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进城卖菜，农民更伤不起
——关于卖菜的经济学
庞 震
商务部网站4月26日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组织引导大型连锁超市召开产销对接会，直接采购“卖难”蔬菜。通知还要求要积极发挥商务部“商务预报”、“新农村商网”等网上产销对接平台的作用，同时，建设一批社区平价菜市场，鼓励蔬菜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设立临时性蔬菜直销专区，允许菜农免费进场销售自产蔬菜。此外，支持农业合作社和农民进入城市社区、街道直销蔬菜。
当下，菜贱伤农，为了救农，政府出招，农超对接，让农民直接进入城市，驻进超市，直销蔬菜，仿佛可救农于水火。这个政策背后的逻辑很简单，菜之所以贱，主因在于，介于菜农与零售终端之间的环节过多，说白了，钱被中间商赚走。江苏省物价局的调研结果就称，蔬菜经田头集中、产地收购、长途运输、销地批发、再到零售，需要4-5道环节，销价比购价一般高出2-5倍，高的达5-8倍。既然平均有5倍的利差，为何不能绕过中间商，直接让农民得利呢？如此一来，菜价上升，农民自然就不亏反赚了。
问题果真这么简单？不妨，让我们从最原始的交易谈起，彼时，农民种田，卖菜赚钱，肯定比农超对接还直接，不仅直接面对超市，而且是直接面对消费者。但，这种原始的交易，规模显然大不了，毕竟它是点对点式的交易，一家农户辛辛苦苦，也就伺候几亩菜地，种的菜顶多只能满足几家人的需要。但，随着城市的出现，人口的聚集和膨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大，光靠一个个独立的农民种菜，进城卖菜，蔬菜的供应根本不可能解决一个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城市的需菜量。因此，究竟靠什么才能迅速提高生产效率，满足千万人口的菜篮子需求呢？关于这个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很好的解释。
亚当·斯密讲了一个别针厂的例子，他写到，“别针的制造分为约18项不同的工序。……我见过一个只雇了10个人的小厂，因此，一些人要干两三种不同的工作。但是虽然他们很穷，只有很简陋的必不可少的机器设备，可是如果他们努力工作，他们每天却能制造出约12磅别针。每磅有4000多枚中号别针。因此，这10个人每天能够制作出48000多枚别针，也就是说每人每天制作出48000枚别针的十分之一，即4800枚别针。但如果他们是分开来独立地工作，而且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人曾受过这方面的专门训练，那么他们每个人一天肯定做不出20枚，甚至一枚也做不出来。” 简言之，社会的分工协作，才是解决效率问题的关键。
因此，在菜农与消费者之间，逐步加入的中间商，大型超市，其实都是社会化分工的需要。由于中间商、超市的出现，才让我们这些消费者，可以不论四季都能吃到想吃的蔬菜，可以随时随地进入超市就能买到新鲜的蔬菜。如果农户的优势就是把菜种好，那么中间商的比较优势就是市场信息的收集。
而价格就是最好的信号，当人们餐桌上对某种蔬菜的偏好加强时，反映到市场，就是该种蔬菜变得紧俏，价格上升，中间商只要见利可图，自然会不辞辛苦，宁愿千里迢迢跑到产品的原产地，也要帮消费者引进该蔬菜。或许有人会认为我在说笑，那你可以问问身边的主妇，她们是否在超市里会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蔬菜，说不定，大洋彼岸的优良品种也会出现在超市的柜台里供主妇选购。
同时，中间商还会千方百计地压低各种环节的成本，以期能够在销售的终端为消费者提供更加物美价廉的商品，因为，中间商与中间商，超市与超市之间无时无刻不在竞争。我的爱人是一个喜欢货比三家的人，她对价格尤其是蔬菜的价格能够灵敏到一角一分。所以，要在市场上多赚到家庭主妇一分钱，可想而知，中间商和超市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们最终能否赚到钱，赚得是多是少，我觉得那都是中间商和超市努力结果的一种回报。
我们的官员们可能是在外吃饭吃惯了，缺乏生活的经验，因此，一看到销价和购价之间有5倍，甚至更大的价差，就认为那一定是中间商和超市心黑，贪图暴利，但，他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农户自己地头种菜，再运菜进城，超市卖菜，一条龙全做了，最终的售价究竟会是几何？我想肯定远远超过目前最高的8倍。否则，还需要社会化分工吗？
所以，农民直接进城卖菜，结局很可能是农民更伤不起。
而之所以，目前部分蔬菜价格低迷、出现滞销，财新网的报道比较客观，“主要是由于去年蔬菜价格走高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过一定的生产周期，扎堆种植的蔬菜集中上市导致。这本是正常的市场波动，但是政府通过补贴的方式增加种植面积，加剧了这种波动。”
足见，干预导致菜更贱，要让菜由贱变贵，显然比行政干预最好的方式还是尊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