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博鳌》简介 中国网络电视台经济台在博鳌亚洲论坛报道期间特别制作原创访谈节目《纵横博鳌》。与长江商学院合作，邀请该院副院长滕斌圣教授为嘉宾主持，与专家围绕博鳌论坛会议议题，结合自身经历、观点，多层面、多角度深入探讨。

　　 滕斌圣：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纵横•博鳌》节目。今天我们的议题是一个大家一定很感兴趣的，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分析和讨论，今天我们请到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一位是我们保主席保老，另外一位是曹建海曹先生。房地产问题是中国现在非常热烈的问题，也是很多人认为是撕裂中国的一个敏感点，很多人他别的方面经济条件未必很好，觉得问题不大，但买不起房子就觉得问题很大，所以这是一个大家都感到压力很大，而又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的一个难题。所以今天通过我们短短的讨论，希望能够理出一些头绪来，所以我想先请曹先生分析一下，中国的房价到目前的高度到底是谁的责任？谁造成目前这样一个局面？

　　曹建海： 这个责任最早应该是批评开发商比较多，开发商里面的代表就是任志强，他一直强调政府的责任更大。他强调现在你不断拍卖土地，地价有的已经占到房价很高的比例，50%，甚至有的70%。另外税费又很多，这代表了一个观点。这样慢慢地，地方政府成为被“妖魔化”的主体，但是地方政府认为也有其他的原因，地方政府现在普遍的是土地为贵、土地财政，这样大家又延伸到说国务院的房地产政策可能有问题。这样就很多人批评中央的房地产政策，所以去年就有了“国十条”，当然它的说辞是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其实中国的房地产要是从一个比较长的、完整的产业链来看，起码是包括地方政府的，它在里面做地的，做土地经营的，这块纯粹是企业业务，但是也是独家垄断土地业务，开发商在房屋开发方面也具有垄断性。开发之后，大量的房子并没有真正卖到住房子的人手上，中国的投机需求在里面占有很大比重，所以有很多炒楼群体在进入，如果把这个全部加起来，整个中国的房地产是由地方政府、开发商和炒楼群体构成的一个庞大产业，金融机构在里面提供资金，并不参与房地产业务，这种价值增值，似乎不参与价值链。这三大环节的共同特点就是不劳而获。不从事建筑、设计、规划，没有劳动，但是可以获取巨大利益。从根本上来看，这三个环节都是加价环节。其他国家房屋都可以自建，你可以去市场上任意获得一块土地，只要符合规划，可以自建，但在中国就引起这样的结果，最终地价上涨，升值的部分就由地方政府、开发商和炒楼群体分享了。没有参与到这个行业当中的人，其实都是巨大的受害群体，这样引起社会阶层的分裂，所以财富越来越向房地产集中，我想这是可能大家目前意见非常大的原因。

　　滕斌圣：保老怎么看曹先生讲的这个。

　　保育钧：我觉得曹先生讲的这个有道理，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以后造成的，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说到底是土地做的贡献。80年代初期，深圳开放之后，没钱，中央给输血了，后来中央要拔针头，甚至很紧张。这个时候香港的同胞们给我们出主意，说你们有的是钱，拿着拐棍拄着地，这个地就赚钱，深圳起了一个头，后来上海也批准土地，当时我们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使用权跟所有权分离，这是当初靠地来发展。到了90年，财政体制改革之后，财权上收，私权下放，地方政府也想了办法，搞开发区，工业园区。他通过这个来拉动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变相破坏土地。那时候开发区价压不下去，开发区越来越多了，用开发土地招商引资。到了98年，住房制度改革，技术福利分房，就是福利分房，住房市场化、商品化，当初也就提出了保障性住房责任由谁来负责，但是这句话，10年来基本没有落实。什么原因？因为93年财政体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没权，他就要靠卖地来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扩大地方的投资发展。这些年来，由头是财政体制，土地财政，是土地财政引起的。所以要让地方政府真的普下心来关注民生，就得需要地方政府财权。现在光指着地方政府是没道理的，什么东西都要一票否决，地方政府哪来的钱？再加上我们的干部考核制度，过去是GDP，对财政做了多少贡献，所以解铃仍须系铃人，我认为要从财政体制改革，不能再缓，这是第一。第二是国有企业改革，现在在房地产市场兴风作浪的具体是谁？现在看到大家拿任志强来说事，任志强不过他说了一些实话而已，说了一些大实话，大家就不爱听。任志强他是国企，真正兴风作浪的不是民营企业，是国有企业。去年，温总理刚刚许诺说房价有信心控制，第二天发现地皮卖高价的是谁？国企，尤其是央企。我觉得各个地方要解决廉租房，3600万套，没钱，地方政府又发愁了。为什么不能交给央企一个任务，你给我去干，这又是一个问题。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他去搞房地产开发，赚大钱，用这块地，跟地方政府要一块地，然后到银行里去贷款，我们的银行货币怎么蒸发出来的？就是通过土地。国有企业通过土地到银行贷款、放大，所以第二是国企问题。第三个是税收制度问题、户籍制度问题。总而言之，我就觉得现在不要就房地产谈房地产，就房价谈房价。要透过房价看我们深层次的矛盾在哪里？要改变。

　　 滕斌圣：曹先生您是不是来评价一下刚才保老提的这个观点，政府我们也要区分一下中央政府的责任和地方政府责任，开发商我们也要区分一下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的责任？您能区分吗？

　　曹建海：保老刚才讲的这个责任，好像地方政府责任不大，主要是中央的分税政策不合理，另外是私营开发商的责任不大，主要是国企的责任更大一些。像去年北京卖地，主要是拍出地王，但这里面我想就是国企有责任，但实际上卖地的政府其实责任也很大。

　　滕斌圣：那地方政府觉得我没有。

　　曹建海：价高者得啊，他好像觉得企业拿走了，地方得到利益了，这样形成一个楼面地价，马上把周边楼价就抬起来了，因为这块地你是拍出几个亿，几十个亿，旁边的地是开发商数年前拿到的，其实过去开发商的土地好多是10年前拿到的钱，有的一亩地可能就10万块钱，但是现在周围的一亩地上亿了，这样它就跟着升起来了。

　　滕斌圣：但是地方政府认为这完全是市场行为。

　　曹建海： 假如说这个土地真是招商引资，是企业使用的，我想这个地拍得越高越好，毕竟是在政府和公众利益之外的一个单独的利益，多种经济形式单独的形式，但是开发商拿的土地，拿的房子并不是自己使用的，不是自己经营的，拿去要卖给城市居民的，要卖给政府的拥有者，这样就水涨船高，实际上这个土地是高价拍卖卖给老百姓，买这个土地的拥有者的。他们分享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定价，我想这里面有这个财政因素，但我想财政因素并不是关键的。实际上过去没有卖地之前，分税制就有这样的问题，也没有看到有这么大的问题。现在越买地钱越不够，因为他胃口越大。现在我们看行政事业编制不断扩张，你地的钱绝大部分补贴这块，另外是搞一些公共工程的，实际上他出一块钱，在银行贷款到位了，也可以用到别的地方。所以一块钱可以得到银行的七、八块钱，他把这个钱吃了喝了什么都得不到，里面的利益是巨大的。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就把这个利益拿走了，我这个工厂是一百亿的工厂，差不多真才实料能用到50亿就不错了，这才是深层的原因。地方政府现在实际上不能用分税制来说了，他现在是为了追求利益，追求GDP，追求官位，私人从工厂里面的最大利益，已经极度贪婪了，这才是真正的原因。这个时候缺乏约束，中央缺乏约束，你说一千万套没有钱，那现在卖了三万亿的土地费用，那这个土地费用我想60%是净利的话，有1.8万亿，你现在1.3万亿是一年一个总的资金投入量，实际上很多钱是能够收回来的，真正投的可能是3、4千亿。你现在收入1.8万亿的纯利，土地经营，你还讲那么多。实际上现在就是地方政府把自己当成一个公司，他斤斤计较，到处去叫唤，这才是关键，对地方政府不需要积极性，只需要问责就可以，你要把经济保障房当成任务就没有完不成的。

　　滕斌圣：保老怎么来看，你怎么看地方政府“助纣为虐”的这样一个行为？

　　 保育钧：你要要求城镇化、工业化，这就是深层次改变问题。投资实际上是民间投资，地方政府是投资主体。现在我们又回过头来，我们是不是搞市场经济？真正要搞市场经济的话，不是这么个走法。所以转变发展方式，解决房价问题，我们也反思一下，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光打开发商，光打地方政府是不公道的，关键问题出在上面，顶层设计，你怎么设计的？不是说提出要“顶层设计”吗，顶层你怎么设计的？我看不出顶层怎么设计的，所以问题在哪儿。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是许愿过多，解决什么，不可能全解决的，我能解决哪些东西。许愿过多给我们造成多大的被动，这也是个问题。所以不是改革，就是这许愿过多，这么下去很危险。

　　曹建海：不许愿也不行，因为高房价引起的民怨太大，不许愿不能消气。实际上这里面胡作非为的还是地方政府跟开发商。

　　滕斌圣：那刚才我们讲完了地方政府，我们不一定要有非常一致的看法，也是很正常的。再来看看开发商的角色，开发商的名义也很负面。大家觉得他这里面也是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而曹教授在这方面对开发商的批评也是不遗余力的。但是我所接触到的开发商他们也很委屈。他们觉得，温总理说我们要流着道德的血液，也有人说我们未必有道德的血液，但我们是正常的血液，是正常的生意人，要利益最大化，曹老师分析一下为什么大家认为他在里面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

　　曹建海：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各个单位下面都有一个基建办，基建办主要跑土地、跑手续的一个部门，过去的基建办其实就是几个人，它独立出来之后，变成一个房地产公司，过去的基建办几个人也就发发工资，一个小的办事机构，后来独立出来之后就成为一个公司，而且从房屋买卖当中获取了巨大利益。我们接触好多开发商，它也号称叫企业家，而国外如乔布斯，包括微软这样的企业家，他每天在干什么的？中国的房地产商每天在干什么？任志强叫企业家吗？其实房地产商就是一个集中采购。

　　滕斌圣：这有什么错？集中采购。

　　曹建海：集中采购不起多大的作用，它对社会的贡献就起一个中介的作用，贡献很小。我就这样一个平台，在我这儿采购房子，最后建成了，你的贡献很小。过去开发区刚开始形成，都是统一规划、开发建设，每平米给几块钱，几块钱给开发商。

　　滕斌圣：那能够把资源整合在一起的人应该拿大头。

　　曹建海：好像是谁权力大谁整合能力强。

　　滕斌圣：但是你说他垄断他肯定也不服，因为这个市面上有那么多竞争者。

　　曹建海：其实真正权力资源整合得好的，你没有任何关系，整合不了社会资源，整合不了权力关系，你就做不了开发商，开发商指的是真正排名靠前的那个群体，开发商总共，有十几万家，但是真正厉害的其实也就是排名前一百名左右的。

　　 曹建海： 开发的整个面积，比例也是占的最大的。

　　 滕斌圣：对，对。保老怎么看？

　　保育钧：对开发商要具体分析。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认识不少的制造业的企业家，商贸流通领域的企业家，房地产，还有资本运作的企业家。最高端的资本运作，策划就可以赚大钱，这种人是少数，但是现在好多人都在往这方面靠齐。第二种是开发商，做制造业的人搞了房地产开发之后再也不想回去搞制造业，觉得很辛苦，制造业是最下面的，什么道理？房地产开发商是后来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先有国有企业，然后民间才逐步起来。第一，他能不能拿到地？第二，他能不能拿到银行的贷款？这两个是硬件，要具备这个能力，他首先得有点资本。有的是空手套白狼，这个也有，关系最重要。为什么这些年来腐败越来越厉害呢？就在这儿，普通人他能拿到土地吗？能到银行贷款吗？靠的是各种关系。现在中纪委提出来，工程发包、地方发包，他早就应该做了。这里面谁有资格？国有企业它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是外商企业，看上去是内资企业，实际上是假洋鬼子，这些人他有各种关系。真正的普通老百姓开发的少得很。

　　曹建海：制造业转成房地产商，这是中国最大的悲哀，刚才讲了，一个基建办能有多少劳动？两三个人就能办。

　　保育钧：房地产利润大很多，这个要做具体分析，权力跟资本，这个又有深层次原因了。改革，还是改革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权力在配置资源呢？为什么不能让市场去配置呢？为什么老是要政府去审批呢？所以倒下去的基本上是房地产商。

　　曹建海：刚才保老讲的最关键的两个环节，拿地的和拿资金的，其实就是你的关系到不到，其实是利益关系，你这个权力怎么分享？你拿到这块土地给我分多少钱？你拿到资金给我分多少钱？所以说它这个商业模式就是通过腐败打通关节的商业模式，他付出的劳动表面上是很大的，但实际上，其实这个劳动从社会上来讲毫无疑义，跟抢劫犯是一样的。你刚才讲为什么挣得太多？一个人对社会，你想三个人就能搞个基建办，付不出多大劳动，没有多大贡献。

　　滕斌圣：从我们研究商业模式的角度来说这是很好的。

　　曹建海：但是就像小偷一样，付出很少，得到的很多，这样的人没有付出多少，得到的太多，这实际上就是社会窃贼，社会大盗，这种社会大盗不可能获得好的声誉。

　　保育钧：我一个分析，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房地产开发企业20万，金融危机之后超过了10万，去年投资增速30%，好家伙，到底有利可图，是这个。

　　滕斌圣：你们两位对开发商都是持比较批评的意见，做一个平衡，可能我会觉得开发商也会认为他们也很辛苦，他们做的事情，没有了他们，老百姓也住不上房子，从这个角度来说。

　　曹建海：80年之前根本就没有房子？没有开发商。

　　 保育钧：开发商的本领在于什么？资源的整合，你不要一锅粥全都打死他，开发商能够把各种资源整合起来，为社会创造财富这还是不容易的，你一般的人还做不了。

　　曹建海：我们中央政策只是调动他挣钱的积极性，没有对他相应的约束，当他违背了基本设计，违背了基本民生的时候缺乏约束，我想这里面也是非常关键的。

　　滕斌圣：我想我们接下来再讨论一下消费者的角度，消费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投资的，另外一个自助的。当然现在也有一个观点认为投资和自助也很难区别开来了，哪怕自助的人也带有投资的目的在，曹教授你怎么看？

　　曹建海：你讲的不是消费者行为，是公众行为，公众行为里面一共分为两类，一类是买房来自住的，一类是买房来投资的。

　　滕斌圣：为什么说这样的一种投资行为是应该受批评？

　　曹建海： 因为政策设计有问题，谁买一套房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升值了，对纳税这个比例很小的，所以获利很大，这样导致谁买房谁得利，这样慢慢就涌入的越来越多。所以这样开发商的孩子一出来根本就供不应求。其实在开发商开发的一千套房子里面，也许买的人很多，也许一万个人来抢这个房子，这一万个人里面也许九千多人是炒房的，是投资的，也有可能一百来人，或者一千人，九千人是炒投资的，一千多人是买房的，如果是真正的你出来一个合理的对应比例，一千套房一千个人来买，这个房价是公平的，但是现在买的人太多了。

　　保育钧：一棍子打死投资我也不认同，商品房本来有两个功能，一个是保证基本生活，一个是资产。但是现在问题是，他要作为个投资。据我了解，北京的一批小青年很会运作，我到杭州去，一个司机告诉我你炒房吗？我说我不会，你怎么这么傻，我这一年多炒房赚了一百多万，你有这么大的利润他当然要赚了。二，政府你知道他投机也好，投资也好，我来想办法治理，权在我手里，我为什么不？流通当中我收你的税嘛，所以还怪我们自家当家的人，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当中有许多漏洞。

　　滕斌圣：那我们请曹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对于投资的需求怎么平衡它？一方面不能一棍子打死，另一方面又能够让想要住房子的人能够买到房子，这个有什么样的办法？

　　曹建海：如果把房屋当成资产，本质意义上是把房屋当成经营性资产，比如用于出租，这种使用是正常的，从租金里面能够获利，这是一个正常的投资。但是如果了房子就等着升值、倒手，把它囤积起来，这个对社会有很大的危害性的。

　　滕斌圣：比如我买黄金也是放在那儿，也是等它升值，这有什么区别？

　　曹建海：因为黄金对于社会的使用，更多是货币形态，或者装饰形态。货币形态本身是储存的，房屋不能这样储存，房屋是占有巨大社会资源，现在我们这个房子拆了再建，中国似乎有无穷无尽的能源和资源，这根本就是很荒唐的。看现在中国建越来越多的核电站，就知道我们的能源已经不够用了。

　　滕斌圣：那投资可不可以说价高者得，我钱比你多，我能够买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你为什么要限制我？

　　曹建海：你拍高了很多人就住不起房了，就危害了民生，实际上说明了我们房地产市场出现了问题，市场失灵了，这个时候该市场介入了，很多房子在投机者手里囤积。

　　滕斌圣：所以您是支持北京政府的限购政策？

　　 曹建海：限购对于北京本身并没有影响太多，所以我觉得限购在一个城市是不够的，可能他在北京一套房，在各个城市一套房，那他手里的拥有的就是几百套、上千套房子。

　　滕斌圣：所以您觉得要比限购更严厉。

　　曹建海：限购应该在各个地方都实行，现在中国很多的资源都稀缺的，如果放任房地产这样投机下去，我想最终的结果就是大量的房子就是像“鬼城”，耕地被占用，资源被使用，这个国家不解决，毫无作为，大家全部炒房、炒地，最后资源被滥用，最后的结果是非常危险的。

　　保育钧：我觉得你讲得有道理，我觉得更深层次问题还是要从法律上来讲，立法要讲清楚，你不能今天一个政策，明天一个政策，这样乱了套了，还是要有一个法律，讲清中国的国情，基本国情是什么？我对城镇居民住房是个什么态度？要有这个，城镇居民用房最多拥有多少？要说清楚。现在大家有意见，经济学家说你限购、限贷，还限价，不适合市场经济规律，讲的是有道理，经济学家讲得是有道理。但是中国的国情，土地少、人口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最多只能是解决房子，一个人买一套居住，最多是买另外一套。现在是政府出面，各地政府又不一致，这个政府一换届以后下一届又不一样。将它形成一个立法，这就没有一种恐慌心理，给大家一个稳定的信号很重要，现在我们没这方面的信号。所以这个事情拐来拐去还是我们的顶层设计。现在这些事，我们国家供养了这么一大批官员们，他为什么不可以搞顶层设计，各自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你当官的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老百姓当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你可以搞特权，我为什么不可以炒房？是这种心态。所以这个事想想看，我总觉得中国再不深化改革，问题就会层出不穷。温总理说腐败很严重，为什么腐败？房子有多少？做一个资产投资要到什么范畴，这是中国国情都决定的事情。

　　 滕斌圣：曹教授我想再请问一点，有些人认为限购肯定会立竿见影起到效果，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更多经济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更高的税收，比如从房地产买卖里获利，赋予很高的所得税，用这样的手段可以把投资客手上的量逼出来，或者说它的存量，比如房产税，它的实有成本上升以后，也就说现在是供需不平衡，你通过限购是把他的需求一部分抑制住，我们能不能能够通过一些手段把供给增加？能不能用这个手段？

　　曹建海：这个手段我相当赞成，你像前一段房产税增收物业税，这个我非常赞成的，房屋买卖升值的部分，因为升值部分实际上它是公共的，那是由于社会生产力提高，由于国家的投入加大，也许还有就是货币政策的因素，升值部分它应该是有一大部分是公共资源，投入带来的，不是你自己眼光精明，就能创造财富，这部分应该征税的。但是在中国这种征税方式受到的阻力相当大，开发商、地方政府，能够炒楼的人一般都是社会精英，甚至是能够制定政策的人，这些都是最大的反对者，而且他们会提供一大套理论，比如说这是与民征利，你又去搞腐败。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义无反顾地来支持这个观点，不仅要征持有税，还要征营业税，印花税，让他每次交易都付出巨大代价。把这个大部分升值部分都能够用税收的方式收走，我想投机也可以用经济手段来解决。但是这个要通过立法最后实施，这个看来难度特别大，如果说我们的限购用税收政策来接力的话，那我是完全赞成的。

　　滕斌圣：保老怎么看？

　　保育钧：现在我就觉得基数不名，开发商有多少？房子有多少？老百姓他心里怎么能服？你们这些当官的多少套房子，我现在一房子就来整我，心里不服啊。

　　滕斌圣：我觉得曹教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们的既得利益群体其实是很庞大的，我们怎么来平衡？

　　曹建海：要说要发展一个国家经济，主要要靠实体产业，不能靠金融，金融是服务于实体产业，金融最后甚至比实体产业更成为目标了，实体产业要为金融服务了，这个发展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国家要靠实体，要靠高科技，要靠真实的劳动创造的财富、服务，这样老百姓才感觉到幸福。对于拥有一套住房、两套住房的人来讲，他真正用于自住的，对于房价高和低影响不会太大，其实它使用价值在那儿实实在在的。常富于民就是这个房产作为资产实实在在在使用。

　　保育钧：这个把房子解决好，把800万公务员问题解决好就行，敢不敢？为什么800万的问题不解决？800万公务员现在反而成了弱势群体，是谁造成的？造成的人他自己不敢，下面的人敢，这些年完全倒置了，你说800万公务员队伍，掌权的人你查查到底多少住房？这些解决了大家气就顺了，现在是明明大家有气的事情不从源头上解决，把下面的人绕来绕去，这是东西的路是南北在走啊，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滕斌圣：曹先生，现在讲的公租房、经济适用房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

　　曹建海：以前的房子必须摧毁，变成我的利益，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现在好像新房一直在建，实际上物质文化遗产大量损失。

　　滕斌圣：所以您认为保障房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的量还是不够。

　　曹建海：北京还有就是中央机关待建保障房，这实际上是一种腐败现象，老百姓不能参与，但是机关在参与，所以真正就是保障房的话，让保障房成为一个安居乐业的一个工具的话，我觉得现在一千万套，一年一千万套是必须要完成，而且要扩大完成的，现在地方政府完不成就问责，好多人问我怎么调动地方积极性？我说调动什么积极性，现在他的积极性就是挣钱，他就是把地方政府当成公司去经营的，你现在不压他不行，你现在就是要压他，解决不了我就撤你的职，没有完不成的。

　　滕斌圣：保老怎么看？

　　保育钧：我觉得保障房，谁来保障谁？还是权力。真正应该住进保障房的人不一定住得进去，现在住进去的很可能是富人，现在天通苑有这个教训啊，只要是权力在那边配置，很可能向上交账，多少房子交了多少账？好多老百姓也是怨声载道，我没有得到房子，现在应该普查，普查了之后，是不是由这些人组成普查委员会，他来监督，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信息，让他们有发言权，他来监督。现在我们是自己监督自己，上层的监督下面，恐怕解决不了，没来自群众的监督，好多事干不了。

　　滕斌圣：而且现在廉租房什么的，在广东什么的还没有人租，大家不喜欢租廉租房，他喜欢买经济适用房，因为这个可以买卖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怎么来解决？

　　曹建海：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问题，几年之后可以上市，比如说我北京市今年是四千多块钱，几年之后上市就是几万块钱，这里面有个巨大的利益。

　　保育钧：98年文件当中有一句话，有一些机关，也是解决有困难的，你可以自己集资建房，从98年到现在13年了，还在继续着，所以现在好多机关就钻这个空子，所以现在就有人攀比了，你机关的可以这么干，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干。

　　滕斌圣：那怎么办呢？因为这和我们中国消费者的习惯有关系，有的人把这个叫做“丈母娘现象”，中国人总觉得我要自己买房子，在国外哪怕是60%、70%的人拥有住房。

　　曹建海：这个原因还是房价在不断上涨，丈母娘当然希望女儿和女婿拥有一套住房不断地升值，如果房子是缩水的，我想丈母娘还是不会急着去买这套房，就是因为这里面买房可以获取巨大利益，占有社会资源，又不用承担社会成本，获得巨大利益，好像是犯罪不用惩罚，偷东西没人罚你，这谁不愿意做啊。

　　保育钧：第一，他有一个稳定的预期；第二，它还能增值。首先是稳定，因为中国老百姓过去几千年以来都是赚钱，“买地之王”。

　　 滕斌圣：“买地之王”，变地主了。

　　曹建海：以前房子是保障，但是现在买房子是发财的欲望，进攻的欲望。

　　滕斌圣：我看真正像美国原来房地产市场有60%、70%的跌幅的话，那可能就变了。

　　曹建海：那就是变了，那我相信丈母娘就不会急着买房子了。

　　滕斌圣：好的，谢谢两位，非常感谢，聊得很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