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打假打出了我们社会的黑色幽默
杨于泽

　　一个月前，某媒体指控方舟子科普文章抄袭；近日媒体再次曝料，谓“方舟子后院起火”，指控其妻子提交给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硕士论文涉嫌抄袭。据说，媒体的曝料已引起方舟子对于动机的质疑，对于指控的真实性，我们在此姑持保留态度。但这种指控已伤害到中国的“打假事业”，其有损世道人心，是没有疑义的。
　　对方舟子夫妇抄袭指控的一个可能后果，就是，激进者马上会说，既然方舟子和老婆自己涉嫌抄袭，你凭什么学术打假？其实方舟子打假没有错，有假就打，打假是天然合理的，有益于我们社会。包括那些自己弄虚作假的人，也有权利打假，他还可以依“亲隐”原则不打自己和妻子的假。作假者打假，说明他们在内心里渴望真，希望把假从我们社会中扫荡出去。
　　虽然抄袭并不损害打假者打假的权利，但它使打假者陷入一个道德悖论：你打假是因为假在道德上是一种错，而你自己在这方面也不干净，你的打假行为就容易引起人们的强烈质疑，甚至成为世人的笑料。涉嫌作假者主持打假，给人一种“举世皆浊”、“洪洞县里无好人”的强烈暗示。学术打假，更像是一场互相揭丑与“比烂”的闹剧，而不是学术净化与社会净化。
　　但根本的问题不在方舟子身上，而在社会及其治理体制、机制。方舟子现在失去了昔日的道德光环和某种认证的权威性，其涉嫌抄袭突显我们社会正在“比烂”，但方舟子个人无法承担其中责任之重。方舟子涉嫌抄袭了，而他揭露的论文抄袭和学术造假很多也是事实，但抄袭者、造假者受到了惩罚吗？没有，如果有的话也极其罕见，更多的是有关部门站出来和稀泥，使问题不了了之。
　　比如，方舟子“新语丝”网站近年陆续揭发了一批大学校长、副校长论文抄袭，但这些校长、副校长至今官照当，竟然厚着脸皮做学术机构的领袖。更有甚者，一位号称“中国最年轻市长”的人，被揭发攻读清华大学硕士期间2篇论文涉嫌抄袭，最近居然获得当地“破格提拔”。对照组织上对“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官员选拔标准的反复强调，公众直觉所谓“德”之诡谲与费解。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我们不必对才能之士过份苛求，市长甚至校长本职并非学术研究。况且连方舟子和妻子都涉嫌抄袭，遑论市长、校长等“非专业”人士？也就是说，我们把抄袭、造假当作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共业”，因为大家彼此彼此，所以大家相互原谅。打假与求真，已经被视为公众对社会精英的道德完美主义苛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成了“小民”对社会精英的嫉妒心理的反映。
　　方舟子似乎还没有转行的迹像，我们可以设想，方舟子还要继续打假下去，但打假有何用处？如果抄袭和造假已经被体制原谅了，打假就毫无意义。打假不仅无意义，而且作用消极：它把我们社会的烂处展示给人看，却没有医生来试图消炎生肌，结果打假只是消解了公众对社会正义的信念。
　　更令人放心不下的是，当我们宽容市长和校长们抄袭与造假的时候，我们的宽容仅止于此类“小节”吗？面对某些人群的道德失守甚至法律失守，我们除了宽容，实际上别无选择。我们的疑问是，我们社会的道德底线究竟在哪里？它还要滑落到哪里？不是方舟子令我们困惑，而是他激发了我们对社会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