲜事物,况且关中民俗博物院规划之大在全国也尚属首例,不少政府官员考察后都觉得理应支持,可苦于国家文物保护法没有明确规定,相关政策也不明朗,故而审批项目时迟迟不敢决断。眼看着项目就要被扼杀在摇篮里,王勇超心都碎了。
改革必然遇到各种阻力和压力。2001年11月,王勇超向在西安调研的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郑欣淼诉说了自己的遭遇,郑欣淼实地考察后表态:“你干了一件大好事!”随即,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顺利登记注册。王勇超感慨万千,“终于结束了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史,我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从地下转到了地上,以后再也不用偷俞摸摸搞收藏了!”
2002年7月,“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在南五台山脚下举行了奠基仪式,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近百家新闻媒体纷纷以“全国首家最大的民俗博物院诞生”为内容进行报道,评价其建立为现代文明找到了一个根基,不仅是对关中文化的自信,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更是对传承民族精神的信仰。
为了更好地论证项目,王勇超组织召开了“首届关中民俗文化艺术研讨会” 、“关中民俗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研讨会”, 确立了全新的建院方略:打破以参观为主的博物馆传统开办方式,融参观、体验为一体,将关中民俗博物院建成一座以明清建筑为主体的园林式博物院,用展品实物营造历史氛围,用明清古民居增强真实效果,用古树点缀古朴风貌,用大量的民间风情、民间艺术活动来渲染生活气象。展品、园林、行为三位一体,倾心打造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关中民俗艺术品牌,荟萃关中地区民风民情,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使关中民俗博物院成为品位高雅的民风民情民俗大观园,使游客走进历史,体验民俗,参与、感受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
项目建设中,博物院坚持“不改变原状”的原则,做到“修旧如旧”。王勇超提出,每项工程都是千年大计,必须建成精品工程,打造世界一流博物院。在古民居拆迁复原中,技术、施工、管理人员紧密配合,在拆、卸、搬运、复原安装各个环节上,尽量不使原构件的一榫一卯、一砖一石受到损伤;对局部腐残、破损的构件采取墩接、剔补、粘补、加固等方法,尽量保持原状;对少数腐朽严重确实无法修补和使用的,才挑选同样的材料仿制,竭力使复原品与原建筑风格协调一致。
2008年12月19日,气势宏大、古朴庄严的关中民俗博物院撩开了神秘面纱,一期工程明清古民居一条街正式对外开放:一院院错落有致的古宅民居、一件件形态传神的砖雕石刻,一幅幅笔力遒劲的名人书画,诉说着悠久的民俗民风,体现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在这座“集关中物、载关中史、展关中情、承关中魂、留关中根”的500亩土地上,巨量藏品见证了中国北方数千年来多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形成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基因仓”和“标本库”,展现给世人一幅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壮丽景象。
长期的文化实践中,王勇超已把自己磨砺成一个充满自信和智慧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先后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陕西省民间艺术抢救保护工作先进个人”;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民协副主席。
关中民俗博物院也以其瞩目成就和特殊地位,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力,中外学者纷纷盛誉其为“世界性的奇观珍宝”,“天下一绝”,“地上兵马俑”;被评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陕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民俗文化遗产研究基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成为我省的一张文化名片和古城文化旅游的一道靓丽风景。先后接待了江泽民、李长春、王兆国、刘云山、李源潮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全国人大、国务院、国家部委和外省市领导同志近百人参观调研。接待中外媒体、港澳政协委员、专家学者2万余人次,组织国内外学生团体参观学习近6万人次,接待中外游客参观30余万人次。王勇超因其杰出的贡献,被誉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第一人”。
今天,在郁郁苍苍的终南山下,在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家园里,追诉已逝的记忆,不仅是一种景仰和敬畏,更是一种回归和传承;正是这些民间文化遗存,昭示着千百年后,在黄土高原与秦巴山脉间的广袤水土,关中还是关中,关中人还是关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