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和对这种民主的讨论与崇拜总是此起彼伏，不断掀起这种“高潮”的原因和理由其实是默认的，即对缺乏民主的现状的认定和不满。

　　不过，我们当今的社会可谓商品社会或经济社会，只要稍微看看经济社会的发展历史，看看这个经济社会的精神层面，就知道，“资本主义”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社会”。民主的社会只能是“民本”，不是“资本”。

　　资本主义社会把金钱变成神，资本就是一切。所以，货币拜物教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钱主”的社会。一个人不可能像神话小说里描写的那样长着两个大脑，既然金钱做了主，就不可能有“民主”，即便是“民主”，也只是那些掌控大量钱财的“民”在做主。

　　由于金钱做主，而金钱又掌控在少数人手中，所以，金钱做主最终就是少数人说了算，当然是少数的富人说了算，这就同无论贫富具有相同发言权的人头多数原则的民主法则完全不同了。

　　开明政治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反对官商勾结，破除官商一体化。官商一体化的政治一定是金钱做主的社会，一定是非民主的社会。当代社会中，但凡推崇完全市场化或自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无一不是充斥着官商一体化的社会。近在眼前的日本地震震出的“原子村”就是一个官商勾结的例子。

　　当然，货币拜物教历史久远，不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诞生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说法早就是古语了。在中国，旧有“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的说法，说明了政治久远地被金钱所左右的事实。

　　当然，金钱也曾经有过不是万能的时代，名和利有曾经分家的时候。在吕不韦之前的时代，商人即便是富甲天下依然缺少政治地位。让吕不韦名垂千秋的不是他扶正了中国第一位皇帝，而是他位即宰相时主持编著的巨著《吕氏春秋》。

　　在欧洲也有同样的历史，即商人巨富也难以跻身贵族。那个因为富甲天下却依然不被人尊重的商人亨利·谢里曼一气之下拿着大把的银子去玩考古了，他抱着一本《荷马史诗》作为依据，盲打莽撞地发现了特洛伊城，是考古学家的名号让他名垂青史，否则他早就同他的金钱一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

　　在现代普遍实行所谓的民主选举的国家里，“政治献金”已经是写入了法律，能不能收、如何收、收多少合法、如何使用合法等等，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资本在民主运动当中的作用。

　　我听一个七十年代末投奔了在台湾做过民代的老爸的一位老乡朋友这样描述台湾老兵参与的民主：在街道的东头有人给100台币，给顶蓝帽子和一个蓝旗子，他就戴着蓝帽子摇着蓝旗子从东头游行到西头。到了西头有人给100块台币，给顶绿帽子和一个绿旗子，他就扔掉蓝帽子和蓝旗子，再戴上绿帽子摇着绿旗子从西头游行到东头。喊什么口号说什么话，谁给钱听谁的。

　　或许关于台湾的民主连主张民主的人也不屑一顾。那么就去看看以民主领袖自居的美国吧。美国的院外游说众所周知。如何游说？就凭三寸不烂之舌去宣扬民主政治的要义来打动那些议员的心？搞政治是要花钱的，为何要花钱？都知道美国历届政府的中东政策是明显偏向以色列的，为何如此，因为同样妇孺皆知的原因——“美国人的钱在犹太人的口袋里”，还是金钱在起作用。

　　在货币拜物教的社会里，富有的、占人口很少数的人们凭借手中掌握的巨额财富从方方面面左右着这个社会。

　　这个论证逻辑十分简单清晰：经济社会金钱具有强大的话语权，而大多数金钱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因此金钱的话语权背后就是少数人说了算。

　　论证的简单意味着推翻也简单，那些个赞美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的人需要论证的是，在私有权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并不具备至高无上的话语权，或者金钱具有话语权但金钱本来就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需要论证财富不是二八分布、贫富分化纯是无稽之谈；需要论证民主选举上台的总统并不会替出资赞助竞选的大佬谋利或代言；需要论证“有钱有势”“财大气粗”这些词语的荒谬，以及论证“没什么别没钱”的无厘头……

　　其实，单单从词面上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远比“资本主义”概念更接近“民主”的理念。资本主义，顾名思义就是资本做主，资本至上，资本主宰一切。

　　杨小凯先生曾经把资本主义分为“好的”和“坏的”两种，但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总归都是资本主义，都是金钱至上资本揽权的社会，和民众做主的民主社会依然驴唇不对马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