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山东曲阜市设立的“马上就办”办公室引起了社会关注，在两会上也受到代表委员们的热烈讨论。曲阜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张明哲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这个新设机构赋予了新含义：“政府设立‘马上就办’，就是说，如果你不为群众马上办事，我们就来办你。”
这个姿态不错，用一句常用语来说，政府部门的“出发点是好的”。据说，“马上就办”办公室设立伊始，的确发挥了些作用。又据说，“马上就办”由各机关单位、职能部门设立，并不增加人员，主要作用是督促相关科室提高办事效率。这样看起来，“马上就办”的形象，似乎并不像先前人们所理解的那样糟。至少，比那些揣着官僚作风死不悔改的公权机关要强。
我欣赏“你不为群众马上办事，我们就来办你”的语气，不过，却无法对这话的执行力产生较高的期待。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马上就办”的权力从哪里来？它靠什么来“办”那些“不为群众马上办事”的人？如果领导不马上办，它该怎么“办”？“马上就办”如果自身不能“马上就办”，那么又由谁来“办”它？
理论上讲，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政府系人民授权组建而成。照此逻辑，群众可以通过法律等形式，直接“办”了那些“不为群众马上办事”的人，假如这事儿需要借助“马上就办”来“代办”，则无疑是对法治的某种讽刺。而“马上就办”本身，既不是司法机关，也不是权力机关，甚至也算不上名正言顺的法定职能机构，因此，就算它硬要代表群众来“办”那些不作为的单位或人员，也存在着不少的障碍。
想起一个寓言故事：一对夫妇发现儿子久不归家，很生气。男人派女人去找，女人在集市上找到了儿子，发现儿子在看马戏表演，就忘记回家这件事，跟儿子一起看起来。男人等不到人，自己去找，找到母子后，也跟着一起看起马戏来。这个事情说明，当大家的利益一致时，原则很容易被抛诸脑后，特别是当最权威的人也不讲原则时。我们知道，曲阜“马上就办”脱胎于各机关单位，属于那种自己监督自己的机构，很难想象他们对本单位的领导与同事会动真格，在我们特色的社会里，“家丑不外扬”才更符合我们的认知。
我不否认“马上就办”设立伊始起到过一些作用，但这恐怕主要是运动式执法产生的成效，而非这个机构的能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上就办”的主任与副主任由各机关单位正副领导兼任，这意味着，“马上就办”本身就是多余的，它远不如领导的一个签名管用——只要领导讲原则，他们一发话就是最好的“马上就办”。您没听说过湖南临湘市前副市长姜宗福所曝光的“潜规则么”：领导签名是横是竖，代表着事情该如何办。可见，一个领导签名比十个“马上就办”更管用。
当然，这事儿更意味着，“马上就办”有着很重的人治色彩，与法治关系不大，因此它最后的结局是不容乐观的。据报道，“马上就办”的首创者并非曲阜市。早在2007年，山东临沂市就曾创立“马上就办”，据说当初也办过些实事，但现在，有群众反映这个机构的电话根本没人接，当地许多市民因而认为它只是个形象工程。
可见，在法治社会，依法行政才是最好的“马上就办”，对任何“不为群众马上办事”的公职人员，只要依法问责，自然也就不必画蛇添足般地衍生许多名目各异的监督机构——某种意义上讲，那些五花八门的监督机构，实属行政不作为的遮羞布。还有什么比法律权威更干脆、更高效的呢？很遗憾，最高效的行政手法往往最不招人待见！
这个姿态不错，用一句常用语来说，政府部门的“出发点是好的”。据说，“马上就办”办公室设立伊始，的确发挥了些作用。又据说，“马上就办”由各机关单位、职能部门设立，并不增加人员，主要作用是督促相关科室提高办事效率。这样看起来，“马上就办”的形象，似乎并不像先前人们所理解的那样糟。至少，比那些揣着官僚作风死不悔改的公权机关要强。
我欣赏“你不为群众马上办事，我们就来办你”的语气，不过，却无法对这话的执行力产生较高的期待。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马上就办”的权力从哪里来？它靠什么来“办”那些“不为群众马上办事”的人？如果领导不马上办，它该怎么“办”？“马上就办”如果自身不能“马上就办”，那么又由谁来“办”它？
理论上讲，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政府系人民授权组建而成。照此逻辑，群众可以通过法律等形式，直接“办”了那些“不为群众马上办事”的人，假如这事儿需要借助“马上就办”来“代办”，则无疑是对法治的某种讽刺。而“马上就办”本身，既不是司法机关，也不是权力机关，甚至也算不上名正言顺的法定职能机构，因此，就算它硬要代表群众来“办”那些不作为的单位或人员，也存在着不少的障碍。
想起一个寓言故事：一对夫妇发现儿子久不归家，很生气。男人派女人去找，女人在集市上找到了儿子，发现儿子在看马戏表演，就忘记回家这件事，跟儿子一起看起来。男人等不到人，自己去找，找到母子后，也跟着一起看起马戏来。这个事情说明，当大家的利益一致时，原则很容易被抛诸脑后，特别是当最权威的人也不讲原则时。我们知道，曲阜“马上就办”脱胎于各机关单位，属于那种自己监督自己的机构，很难想象他们对本单位的领导与同事会动真格，在我们特色的社会里，“家丑不外扬”才更符合我们的认知。
我不否认“马上就办”设立伊始起到过一些作用，但这恐怕主要是运动式执法产生的成效，而非这个机构的能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上就办”的主任与副主任由各机关单位正副领导兼任，这意味着，“马上就办”本身就是多余的，它远不如领导的一个签名管用——只要领导讲原则，他们一发话就是最好的“马上就办”。您没听说过湖南临湘市前副市长姜宗福所曝光的“潜规则么”：领导签名是横是竖，代表着事情该如何办。可见，一个领导签名比十个“马上就办”更管用。
当然，这事儿更意味着，“马上就办”有着很重的人治色彩，与法治关系不大，因此它最后的结局是不容乐观的。据报道，“马上就办”的首创者并非曲阜市。早在2007年，山东临沂市就曾创立“马上就办”，据说当初也办过些实事，但现在，有群众反映这个机构的电话根本没人接，当地许多市民因而认为它只是个形象工程。
可见，在法治社会，依法行政才是最好的“马上就办”，对任何“不为群众马上办事”的公职人员，只要依法问责，自然也就不必画蛇添足般地衍生许多名目各异的监督机构——某种意义上讲，那些五花八门的监督机构，实属行政不作为的遮羞布。还有什么比法律权威更干脆、更高效的呢？很遗憾，最高效的行政手法往往最不招人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