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用工荒”现象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特别是今年，“用工荒”不仅出现在东南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也表现十分明显。“用工荒”问题的实质是什么？究竟该如何认识？又该如何应对？

我认为，中国劳动力转移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农村劳动力总量在减、结构在变、作用于劳动力转移的比较利益所形成的流出地“推力”和流入地“拉力”在弱化。

——从数量上看，我国农村劳动力总体上过剩，转移就业的压力依然较大，但供求关系上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目前我国处于剩余状态的农村劳动力已明显减少，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格局正在由“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1年《经济蓝皮书》指出，2004年到2011年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每年减少13.6%。也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相比于劳动力供给高峰时减少了600万人左右，2008年以来共计减少了2000万人左右。相关农民工输出大省的统计数据和预测也反映出了这一趋势。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数据，近几年河南劳动力供应总量增速明显开始降低，已经从2007年的年新增劳动力200多万下降到2009年的不到110万，预计2013-2014年将会“见顶”。另一方面，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青壮年劳动力占比已经不高，未来青壮年农民工短缺的问题无法避免，这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空间已经比较有限。

——从结构上看，农民工阶层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相对老一代农民工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点转变是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突出问题。经过20多年发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外打工的老一代农民工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素质的退化，有所谓农民工“40岁现象”。他们接受的正规化教育程度比较低，就业过程中，企业往往努力压低雇佣成本，极少对农民工进行在职培训，人力资本的积累极其缓慢。因此，除了体力之外他们就没有任何其他资本可以交换。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一代农民工“青春红利”逐渐折耗，素质不断退化。农民工阶层分化的最突出表现是新生代农民工或称第二代农民工的产生，这一部分人占当前中国外出农民工总数的比例超过60%，已经是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一方面，他们表现出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特点，对尊重、平等和社会承认有更多的期盼，特别是在择业观上对工作环境、福利待遇、发展机会及文化生活等有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企业在用工问题上在存在一定的偏向。据相关调查显示，目前相当一部分用工企业在用工年龄、性别甚至地域上设有各种限制，许多企业更倾向于招收二十岁左右的单身青年男女，这在客观上限制了劳动力的供给，从而加剧了劳动力短缺。

——从比较收益上看，农民工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就业的比较收益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而生活成本差距越来越大。东部地区的吸引力日渐式微，大量的农民工选择就地就业创业成为新的趋势。一是随着西部大开发及中部崛起战略的持续深入推进，中央和地方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的投资力度，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力度也逐年加大，为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二是当前东中西部的农民工工资待遇差距已经逐步缩小。三是近年来随着国家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和贯彻落实，农村的福利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工流向东部就业的机会成本。四是进城农民工长期以来的劳动与所得、经济贡献与利益分享失衡。特别是农民工大规模异地流动带来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等沉重的社会代价也让农民工在选择工作地点时候会重新评估。

“用工荒”现象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值得高度重视的现象，它表明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格局正在由“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或正向全面短缺转变。“用工荒”现象最早在2004年开始受到媒体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主要反映的是春节期间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是局限于一定范围和特定时间段的现象。近年来，“用工荒”问题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今年以来，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一是从时间上看来得更早。前几年的“用工荒”主要是元旦前后伴随着农民工陆续返乡而出现的，春节后比较明显。而今年的“用工荒”来的特别早。来自珠三角的调查显示，2010年全年企业普遍招工比较困难，早在2011年春节前数月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用工荒”现象。二是从范围上看影响地区更广。据调查，超过90%的受访珠三角企业表示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011年珠三角用工短缺估计将达到200万左右，仅东莞就已缺工近百万。同时，像四川、湖北、安徽等中西部地区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也出现了用工短缺的现象。据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安徽全省缺工超过50人的企业达2300余家，缺工总数达到25万人。三是从工种上看涉及类别更多。当前不仅“技工荒”，普工也“荒”。传统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缺工现象比较突出。安徽的调查显示，安徽最缺的就是普工，普工缺工数占缺工总数的64%，而且缺工主要集中在服装、玩具、加工、机械加工、电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缺工人数占比达72%。深圳的一项调查表明，深圳最缺的也是普工。

“用工荒”现象是对我国现存经济发展方式的挑战，它将提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权”，推动用工成本的上升，成为倒逼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突破了4000美元，成为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如果把过去从低收入国向中等收入国的转变称为第一次转型，那么在未来的10年乃至30年，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能不能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第二次转型。毋庸置疑，以农民工为主要代表的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支撑中国经济实现第一次转型的重要因素。农民工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伴随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推进而出现的一个社会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量大、质弱、价廉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应该注意到，中国在实现第一次转型的过程中客观上形成了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报告表明，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如果说近似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是中国实现第一次转型中的巨大发展优势，那么显然，在推动第二次转型的道路上，“用工荒”的出现和持续发展意味着这一优势正在弱化。从当前的调查统计数据来看，“用工荒”已经带来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显示，自2004年“民工荒”爆发后，农民工工资结束了长期的停滞状态，进入了一个快速的上升通道。迄今农民工工资延续了6年的上涨态势，涨幅超过1倍，年均涨幅超过12.4%。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廉价劳动力时代正在逐步消失，长期以来过度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维系。因此，未来“十二五”时期顺利推动中国实现第二次转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改变长期以来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找准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泉，实现经济的内生增长和创新驱动，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十二五”时期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第二次转型的关键是要探索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泉，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为此，一要使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要始终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通过创新创业政策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特别是企业家阶层的创新创业精神。二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行业，培植新的经济增长源，实现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的转变，在全球价值链上提升竞争力。三要扩大居民消费，鼓励民间投资，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壮大中产阶层，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四要实施积极的城镇化战略，使城镇化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引擎。有研究表明，如果在未来1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社会消费额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可以维持20年。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可以成为引爆我国巨大潜在内需的引擎，实现经济发展与内需持续扩大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