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8年的事情，我得罪了文化局。

      作为记者我采访了第十届“xx之春”文艺调演，并在调演结束之后撰写了一篇稿件：《困惑•寻求——第十届“xx之春”文艺调演结束后的思考》。问题就出在这篇稿件身上了。

      当地文工团主管局的一位副局长看到报道后，很是恼火，认为稿件是对文化局的批评。于是他就鼓动局长给行署主管文教的副专员汇报，让行署领导给报社领导打招呼，好好“管教”我一番。

      我们那个地方太小了，主管文教的副专员和我熟悉，她当副专员之前经常经我手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一些散文和诗歌，每次见到我都客气地叫我“小王”。我想她可能不好意思，便对文化局说，让行署一位主管文教的副秘书长给报社打电话，询问一下此事。那位副秘书长曾当过报社总编辑，性格很柔和。他把电话打到报社总编辑那说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的总编辑告诉我：“xxx替文化局打电话，说你批评他们了。我回答他，怎么你们还不能批评呀，只能表扬你们呀。王奕批评文化局有失实的地方吗？如没有，为什么不可以批评？”

      行署这面对我的不满被我的总编辑给义正言辞地挡了回去。于是那位副局长又捅咕局长给地委宣传部汇报此事。恰巧晋部长外出不在家，别的副部长不太愿意管这事。因为报社是宣传部的属下，而文化局既归行署管也归宣传部管。行署管文化局的业务，宣传部管干部任免。宣传部一手托两家，得罪谁？最为关键的是我的总编辑性格倔强，素有“抗上”之名，资历比他低和他平级的一般都不呛着他说话，就是级别比他高的但资历比他低很多的部长一般都要让他三分。

      究竟是什么事让这位文工团主管局副局长三番五次地要告我呢？

      原因是我在稿件中写了这么一段话：“这次调演，占了很大比例的是通俗歌曲的演唱。听着那嘶哑的歌声，看着那近似疯狂多变的舞姿，观众们的议论是直截了当的：‘这歌唱得怎么总跑调呢？’‘人家通俗歌曲就这歌唱法！’‘我看还是基本功不到家。’‘评剧团的夜唱起这个了？’观众议论七嘴八舌，观点未必都正确。但这毕竟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我们应该实实在在地承认，我们一些演员的素质是不高的，甚至是不够格的。传统的封闭式的用人制度在剧团还起着主导作用，不行的你能送到哪里去？演出吧，好歹算是有事干。质量不高也无妨，本来现在看演出的人也不多。”

      巧的很，演员里就有这位副局长的儿子，且是唱通俗歌曲的，更要命的是文工团曾想辞退或勒令他调出，但人家老子是李刚，你一个科级的剧团岂能“犯上做乱”得逞，“太岁头上动土”成功？而我却不谙世事，专门捅了这个“马蜂窝”，岂不是自找苦吃？这个“李刚“认为稿件是抨击、影射他，而批评他就是批评文化局，而批评文化局就是批评行署。

      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地委宣传部和地区新协开展评选全区好新闻活动，我把这篇稿件按通讯、特写类报上去参加评奖，结果得了一个二等奖。新闻科李科长告诉，文化局长在他办公桌上看见了好新闻初评意见，说：“王奕这个稿子你们还给评一等奖，根本不能给他奖！”于是证书发下来就变成了二等奖。

      说实在的，给我一个二等奖，我也挺高兴。假如我不认识主管文教的副专员，假如宣传部长在家，假如总编辑不正直倔强，假如那位副局长和上头关系十分密切，假如他和宣传部长是铁哥们，我的下场那该有多惨呀！

      庆幸吧，没有出现那么多假如，我真的好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