莞城西城楼。 南都记者 陈奕启 摄
●东莞创建文化名城系列(二)
政府在发展文化方面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要警惕政府过度作为。因为政府是一个机构，内部一致性越高，文化越单一。政府过度作为，往往会挤压其他群体和个人的发展空间，从而直接损害文化多样性和文化的包容性，间接损害文化竞争力、生命力。
——— 信力建
读书未必读圣贤之书，办学未必办致富之学。学以致用，那是穷人的逻辑。东莞人先富起来，完全可以为学而学，比如此前公费挑选学生出国深造，反应就特别好。只要有人有学的兴趣，就有教的意义，不须问教与学目的何在，这才是不差钱之辈应有的生活态度。(南方都市报
东莞市政府打算5年投入50亿，计划从2011年到2020年十年间建设全国公共文化服务名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现代文化产业名城和岭南文化精品名城，简称“四个名城”。
照理说，东莞不存在博出名的动机。纵向比较，而今东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闻名，想当年，区区一炮台之名——— 虎门，就盖过太平镇，盖过东莞县。横向比较，东莞排在国内地级市知名度最高之列，G D P达4000亿，富可敌省。
洗脚上田，不种庄稼种厂房，东莞富起来了。不差钱之后，东莞人欲壑渐平，被批评为“小富即安”。当然，像有些地方拆房拆屋，闹得鸡飞狗跳，上访忙，截访更忙，“小富不安”也要不得。得给东莞有钱单位、有钱人找个“大富大安”的追求，创建文化名城或许由此而来。
文化最表面的用途是装饰。汗衫印上字符或图案，成为时尚，美其名曰文化衫。生意人雇人捉刀出本书，附庸风雅，享其名曰儒商。老军头吟几句打油诗，题几个字，尊其名曰儒将。人靠衣装，佛靠金装，用文化装点城市，点子不错。文化产业繁荣起来，或许由此成就更大。
茶文化、酒文化，主流文化、亚文化……文化一词在现代汉语使用频率极高。往往词频越高，词义越模糊。传统汉语里面，文化的意思是文治教化，词义相当清晰。明治年间日本人用汉字文化对译culture之后，文化才模糊起来，culture义项繁多。现代汉语中，文化大致可分为三种宽狭不一的意思：culture生活方式、civilization城市文明、literacy文艺修养，加上文治教化。入乡随俗，姑且合称为“四个文化”。本文只谈文治教化。
文治教化是与武力征伐、严刑峻法相对立的政治概念。为儒家所倡导，反对滥征滥伐，避免严刑峻法，以宋朝最为典型。单凭东征西讨，忽视文治教化建立起来政权，武功再显赫，也是昙花一现，暴秦、强隋、蒙元无一幸免。统治者慎用暴力，常作自我检讨，以德服人，才能江山稳固。宋朝虽然军事上稍显狼狈，却是汉朝之后国祚最长的朝代，也是国民幸福指数最高的朝代。
宋朝开国之君赵匡胤戎马一生，深知战争的残酷，也清楚武夫之桀骜难驯，所以留下与文人共治天下的祖训。两宋四百多年硬是没有杀一个文官，连葬送大宋江山的奸臣贾似道也只是被朝廷判流放而已，押送流放途中才被义愤填膺的小隶私自诛杀。
东莞无兵戎之忧，但有以文治教化代替苛政刑罚之需要。文化与刑罚的替代作用，不分种族性别，举世皆然，法国文豪雨果就说过：“多办一所学校，就可以少建一座监狱。”结合时代特征，或可译成：“多办一所学校，就可以少养一队城管。”
当前城市管理之难，难在两端。一端是进城乡民为数众多，另一端是城市管理者也多半出身乡下，双方都不适应城市生活。乡民习惯了熟人社会，按关系行事，长幼尊卑，远近亲疏，秩序井然。而城市是匿名社会，看似无序，实则凡事有章可循。若乡民不了解规章，若官员视规章如儿戏，则违章建筑遍地起，城将不城，小摊小贩随地摆，市将不市。
城市生活离不开法律和规章制度，仅靠刑罚训练新市民，新市民付出高昂代价且不说，还容易激起暴力反抗。偷盗和诈骗可以教受害方预防，暴力犯罪则不得不以暴制暴。暴力反抗和暴力犯罪，都要求政府以增加维稳开支应对。以暴制暴说起来容易，实际上极难掌握平衡。胸怀利器，杀心自起。如何限制制暴者滥用暴力，将暴力约束在法律控制下？中国的经验是偃武修文，文娱活动可以减轻人们的暴力倾向。
●兴教与倡学
监狱必须国家投资建设，学校却有民间资本踊跃参与。中国自古就有私人办教育的传统，私塾固然为私人所办，书院也是非政府、非营利组织，靠社会捐款维持。其体制之超前，比清华北大更接近于国际一流大学。政府不干预书院学术活动，书院却积极议政、参政，放胆抨击时政。明末东林书院甚至结社组党——— 东林党，跟现代政党已经差别不大了，有认同一致的理念，有进退一致的行动，不用发入会毒誓，来去自由。
朝廷放任学术自由，在《论语》中可以找到原因。“学而第一”相当于《论语》的卷首语，第二段开宗明义：“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家长花钱供养孩子到学校读书，目的是让孩子“孝悌”，循规蹈矩，做本分之人，但是客观上避免了孩子成年之后犯上作乱，避免冲击江山社稷。不花朝廷一分钱，却对社会稳定贡献巨大，偶尔说话带刺，又何必斤斤计较呢？
在庶民听来，“书生造反，十年不成”是讽刺书生。但在君主立场来看恰是信任书生的理由，更何况还有曾国藩书生起兵保家卫国十年乃成。
“坑灰未冷天下乱，原来刘项不读书。”与读错书相比，不读书更危险；禁锢学术等于阻挠民众上进向学，积聚动乱能量。读书未必读圣贤之书，办学未必办致富之学。学以致用，那是穷人的逻辑。东莞人先富起来，完全可以为学而学，比如此前公费挑选学生出国深造，反应就特别好。只要有人有学的兴趣，就有教的意义，不须问教与学目的何在，这才是不差钱之辈应有的生活态度。
欧美最典型的贵族教育，不是常春藤大学，而是文理学院(liberalarts college)。这里的arts不是指艺术，更接近于中文“文化”之本意———人文教化。文理学院虽然也有科学和人文课程，但是不以职业训练为方向，惟以人格培养为核心。师生同栖同息，与中国传统书院殊途同归，目的相似，形式更相似。可惜民国年间，西式学校教育引入之后，庶民教育得以普及，精英教育——— 书院却被硬生生破除。
●重拾文化自信
与东林党人同时代的牛顿，既是科学家又是神学家。当时欧洲大学仍以研修神学为主，神学影响到所有学科。有大学之母称号的巴黎大学，前身是巴黎圣母院下辖的索邦神学院。经过“三十年战争”，法国国王成功削弱教廷势力，将教会学校变为官办大学，才迈出了大学世俗化第一步。
欧洲大学教学、研究与信仰分家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未尝不是受中国书院模式启发。比牛顿小一辈的伏尔泰，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灵魂人物，他极为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他的自然神论几乎完全是以中国社会为范本。法国传教士马约瑟于1731年把《赵氏孤儿》译成法文，法译本取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伏尔泰以马约瑟的法文本为素材，名为《中国孤儿》，1755开始在巴黎各家剧院上演，盛况空前。
文艺复兴是受到古希腊文化和地理大发现刺激，毫不夸张地说，启蒙运动是受到中国世俗社会的启发。也可以说，明末西来传教士改变中国文化一点点，回去改造欧洲社会一大片。
世俗化、文官制、财产税、人道主义，这些西方学者列举的现代性特征，都是中国古已有之。尽管如此，不能说中国几千年前就现代化了。中国在几何、逻辑方面，比古希腊落后得多，科学无从谈起。西方古已有之的议会体制，中国从未出现过。现代化，既是东方西方化，又是西方东方化，也就是全球化。用全球化程度来衡量，还是得承认中国比西方落后。(南方都市报
罗列上述史实，旨在重拾文化自信。中国在“现代化”的名义下毁掉太多了传统文化的精华，看起来西化得很彻底，实际上搬来的都是一些“反西化”的糟粕，精髓没有学到。“反西化”起源于德国，滥觞于俄国，我们的法律是德俄式的，军制是德俄式的，教材也是德俄式的。真正的西方，英国和法国都是积极向东方学习的，这和英法两国在东方拥有大片殖民地互为因果。
不要妄自菲薄，无需对传统文化全面否定，完全可以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接纳西方文化。东莞要建设文化名城，当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五色缤纷变七彩斑斓，而不搞清一色。唯自信，方能放弃扬名立万的欲望，唯有甘于无名，才能将心力集中于文化活动本身，否则很容易将文化当成装饰，当成谄媚邀宠的道具。
●培育本土资源
广东省已有七座城市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分别是广州、潮州、肇庆、佛山、梅州、雷州、中山。它们无非比东莞发生多几起历史事件，出多几个历史名人。得，不值得今人喜；失，不值得今人悲。东莞人无法改变历史，但是在保存和发展文化多样性方面可以做得比别人好。
古代地方官办学校叫学宫，广州有座番禺学宫就很出名，毛泽东都在里面讲过课，就是农民运动讲习所。东莞也有学宫，旧址位于今莞城东正社区花街的原糖果厂，上世纪50年代被拆除。东莞学宫始建于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那是秦汉至晚清两千多年间文化最繁荣的时期，朱熹与陆九渊都是当时风流人物。广东在唐五代以前被称为蛮荒之地，文化落后。靖康之后，大批北方文人、谪官南下兴办书院，大大提升了广东地区的文化水平。
宋代书院繁荣留下的不只是遗址，宋代官话成了粤语和客家话的基本框架，以活的文化留存了下来，北方反而消失了。同时在日常生活用语方面，粤语和客家话也保留了大量古越语古苗语词汇。古代官学，旨在传播仁义价值观，而不是消灭土著文化。
广东自古以来就是容纳北方人避难之所，这在东莞体现得尤为明显。东莞人来自五湖四海，光是台湾人、香港人就各有数十万常住。每一位生活在东莞的人都是文化资源，来源多样，文化亦多样，这是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优势。其他城市或许拥有更辉煌的历史，但是东莞这三十年所创造的历史，也是前无古人的。(南方都市报
文化无处不在，需要有时间有精力去发现，去保护和发扬光大。50亿看起来很多，也不是很经花，某地产商在海南一个文化项目就投了60亿。东莞有钱、有闲阶级为数甚多，他们是文化生力军。给他们以信心和鼓励，能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文章发表于2011.4.18《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