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收到韩老师的新书《我们没有阿凡达：中国软实力危机》。

　　中国崛起所需要的软实力

　　中国的软实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临时采取和反应性的，目的也仅仅旨在反驳“中国威胁论”和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其实他们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们还没有形成一套综合、连贯的国家软实力战略，甚至我们还出台了一些前后矛盾的政策。

　　记者：首先恭喜韩和元先生的最新力作《我们没有阿凡达：中国软实力危机》一书上市，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这部书的名字显得尤为特别，您为什么要以这个名字作为书名，并向读者传递什么信息呢？

　　韩和元：谢谢。关于书名，最初的时候我把它叫着《大国空巢-中国发展中的软实力之痛》的。促使我写这一本书的一个直接诱因是，当时我在我的官方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收入分配改革：依然可以借鉴的美国经验》的文章。去年的这个时候，收入分配改革是个很热门的话题。这篇文章挂出来后得到了林志共先生的关注，他在文后评论道“如果权力是掌握在富裕阶层的手中，有多少人愿意放弃富裕阶层去改革收入不均和贫富悬殊的事情，只有富裕阶层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才会考虑，如移民海外。所以中国学美国是很难的事情，主要是体制不一样。”正是林兄的这一批评，让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文章中提到的美国的“大压缩政策”可以成功而中国却存在莫大变数呢？在思考中我发现“软实力”或许才是问题之中的问题。当时我给林兄的回复就是“其实这种改革最大的考验则在于一国之SOFT POWER的问题，他所涉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价值被普遍认同。富人移民海外事实上就证明了中国的软实力是有问题的，国家尚未形成强有力的凝聚力。”也就是说这本书我想谈的是一种对内问题，一种有关于一国如何形成凝聚力和如何让价值被普遍认同的问题。

　　但出版方为了更直观和更具有吸引力，他们决定采用“阿凡达”，因为《阿凡达》本身就是一种软实力的象征，就如同可口可乐、麦当劳之于我们对美国的印象一样。这一书名它会迫使那些关心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人，不得不去问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可口可乐、为什么没有麦当劳、为什么没有阿凡达，它会让我们去反思和检讨。

　　记者：您这部书主要从不同角度对“软实力”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请问您目前对中国软实力是怎么界定以及衡量的？您认为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软实力呢？

　　韩和元：对于软实力的衡定标准，我认为它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其他任何国家，这个标准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这个国家对内是不是具有高度凝聚力，对外是不是具有高度吸引力。

　　而至于中国当前的软实力和国家所执行的软实力战略，就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巧实力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临时采取和反应性的，目的也仅仅旨在反驳“中国威胁论”和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这点他们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们还没有形成一套综合、连贯的国家软实力战略，甚至我们还出台了一些前后矛盾的政策。

　　但我个人认为这还远不是问题。事实上，中国当前所实施的软实力战略在方向上完全是正确的，虽然在具体的执行上还存在偏差，虽然在实施上还远不像美国那样经验老道，甚至在处理具体的事件上表现出极端的稚嫩和十足的经验缺乏。但这不是问题，事实上，只要继续秉持我们一贯的外交主张，坚持尊重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方针，加以实践，我想我们一定会做的更好。

　　当然具体的政策还是需要予以相应的调适的，随着美国对布什的外交政策的检讨和反思，随着新单边主义的落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现行中国外交政策会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这也是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评估的。

　　但正如我在这本书里所提到的社会精英移民大潮所折射的那样，我们当前的软实力不足，还不在外行而在内修，在于我们国家的凝聚力还不足，在于国家对人民的感召力还存在欠缺。崔卫平教授就指出，好的软实力，“只有对自己有吸引力，才能够对于别人有吸引力；对自己的同胞能产生感召力，才能够对他人具有感召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精英大量移民本身就说明了我们对自己都还不具有吸引力、对自己都还没有具有感召力，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吸引人家感召人家呢？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还在于我们对软实力存在一个认识的误区。我们的这套现行的“软实力”观念是直接来源于美国的，是照搬美国的。在这里并不是说来自奈的“软实力理论”是错误的，事实是上在书里我们反复引用他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已经说明，奈的观点是我们所秉持的。当然我们也并不是怀疑这套理论对某些国家的现实指导意义。这里说一个类比，张五常先生曾就《新劳动合同法》发了些感慨，虽然具体到某些观点，我们也认为有些值得商榷，但他的思维方式却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譬如他说：“近几年中国采用或试图采用的砸脚石，差不多全部是从西方进口的。”还有：“资源的局限不同，政策应该有别。这方面，向西方抄袭，招来横祸的机会相当高。”

　　“软实力”理论不应该是“一致”理论，而应该是“差别”理论，它的确具有“趋同”的可能，但并不具有在同一时空里的“普适性”。即在研究“软实力”这一课题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一定国家经济发展的具体特性、特点、道路和条件等要素。

　　奈的软实力理论事实上本身就只是一门国家主义学，他虽然也考察过苏联、欧洲和日本，但主要还是以美国作为其学术考察的对象，而将其他国家视为对手来予以考察的。但如果我们企图以一致的“国际主义”或“对等的实力学”来取代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有具体国情的国家“实力观”，这肯定是不对的。毕竟各个国家经济情况和发展程度极不相同，各有其发展的具体要求、条件和道路。

　　正如崔卫平指出的“衡量软实力的核心标准就在于‘吸引力’”，基于这种认识，再结合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阶段属性，那么软实力战略其实也并不深奥：

　　第一个阶段，应该是无条件的吸收阶段，对比较先进的国家的理论，应该以开放的态度予以积极地吸收，以此手段，起码要使自己脱离未开化状态，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知识和认识上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对国内范围予以政策和价值观的梳理，应该在调适中达成共识，并以此为脉络促成国家凝聚力的形成。“软实力”归根到底还是属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语言，虽然在这一时期外交政策更为重要。梁启超先生早在1913年9月为熊希龄“第一流人才内阁”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里就已经对此有明确的看法了：“预确保中国在世界之地位，其枢机首在外交”。但他在宣言书里进一步做了阐述：“自前清之季，往往用小智小术以对外；今政府务反其道，维持国际上之正义。一曰开诚布公以敦睦谊，二曰审势相机以结悬案。求外交上不复有重大问题发生，乃得集全力以整顿内政。”

　　我们不难发现以敦睦谊的外交政策的宗旨，还是在于为“整顿内政”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而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家Moynihan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最后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他指出“在保守主义看来，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决定一个社会的成功；但真理却是：政治可以改变一种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终极指向的还是国内政策。

　　因此，第二阶段可以说是一个聚焦的过程，是一个将国内各种不同利益、不同观点、不同意见的群体，通过对话在一系列大家彼此可以接受的国内政策下，逐步集结的过程。这也是一个价值观被国内各种不同利益、不同观点、不同意见的群体普通认同的过程，以价值观的普遍形成为契机，进而达成国家凝聚力的形成，也就是自我吸引、自我感召的阶段。这一阶段也可以称为内涵阶段。

　　最后一个阶段，当硬实力和我们的软实力能够相互帮扶、相互促进时，这两种力量将步入一个良性互动的循环周期。这时，“软实力”也将主要的侧重为一个对外的说法，这个阶段与第二阶段形成对照。这个阶段是一个“发散”的过程，是一个国民凝聚力业已完成，并且对外已经形成外溢力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通过对话和交流进而实现对别人具有吸引力、对他人具有感召力的阶段。这一个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外向型的，奈的理论就完全适合于该阶段。

　　记者：您在书中提到“美国的历史则充分的证明了，在全球化时代，领袖世界之路，不仅仅要培养以及挽留本国的顶尖人才，而且还要将培养和挽留本国顶尖人才事业聚集成核，以此形成磁场吸引全世界大多数的顶尖人才，如此才可能成为真正的惟一的超级大国。”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在软实力建设中存在哪些难点？

　　韩和元：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中国在软实力建设方面所存在的最大难点，首先是对“软实力“这个概念的认识所存在的认识上的误区。现在国内关于软实力的讨论主要由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学界和政界都把软实力简单的等同于外交政策了，软实力就是一种“对外的说法”，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从而导致中国在软实力认识上的偏差-将软实力资源过度集中到外交政策上了。虽然奈在他一系列的著作中一再的强调“外交政策对软力量的影响也很大”，但你要重读一下这句话，就会注意到一个字-也。显然，软实力不完全等于外交政策。

　　另一种趋势是将软实力简单的等同于文化。正如他们所说的“只是在软实力这个新的说法当中，文化被披上了一层吸引力、感召力的外衣”。但问题是要给文化下个确切的定义，实在太难。罗维勒就曾感叹过：“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用文字来范围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它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以外，它无所不在。”虽然奈也的确承认过文化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将文化上升到一个无限高度，将文化等同于软实力，显然也不是奈所预备表达的。在奈出版于04年的《软实力--世界政治的成功之道》一书的第二章里，当他谈到文化时，他所用的标题是--软实力资源之一：文化--就准确的表明了他的观点和态度。

　　事实上，在奈的书里，始终透照着一种观点，那就是国家的软实力是多要素的交集和合力。他在同一本书的同一章的第四节“外交政策的实质和风格”里，这样强调道：“国家的形象和对他人的吸引力是许多不同思想和态度的综合体。这种吸引力一部分依赖于文化、一部分依赖于国内政策和价值，一部分依赖于外交政策实质、策略和风格。正是这三种资源的交集通常创造了软实力--以吸引力而非强迫手段来获得美国所期望结果的能力。”

　　由此可见，文化并不像我国的那些软实力专家所认为的，是软实力的核心源泉，它仅仅只是软实力的主要资源之一而已，在现实世界，甚至这种资源还往往取决于国内价值和政策所能够造成的是好还是坏的外溢力。

　　记者：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着诸如腐败、食品安全、贫富分化等问题，这些问题要得到系统解决，需要中国做出哪些改良？

　　韩和元：面对贪腐、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其他如贫富分化等现象，人们本能的都会指责官员和企业缺乏良心，并要求其强化道德自律和社会责任感。这种谴责与呼吁合理但却不得要领。因为发生大面积失序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官员、企业家个人道德倾向，而在于其所处的生存环境。以食品安全为例，在一个竞争激励的环境里，只要像造假、行贿等在内的非生产性行为不受约束和惩罚，那么诸如技术创新、降低成本等在内的生产性经营性行为就得不到弘扬。任何置身其中的企业基于生存的本能，自然会加入到制假贩假、污染环境、坑蒙拐骗这样的非生产性经营活动中来的。否则不对等的竞争条件只有死路一条。市场如此，官场也是如此。

　　因此对于这种失序，只是对官员、企业家的道德予以谴责和呼吁，显然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失范的现状的。我们的官场和市场失序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我国政府职能的错位。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财政分权改革，我国各级政府成为追求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积极主体，但同时却又缺乏一个超利益群体的立法和监督主体的约束。也正是因此为我们的官员寻租、为制假贩假在内的非生产性经营行为提供了温床，这一结果的必然就是社会的贫富的分化。

　　也正是因此，要想从根本上克服制约我国软实力发展的诸多因素譬如贪腐、食品安全、贫富分化，根本的办法就是全面推进改革，软实力发展与政治改革联动。政治体制改革不推进，就不能解决人们吃的不安心、工作的不安心、创业的不安心这一问题，上下就会相互猜疑就会彼此防范彼此对立，那么我们的国民怎么能够凝聚？如此以来软实力发展也就很难推进，软实力不能推进，我们的已有的经济成果也难保障，很简单，人都跑了谁来创富啊。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人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的软实力和美国的软实力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中美两国软实力的不同是文化的原因吗？

　　韩和元：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聊的，“软实力”理论不应该是“一致”理论，而应该是“差别”理论，它的确具有“趋同”的可能，但并不具有在同一时空里的“普适性”。在谈到“软实力”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一定国家经济发展的具体特性、特点、道路和条件等要素。当然这并不代表我否认软实力存在普适性这一原则，这就如同大人和小孩，他们由于年龄阶段的差异，所思考的东西关注的焦点自然也会有很大的差异，但其“人”的属性是具有共性的。中美之间软实力的差异，我认为关键还在于其发展阶段所存在的差异。美国的国民凝聚力这一国内政策业已完成，并且对外已经形成外溢力，也就是我所指出的，他们已经进入第三阶段了。而中国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一点，中国软实力发展，不客气的说还只是停留在第一阶段的末期，也就是我们还只是停留在对西方世界的理论予以吸收和逐步的消化阶段。

　　记者：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劳动力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形势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逆转。那么中国“刘易斯拐点”真的到了吗，为什么？

　　韩和元：刘易斯拐点是不是到来了，这只需看看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用工荒就可见端倪了，但我却认为，这远不是大的问题。事实上有人一直认为国家竞争优势源自廉价与充沛的劳动力，但我们看看德国、瑞士或瑞典等国家，他们不仅薪水高而且劳动力长期不足，但其经济依然繁荣。所以对于中国而言，现在的最大问题不在于刘易斯拐点会不会到来，而在于我们所抱有的还是李嘉图的那套比较优势和赶超战略的认识。

　　记者：我们了解到，您之前写过《告别恐慌-经济兴衰的秘密与复苏之路》、《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这两本书，您觉得本书与前两本书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从您的学术逻辑上说，这本书与前两本书有什么相关性？

　　韩和元：在我写作这本书之前，我一直认为，我在《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一书里所列举的几点都可能会对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形成挑战。对于这一观点我深信不疑，也因此忧心不已。然而，正是那篇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文章及林志共先生的评论，却终于改变了我只注重硬实力而忽视软实力的毛病。在我们硬实力外表光鲜而内在羸弱的状况下，让我意识到软实力或才是中国真正之痛。前两本书都是从硬实力这一角度来着手的，而这本书则更多的是从软实力来着手的，这应该是它与前两本书最大的区别吧。

　　至于相关性，我认为我所一直抱有的“为中国问题求一个解”应该是一以贯之的。不管是我试图从硬实力还是从软实力着手，它都会自觉的体现在我的字里行间。虽然我一直在批评，但我也一直深爱着这个国家的。甚至我认为我的这些批评根本不是批评，而是做着Albert O.Hirschman在他1970年出版的《退出、呼吁与忠诚：回应公司、组织和国家的衰落》里对组织忠诚而发出的那种“呼吁”。

　　当然无无意于说我们的现行制度是如何之糟糕，诚如Hirschman指出的“无论一个社会的基础性制度设计得如何完善，某些主体未能按人们预期的行为方式来活动，总是在所难免。” 所幸的是，Hirschman卓有成效的研究发现告诉我们，纵然面对衰退，还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予以修复。而其解决方式就是我们必须得接受一个并不完美但必须随时愿意接受改进的社会。汤因比则进一步给出解决之道，他认为大众对创造性的领导者“适度的挑战”是最好的办法，他认为“适度的挑战不但可以激励被挑战者获得一项较成功的回应，还可以帮助他们获得一种动力，可以驱使他们更向前迈进一步。”这种适度的挑战，在Hirschman的语境里就是呼吁。当然这一切还得视乎被挑战者是否愿意和如何予以回应了。如果被挑战者予以正面回应，并将其视为一种动力，那么组织完全可以更向前迈进一步，从既有的现状，走向新生的奋斗，并得由解决一个问题后，立刻走向另一个问题的挑战，整个组织也开始从消极的“阴态”，又进入积极的“阳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