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采访记
简光洲
周阿婆是个“精神病人”。去她家之前，我这样暗想。
因为至少在半年前，她打电话到报社找我，说有重要的事要向我反映。
我说能不能先在电话里告诉我是什么事，这样我就可以判决有没有新闻价值，然后决定要不要去。
周阿婆坚持，在电话里她什么都不能说的，一定要当面谈。
我当时就在想，又碰到一个“精神”可能有问题的人了。这样的事情我不是第一次碰到，从事记者工作8年来，很多人固执地通过各种方法找到我的电话，反映他们的冤情。
然而，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这样的“重要事情”见得太多了。决定去采访之前，是要考虑到采访的时间成本和效益，没有新闻价值去了也是浪费时间。
但很多时候，我无法拒绝这些人的执著，和对我------一名人民记者的高度信任，甚至有一个老人希望我把他的问题转给温家宝。
前年，也是一位上海的老人，无数次的打电话要我去采访，他反映的是1952年他遭受的一个不公平待遇。
在内心里，我真的不想浪费这时间，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要完成报社的工作量，要出更多的好稿以讨得领导“不值钱”的表扬。
后来我拗不过去，就去老人家陪他聊了一下午。承老人的信任，他认为我这个“名”记者，一定能帮他解决问题。他希望我能写个信或者想什么办法给温家宝，或许这事就能解决。
陪老人聊了一下午，他的心情似乎好了些。出门后，老人隔壁的邻居阿婆以异样的眼光看我。估计她心里在想：这个年轻人，怎么会和一个神经病老头子一聊就一下午呢。
我赶紧解释一句，“我是记者”。阿婆“哦”了一声。
我得补充这一句，不然别人会误以为我也是精神也有问题。
这样的事情多了，我有时也怀疑自己精神是不是有问题。如果不是精神有问题，为什么要为这些没有任何新闻价值的事情听人一唠叨就几个小时呢？
我有时也会拒绝别人。当一些不停地打电话给我反映问题的人听到我的拒绝后，会对我非常地失望。为此，我总是会难过上好几天：人民对你这么信任，你却对人民的呼声无动于衷！你还是一个称职的记者吗？
这里，我要向也是卢湾区的云静老人道个歉，我答应过去看你的，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兑现承诺。
还有一位北京的大姐，作为曾经因“精神病”而被家人强制送进精神病院的人，她一直坚持搜集各种案例，试图让国家为精神病立法。
这次我不能再找各种借口去搪塞周阿婆了。于是今天下午，我花了几十分钟的时间找到了老人的家。
在准备爬上黑乎乎的楼梯之前，老人看我带着眼镜怕我视力不好，她急着找电筒。我说不用。
陈旧的木楼梯踩上去吱吱作响，让人有些担心它还能否承受两个人同时的重量。
周阿婆家住在卢湾区肇周路上的一栋老式里弄的二楼，一个约5平方米的亭子间。
进门的地方是厨房，一个木架子上话着一个煤油炉子，一双碗筷。炉子是别人送的，现在坏了不能用。后来又有人送了老人一个电饭堡，现在老人做饭做菜都用这个。
“我从来不炒菜，就是一窝煮”。我掀开盖子，里面的稀饭发出一种奇怪的味道。老人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现在的电费比以前花得多了，“以前电表走一个字，现在要走两个字”。我看了下老人的电费单，一个月要花40元。
靠窗户的地方有一张桌子，桌子上的一块玻璃下压着数张老人年轻时黑白照片，还有她和儿子合影。老人说自从1977年她和丈夫离婚后，儿子就和她分开了，现在每个月儿子来拿一次钱。老人说她没有去过儿子的家，也不知道他家是什么样子，他过得怎么样。
再往里面一点，是一张估计用了几十年的椅子。老人坚持要让我坐。我坐了，老人没地方坐，于是她坐在床上。
床是一张椅子，已经损坏的躺椅。我惊讶地张大了嘴，“这能睡？”。老人肯定地说“没问题”，多年来她就一直这么睡过来的。
我试着问周阿婆，是不是可以放一张沙发床。她说不用，沙发床没有地方放，放了沙发床，人转身的地方就没有了。
床的旁边有一张旧木箱子，老人说箱子里都放的是贵重的东西，她精心挑选出来的旧报纸杂志。箱子上堆满了杂物，我不知道老人如果要开一次箱子的话，得要费多少时间把杂物拿开。
床上有一根绳子，绳子上挂满各种刊有“中国需在有良知的人”、“新闻出版法出台刻不容缓”、“上访有罪”等文章的剪报。
其实，周阿婆家最多的财产是报纸、杂志，多为法制类的，有的甚至是几十前现在都已停办的报纸杂志。“我研究了很多法律，上访是没有罪的”。
严格地说，周阿婆不是一个难缠的上访户。她说22年前的1989年，她是到过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上访过的。她几十年来反映的问题是1977时她离婚时，卢湾区法院的“不当判决”。
几十年了，没有人说得清楚法院的判决是否真的不当。周阿婆说，她知道我来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她不会为难我，也只是想有人听听她的说法。于是我心里压力顿时小了许多。
我有时真的觉得自己的精神有问题，因为面对那些申冤的苦主反映的严重问题，我基本上是一件解决不了，解决不了我还老是感觉挺内疚的，于是问题就来了。
实在是帮不上什么忙，我问周阿婆，家里需要些什么不？我其实是想送她一张床，但她一再推却说放不下，确实也是放不下。
我说下次我路过时，带些衣服过来。老人仍旧推辞说，不需要。我说是旧的，不用花钱。她说真的不需要，家里也没有地方放。
我无能为力。最后老人还是提了个要求，如果有人搬家，有不用的煤油炉子的话，可以送她一个。但这东西市面上可能没有买的了，因为上海早就用上了天然气，像她家这样还用煤油炉子的家庭估计很难找了。老人还叮嘱，要帮她问下，如果有了炉子，市场上是不是还可以买得到炼油。
临走时，我问了老人楼下的两个邻居，一个说不认识她，一个说，老人“脑子有问题”。
以下为和老人的一段对话。
周：我希望上访的人不要去上访了
简：为什么呢？
周：精力体力都是白花了，这是我的经验。
简：其实你就上访次数不多？
周：对的。我1989年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去过一次。
简：那后来是不是也经常去找政府之类的？
周：好多年前，我去过一躺，没能进门。人家在电话里问，你是群众还是干部？我说是群众。别人说：“群众阿拉不接待的”。
以后我就不去找他们了，我这个人还是拎得清的，不是有毛病的人，我知道上访不能解决问题。
民主与法制的记者早就写过了，上访是一条盘途（绕山）路，绕来绕去又回来了。就像一部电车，开来开去，开过去又开回来，没有用的。还有一个人写过，上访是一种折磨。
所以我看到上访的人，我心里也蛮难过的，这条路就像过鬼门关，所以我看到上访的人就很难过。
这就像是马路上没有盖子的窨井，你明知道有人经过的时候会掉进去，但是你叫不停他，只能看着他掉进去。因为我没有电脑，我也不会上网，我叫不停他们。
简：你现在一个月要花多少钱，有医保卡的吧？
周：有的。有一次被他们绑着送精神医院的时候，我的包被他们抢走了。现在有的。卡里面有5000多元，我身体还蛮好的，加强锻炼身体就能防病。
简：送到医院后怎么治的？
周：在我被送到精神病院的时候，医生对我说，“要吃药”。
简：吃过之后要用吗？
周：有什么用不知道，反正是人不太舒服。
我和精神病医生讲，就算我有精神病，难道我这个包也有精神病，为什么把我的包也抢走？他说，回头给你、回头给你。
简：医生检查后说你有病吗？
周：他们说我偏执。我问我偏执在哪里呢？我猜想，他们觉得我偏执是说我告状的事。
有一个诗人写过一句诗，后来被抓进去了，说是精神病。我就在想，我告状的话，我也没有在外面去少去闹，材料就是放在自己的家里。就算我是反动的，我也是在家里。在家里就是我作主，为什么要来抓我呢？我来考考你记者。
简：你说。
周：反革命罪现在还有没有？
简：现在没有了。颠覆国家政权罪还是有的。
周：对，反革命罪现在取消了，没有了。华东政法大学有个老师，在课堂上讲课，被人说是反革命，你知道吧。
简：知道，但后来没有事。说说你以后有什么想法吧。
周：我把想要写的东西再补齐，有些材料被人偷走了。
简：还有别的什么想法吗，希望儿子把你接回去吗？
周：他也只一个房间，10个平方，我们几十年间不怎么来往了，每个月他会来拿一次钱。我一个月1700元，分一半给儿子。
简：你够用吗？
周：够了。我愿意分给他的。我一个月850元够用了。
简：他结婚了吗？
周：没有，你听我说啊。杨佳，你知道吗？
简：知道。
周：杀了6个警察的。像这样的事我干不了的，我一个女的，老人家，我不会这么干。
我儿子不结婚，我也不去问他，为什么不交女朋友呢。他房子没有，票子没有，谁会和他结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