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打 黑” 道“唱 红”
“重庆经验”也好，“重庆模式”也罢，随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多位领导人前往考察、调研，高调肯定，现在越发受到关注。在看到“乌有之乡”有篇文章题为《中国发展的新起点、新转折与新模式——〈重庆模式〉序言》后，笔者觉得应当很好地关注和思考一番了，因为果真是“转折”和“模式”，那可就影响到全国啦。
好在听说重庆的父母官薄熙来书记“不怕别人说三道四”，所以笔者也就斗胆说“打黑”道“唱红”了。重庆模式或曰重庆经验的要素有好几个，概括为“五个重庆”等等，但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打黑唱红”——因为其它的几个要素是每个地方都已经或迟或早在做、在追求的，唯有“打黑唱红”倒是颇具特色。所以这里就着重说说“打黑唱红”了。
一、说 “打 黑”
“打黑”肯定是好事，看了网上一系列数据，确实令人欢欣鼓舞，不由得想起了毛泽东的诗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薄熙来、王立军功不可没。然而，当笔者想到这将成为一种“模式”和“转折”时，不由得有了如下一些思考——
1、如何以制度建设使社会长治久安、黑恶势力无以滋生？
没有强有力的、科学的制度建设保障，全国上哪儿去弄诸多的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以及王立军式的清官、英雄人物空降一些黑恶势力猖獗之地？须知，不同程度的黑恶势力之猖獗并非重庆独有，几乎各省都有一些地区有类似情况，报道甚多，无须赘述。
没有强有力的、科学的制度建设保障，薄熙来、王立军离开重庆以后会怎样呢？
没有强有力的制度建设保障，“运动式”打黑过去以后，谁能保证黑恶势力不会卷土重来呢？
所以，重庆经验里应该有法制建设保长治久安这一不可或缺的要素，否则这经验是难以推广的，更难有长效。
一个地方为何会闹到让黑恶势力——这种在“万恶的旧社会”才有的毒瘤猖獗？为何会闹到邪不压正的地步？我强大的国家机器难道还敌不过乌合之众的一些刀棍或自制土枪？那岂不笑话！无疑，是那个地方官员腐败了，是某些机构溃败了，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了，而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法制建设中就应有反腐、防腐的制度建设。反腐、防腐的制度并非没有，而重庆在薄、王空降前黑恶势力那般猖獗，足以证明原有的制度是有问题的，是缺乏科学性的，其效度、信度是值得怀疑的。反腐、防腐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薄熙来在这方面应当有所作为才是。笔者看到，重庆也有一些新的制度，包括“四个一律”等等。但诸如此类难道中央不也“三令五申”吗？
于是笔者联想到，如果薄熙来在重庆主政之际，能继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而进一步完善并推行，应该可以丰富重庆经验而使其可以称为“模式”。因为“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在别的国家诞生了，且为实践证明具有“终端反腐”的特点，非“这不准那不准”一类制度可比。此项阳光法案在人大呼唤十多年不见结果，薄熙来书记何不尝试一下？
官员清廉了，都能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了，黑恶势力还有市场吗？还有地方藏身吗？
2、如何在“打黑”中更好地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推进依法行政……。
“打黑”固然很好，得民心，保平安，促和谐。但是如果以“运动式”的方法去做，有时就难免出现违反法律程序的问题；一味以上级指示为依据，一味“从重从快”办案，甚至公检法不分搞出所谓“联合办案”，且名曰“法治创新”，这就在做“打黑”这件好事的同时种下了破坏法制的祸根。笔者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文革中曾经有过的“一打三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字样——这该死的头脑，为什么这么好联想呢？（笔者声明：笔者并不知情，但如果百度一下，输入“重庆打黑、联合办案”便可获得十多页的信息，笔者以为应该不都是污蔑造谣）。
而我国刑诉法第3条的规定是：“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在我国，虽然不搞三权分裂那一套，但法律还是规定了公、检、法各司其职的。程序的科学才能保证办案的科学、公正，才会少一些冤假错案，少一些日后的“国家赔偿”。更重要的是保证了法制，才能保证相对的公正、公平和长治久安。
对证据确凿的违法律师依法惩办这本无可厚非。但重庆李庄律师案的缘何沸沸扬扬，以及新近对李庄“漏案”的审理，而在判决前检察院又突然撤诉，弄得扑朔迷离摸不着头脑；更不用说法律界人士公布的一些违规、违反法律程序的细节,这不能算是为“重庆经验”争光的事儿。
窃以为，重庆经验应当在完善法制，修正以往实践中的不足和错误上做一番功课，免得其它地区以此“模式”效仿起来，那麻烦可就大了。
二、说 “唱 红”
说到“唱红”，就想到了前一阵的重庆推广手机“红段子”活动，又想到了最近重庆打造红色卫视频道，听到重庆宣传部长声言重庆就是打“红色牌”，于是笔者这该死的头脑不禁又现出文革中那到处一片红的惊心动魄的场景。
1、红段子：据说重庆的”红段子“活动并非原创，是学的广东，而广东的红段子活动中又浸透了铜臭，据中广网北京报道：“转发下载收益分成模式的建立，使红段子有了广泛的参与，为红段子的流行注入了活力……来自广东移动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底，网络创业大赛已诞生448位周奖和月奖获奖者，693人获得500元以上收益分成奖，380位创作者获得1000元以上收益，85位创作者获得5000元以上收益，27位创作者更是获得万元以上收益。分成之外是奖励，2009年，创作手机网络作品，最高奖金10万元“。不知重庆的移动或是联通是不是如此操作的？诚如是,这样的红段子活动其性质究竟“红”得如何乃至是否由“红”而转为其它色彩就很有怀疑的理由了。
2、唱“红歌”：红歌，可以理解为历史上的革命歌曲和近年来创作的宣扬革命、爱国等思想的歌曲。作为地方政府发出号召，提倡提倡，适当组织一些活动也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各地类似做法也都有，并未引起广泛关注，更没有什么人“说三道四”。但是据媒体正式报道的一些情况来看，重庆“唱红”的一些做法就难避文革中的某些形式主义、命令主义之嫌了——
一是发红头文件以指令性要求强势推进。在一些学校、事业甚至企业单位变成了“头等大事”。在某些单位甚至影响了正常工作。重庆的宣传部长就声言，重庆主打“红色牌”。这在媒体多有报道，不再赘述。
二是形式主义抬头了。据《时代周报》记者吴娟报道：“这些红歌晚会，全部不售票。观众都是组织上安排，多以单位为代表，按区域分坐。安保级别极高，每个入场者要签一份保证书。并要提前一个小时入场，由陈骅培训观众，何时鼓掌，何时合唱都要预先安排。”（“保证”什么？不得而知）
报道说，“红歌”专场某导演说“紧张极了”，还要根据不同领导安排不同的红歌。“习近平观看的演出，我们至少要彩排四次。特意安排了军旅歌手杨丽君演唱《英雄儿女》作为主打节目。周永康来访时，因为他曾在石油部门工作，所以专门安排了《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而有的小学生红歌合唱团的成员，唱了一遍又一遍，却突然问道“什么叫‘苏维埃’？”有点让人瞠目而不知从何答起，然而他哪里知道“苏维埃”早已不存在了呢？
记者报道称：“在采访中，无论拨打当地何人的电话，铃音都是《我爱你，中国》的歌声。”
笔者以为，如此运作“唱红”就有点走偏了，走偏了的结果没别的，会带来副作用，会与倡导者的意图背道而驰。在一部分“被唱红歌”者的心里难免没有抵触。
笔者以为，“唱红”还是应当以群众自发、领导适当提倡、支持为好，尤其要戒绝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尤其在重庆经验有可能上升为“重庆模式”的情况下。否则，真的使人会感到“……又来了”。我们国家吃形式主义的亏太多了，不可不警觉。
君不见，在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任何行政命令，陕北老百姓一嗓子吼出了传世不衰的《东方红》，那才是真正的“民声民情”啊！汶川地震时，人民子弟兵半夜里悄悄撤离，老百姓闻讯冒着大雨打着手电前来夹道欢送，那也是自发的——自发的，尤其感人！如果是“组织”群众来送行，恐怕也难免出现一些尴尬事儿。须知，中国老百姓是绝对知好歹的，真是好政府爱人民，不需要组织他们也会“唱红”的，或稍稍点拨便会大唱起来——从这点意义来讲，薄熙来书记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儿，何须下红头文件搞这样的形式主义呢？让群众自发地唱，领导支持就行了，也免得出现上述那些尴尬的事儿。至于什么领导来了唱什么歌，这就更有点那个什么了。
3、红卫视：至于政府补贴上亿元打造重庆红色卫视，当然也未尝不可，甚至改变了“广告时段插播电视剧”的状况，连笔者也觉得挺好。但面对花了钱，甚至电视台因此还裁了员造成新的“下岗职员”，收视率还滑坡，这个恐怕就得考虑考虑动机与效果的统一问题了。
总之，笔者以为，薄熙来主政的重庆，某些精神值得发扬。重庆经验值得总结，更值得研究、补课、完善。而如果真正作为“乌有之乡”那篇文章中所说的“中国发展的新起点、新转折与新模式”，恐怕要做的功课还很多，距离也还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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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1、搜狐新闻：重庆各界组团唱红歌 小学生问：什么叫苏维埃？
2、乌有之乡：中国发展的新起点、新转折与新模式——《重庆模式》序言
3、新华网报道：新疆阿勒泰55官员网上晒财产接受公众监督
4、视频：俄罗斯政要的财产已公示
5、笔者撰文：'2009 新疆阿勒泰——注定将载入中国廉政运动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