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发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整整30年了。这是伟大的30年，不仅对中华民族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深刻意义和深远影响的30年。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国经济微观运行主体的企业和企业家，无论国企、外企，还是民企，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必将载入史册。

　　市场是竞争求胜的企业家的发现与创新过程。作为尚未注意到的机会的潜在发现者，企业家通过学习和持续试错，发现新知识，寻找更新更好的行为方式，以适应环境变化，并将资源引导到能够产生更大价值的方向上。回望改革开放的30年，可以看到，几乎在每一个行业，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企业家，与时俱进，不断超越。他们有的声名赫赫，有的低调沉潜，有的起于田间，有的作别庙堂，有的青年得志，有的不惑创业，有的知识领航，有的痴迷市场，他们身上所共有的拼搏进取、竞争图强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弥足珍贵的无形资产。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对于究竟什么是企业家，中国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企业家行为背后深刻而持久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目前还没有一种集体共识。那种金钱至上财富骄人、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寻租投机权钱交易、破坏公正操纵市场、压榨劳工污染环境、短期行为透支未来、因循旧路缺乏创新、自满懈怠不思进取的现象，潜滋暗长，于今不绝，其对社会经济的危害和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已经被越来越多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中的事件、案件、问题、危机所证实。

　　在全球经济面临严峻考验、中国经济进行深刻调整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不能不对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提出新的更高要求。经济调整许多国家都遇到过，把压力变动力，以创新求出路，则终有柳暗花明，海阔天空;临难不作为，碌碌无为，锁定在既有的路径依赖里，则“拉美化”或许就是前车之鉴。

　　客观看待成就与问题

　　我们应当充分肯定中国企业在这30年的价值与贡献，应当深切理解中国企业家付出的艰辛与煎熬，但也必须客观地看到，中国企业家的成功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和向市场化演进的大时代。在这个时代，他们获得的发展机遇和成长空间都是空前的，中国企业的增长速度和财富积累效应也是世界罕见的。中国企业家应该意识到，在他们原始积累的财富神话背后，有着低廉要素价格的支撑，有着环境和社会成本的透支，这样的增长方式以及支持这种增长方式的外部环境，尤其是政策环境，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直持续下去。

　　例如，回顾3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虽有几次波折，但总体上可以说是高歌猛进，世罕其匹。这30年，中国GDP的年增长率低于7%的只有三次(1981年的4.4%、1989年的4.3%、1990年的3.9%)。从大的脉络看，1992年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经济就无可逆转地走上了一轮长期向上的“牛市”，其间虽然也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通货紧缩的冲击，但从1998年中国大力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推动房地产等支柱型内需产业发展之后，可以说，在实体经济领域，中国企业没有遇到过严重而剧烈的大面积困难。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在全球市场凸显出来。2003年到2007年的高增长周期，更使中国企业的资产回报水平有了长足提高，尤其是房地产和上游资源性行业，拜资产价格大涨和重化型投资拉动所赐，更是风光无限，一时间，许多中国公司的市值名列世界前茅，“中国世纪”似乎已近在咫尺。

　　如果能看到这一历史性的“主升浪”脉络，中国企业家就不会把一切成绩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而会清醒地看到，与外延性扩张的指标相比，我们在产品与管理创新、核心能力提高等发展性指标方面是落后的。增长快于发展，这也是不能持久的。

　　又如，在各地都以GDP为纲和地方政府的竞争性体制下，对数量型增长指标的关心远远超过对结构问题、社会成本的关注。2007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6%，但中国消耗的煤炭占世界的48%，石油占9%，钢材占34%，电解铝占32%，水泥占54%。中国进口的铁矿石达3.83亿吨，占全球海运总量的一半，中国的钢产量已经是世界第二到第十位的总和。目前，全国每年的废水排放超过环境容量80%以上，二氧化硫排放超过环境容量60%以上，2007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国，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也是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7倍。无论是自然环境的压力还是城市新增建设用地的潜力，都面临极大的挑战。

　　产业升级当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尤其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中国不同区域不同产品的产业属性比较雷同，过于依靠出口加工，缺乏有深度的内部分工体系和广泛的产业转移空间(受垄断和管制之限)，过快调整就会一损俱损，企业效益普遍下滑和就业困难、社会稳定问题等就会立现，故产业升级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更应看到，以创新为导向、追求环境友好、尽量少占用社会成本，这是一个明确的大方向。多反省一下自己对社会成本的耗费，我们的企业家至少不会再趾高气扬，而会懂得谦卑与敬畏。

　　再比如，中国的财富创造，固然有企业家善于把握市场扩大与分工深化的机会，勇于抓住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机会的原因，也和转型经济中的一些“特殊因素”有关，和对“价差”的寻租相关。这些“价差”包括资产资源的价差、转轨转制的价差、国有产权改制和土地财产转移的价差、项目审批与优惠政策的价差、知晓政策信号早晚的价差、管制与特许权消散过程中的价差。所有这些因素，扭曲了资源配置和公平正义，造成机会主义、打擦边球盛行，虽然不乏“制度型原罪”的因由，但也和相当一部分企业家的投机思维、因利害义的积习相关。

　　客观看待成就，就能客观看待问题。而要解决问题，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减少管制，打破垄断，为企业创造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抑制寻租空间，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立“使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更有效的演进途径”(诺斯);另一方面，也寄望于企业家阶层的自我超越，从机会驱动转向能力驱动，从价格驱动转向价值驱动，从增长驱动转向发展驱动，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单纯的财富驱动转向责任与热爱的驱动。

　　以创新、创造为导向

　　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如何界定企业家的使命?这是我们必须鲜明回答的问题。中国经济的未来如何抒写，就蕴涵在中国企业家今天的选择里。

　　企业家是赚钱家和投机家吗?表面上，没有谁会这么回答，但观察其行为模式，这是不少中国企业家的悲剧与宿命。

　　诚然，从经济学的研究角度，一部分学者把企业家才能和“发现潜在利润机会”关联在一起。米塞斯(Mises)指出，企业家是在利润驱动下，对别人发现之前的市场机会保持警觉的人。柯兹纳(Kirzner)和哈伯(Harper)将企业家活动分为三种类型，套利、投机和创新。套利是对同一时间内存在价格差异的不同市场进行协调交易，投机是发现不同时间不同市场间的交易利润机会，而创新则是指通过新的生产方法、组织方法的运用，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但是，这些学者在肯定套利与投机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强调经济活动中“人的行动力量”的重要性，同时，他们肯定创新是最重要的企业家活动，并且反对那种“规避生产和交换的必要性，通过暴力攫取他人”的活动(Franz Oppenheimer)，反对类似组织犯罪或寻租那样的“社会非生产性创业”(Baumol)，反对因为畏惧“经济变革力量的冲击”而“诉诸特权、垄断”或任何其他源出于握有权势者的“强制性权力”、试图让既得利益固化的活动(Hayek)。

　　机会是重要的，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不是把机会和价值创新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坚定的价值观和系统管理能力，一味陷入机会主义、投机主义，其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破坏性的。

　　度量企业家的价值，最主要的是看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组织要素资源，通过创新、管理、运营，为消费者和社会创造出怎样的价值。

　　2000年，美国《财富》杂志在推选“20世纪企业家”的时候，将候选人最后集中在四个人身上，他们分别是：

　　亨利•福特，他并没有发明汽车，但他发明了汽车生意;

　　小艾尔弗雷德•斯隆，他发明了管理大公司的艺术;

　　小托马斯•沃森，他塑造的IBM是二战之后繁荣时期脍炙人口的成功故事;

　　比尔•盖茨，他是世纪末实业家的化身，一个同时扮演技术员、企业家和公司设计师三个并列角色的超级竞争者。

　　《财富》最后选择了亨利•福特。虽然他是四个人中“最糟糕的经理”，但“20 世纪至少有三大经营管理奇想出自福特的头脑：流水线的设想;支付工人工资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要多到公平程度的设想;使福特的红河厂成为工业世界一大奇迹的纵向合并思想”。作为“20世纪企业家”，亨利•福特是“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每一片土地这样一个工业的创建者，是第一个创建了大市场并为之供货的人。”

　　从对“20世纪企业家”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到凝聚在企业家身上的真正的力量——创新的力量、管理的力量，以及创建那些能够深刻改变社会形态和人类命运的产业的力量。如熊彼特所说，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回顾一部近现代的商业文明史，科学技术的商品化、社会化应用，企业组织、企业管理的不断创新，是两条互相交织的曲线。企业家把瓦特、爱迪生、贝尔们的发明投入经济生产，从蒸汽机、电力、收音机、电视机到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IBM旗下的沃顿研究中心先后有五位诺贝尔奖得主(Esaki、Binnig、Rohrer、Bednorz、Muller)，朗讯的贝尔实验室曾六获诺贝尔奖。在欧洲和日本，举凡那些备受尊重、基业长青的公司，都曾在创新(无论是技术和产品创新，还是管理创新)方面取得过突出的成就。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期，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立足于创新，把创新变成一种信仰。虽然我们今天的创新更多还是成本创新，但是只要努力，假以时日，创新也将成为中国企业和这个国家的代名词。这里的关键在于，中国的企业家能否走出过去的路径依赖，远见未来，重新出发。现在享誉世界的丰田生产模式，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显示出强大威力的。让我们自觉地把今天的风雨调整和困难逆境看做上苍赐予的宝贵礼物，它的名字叫“洗礼”，叫“超越”。

　　深层次动力的不足

　　然而，经历了30年的奋斗，功成名就，中国的企业家群体还有雄心吗?还有当年“饥饿驱动”下那种强烈的企图心吗?

　　我们最担心的是，企业家精神的弱化、钝化、松懈和涣散——干着干着不想干了，爬着爬着不想爬了;除了大钱快钱，小钱慢钱已经提不起兴趣，赚着赚着不知为何而赚;富而思安图易避艰;遇到困难，不找市场找市长，只归因制度环境，或者“大不了不做了”。种种惰性，似乎已经是一种精神上的传染病。

　　难道只奋斗了30年，尚在初级阶段，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就已经“由奢返俭难”了吗?难道，获得利润和财富只能顺风顺水，遇到挫折就无所作为了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的企业家就是在背叛自己。遥望当年，只要有一道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门缝(freedom of entrepreneurial entry)，他们都会牢牢抓住那小小的机会，把整个门撞开，趟出一条路，甚至是一条大路。而今天呢，纵然不能说“处处阳关道”，但配置资源的自由与便捷已经远超当年，怎么反而觉得“路越走越窄”呢?

　　在我看来，这和中国企业家阶层内在生命力的不足，有很大关系。深层次看，这是一个企业家信仰的问题，企业家终极目标的问题。当企业家信仰不够，零乱扭曲，即使财富仍在积聚，地位依旧隆盛，他的内心已经开始变老，变得苍白。而当风险和不确定性来临，他的反应也开始迟缓，而不是惊惧敏捷，如武松打虎般全神凝聚，奋然相抗，誓死拼争。

　　我们都知道企业家精神的极其重要，可是，难题也在于，企业家精神不是谁号召一下、谁下个文件或者商学院教一教，就能“造”出来的。它固然需要一定的外部制度条件(尤其是保障企业家权益的制度条件)和社会文化支持，但在终极意义上，选择做企业家，乃是一种与生俱来、发自肺腑、透彻灵魂的内生动力，是任何外部条件变化所不能剥夺、打垮、侵蚀的精神选择。这就是企业家的信仰，它决定企业家行为背后最深刻、最重要、最持久的驱动力与价值伦理，它回答“我为什么要办企业”、“我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办企业”、“我办企业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办企业的价值究竟在哪里”这样一些最基本又最核心的问题。

　　怎么思考这些问题，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并不能决定企业家一辈子赚多少钱，但是可以决定企业家能够走多远，走多久;并且可以决定企业家在探索跋涉的遥遥时光和漫漫长途上，始终保有内心的充实。

　　当然，企业家的精神信仰，与所处时代、市场环境、社会文化、政经制度相关，脱离这些背景去谈中国企业家信仰的不足，也并不公允。事实上，如果当代中国企业家都是些没有信仰理想的蝇营狗苟之徒，也不可能在30年间劈波斩浪建功立业。但是，从总体上看，不能不说，当代中国企业家对于信仰问题的思考还比较粗浅。这导致他们缺乏深刻的使命感和持久性的动力，也导致他们在创建伟大公司方面的动力远远赶不上快速获得财富和社会声名的满足。

　　超越金钱目标的原动力

　　不妨简单做些比较。

　　先看西方。近现代工商业文明的意识形态基础，很大程度上源于宗教改革，这场改革为世俗活动(如商业)进行道德辩护，赋予其宗教意义。将“上帝的旨意”和“世俗的要求”结合起来，“天职”(calling)的观念就产生了——“上帝应允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马克斯•韦伯)天上的意，世间的职，承担职责在人间(因为你有创造财富的天赋，所以要毕其心力担当)，积聚财富在天上(你只是穷人的信托人和上帝在人间的“财富管家”，积累财富不是为了一己，而要还给社会)，此即“天职”。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系列商业价值观：尽可能多挣钱，但要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的享受;聚财后要散财;挣钱要合法，诚实节俭讲信用才受尊崇;创造财富要通过公司的形式，通过持续的、理性的经营管理，因为个人终有一死，公司方可长存。1909年，弗里德里克•泰罗在《科学管理原则》中阐述说——“合理的、以事实为依据的管理能够提高生产力”，德鲁克在评价他的贡献时指出，由于泰罗的出现，我们的生产效率以每年3%到4%的复利增长，这是现代世界繁荣的基础。

　　毋庸讳言，从新教伦理衍生出的这些观念，在实际商业环境中也会遭遇侵蚀，有时甚至会支离破碎(次贷危机就是基本商业伦理的沉沦)，但其影响却是深刻的。53岁的比尔•盖茨就从微软退休，捐出几乎全部财富，探索“如何通过市场力量为穷人服务”的“创新型资本主义”(creative capitalism)，生活简朴的巴菲特一次把370亿美元资产捐出，从“天职”的角度看，都并不奇怪。

　　再看中国近现代的一批实业家。和“天职”的信仰不同，“报国济民”是中国实业家的信仰。以张謇、范旭东、卢作孚、荣宗敬、刘鸿生等为代表的实业家，把办企业和实业救国、济世安民联系起来，虽辛酸备至，战乱频仍，饱受挤压，仍矢志担当。法国学者白吉尔指出，与西方17世纪的新教徒企业家不同，20世纪中国的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做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出于社会开放和现代化的强烈愿望”，中国要富强必须走现代化之路，而实现现代化又必须走工业化道路。

　　中国的“化工先导”范旭东在日本留学12年，1911年放弃日本教职回国。当时中国盐业极其落后，1913年范旭东只身到天津塘沽，向渔民租了间小屋，在布满盐坨的荒碱地上，独自一人开始炼制精盐的实验，终于试制出氯化钠含量90%以上的精盐，并发起成立久大精盐公司。接着，他又开始探索“变盐为碱”，当时中国的碱市场一直被英国卜内门公司垄断，卜内门中国经理李德立对范旭东说：“中国很需要制碱，但是早了30年。”范旭东答应：“我是晚搞了30年。”1918年底，永利制碱公司创立。由于是国内第一家大型碱厂，毫无成例可鉴，主要设备要到美国购买，而美国碱厂拒绝参观，嘲讽说：“你们中国人连袜子问题都解决不了，还造什么碱呢?”国外封锁，国内生产配件的企业能力也不行，用了两年多完成铸件，加之化工生产管道复杂，一共用了三四年时间，花了300多万银元，到1924年8月13日才开工生产。谁料想，出来的是俗称“红碱”的劣质碱，而且还查不出原因。7个月后，制碱的主要设备被烧坏，连红碱也不能生产。当其时也，股东抱怨指责，卜内门则派人赶来愿意支付高价收购企业。范旭东拒绝了，他在《回忆录》写道：“要想让化学工业形成我们民族的长城，就要咬紧牙关，一代人、两代人地干下去，才有可能成功!”“我们没有退路，摆脱绝境的唯一方法，就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我认为一切艰难的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历经磨难，1926年6月29日再次投产，终于生产出了碳酸钠含量达99%以上的洁白纯碱。范旭东写道：“这么多年的辛苦、艰辛，换来了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纯碱，也换了来大家头上的白发。求仁得仁，诸君内心是得到安慰的，我为诸君祝福。为自己进步的人群，应当是永生的。”

　　荣德生在哥哥荣宗敬60岁生日时说：“精神才是立业之本，家兄一生事业靠的就是充实的精神。”像范旭东那样的，“为了中国化工翱翔”、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正是中国近代企业家留给后人的最宝贵财富。

　　追求最好的治理

　　再以印度企业家来比较。管理学界已经注意到印度在建立世界级企业方面的作为和企业家背后的精神动力。人力资源公司Hay在《印度CEO竞争力报告》中指出，“成功的企业家必须具备强大的信念和内心的成熟度。在这一点上，印度企业家与其他国家的同行相比毫不逊色。在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悠久的印度传统的强大延伸。在寻求信念支持时，多数印度企业家都会转向自身的文化传统。”

　　“我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著名软件企业Infosys创始人之一穆尔蒂(Narayana Murthy)说，“在印度教里，我就是从事所谓‘行动瑜伽’的人。”1981年，与另外6名年轻软件工程师变卖了包括妻子首饰在内的细软，集资1万卢比(相当于1000美元)白手创业时，穆尔蒂就在思考，“这个公司未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一家营收最高的公司?还是一家最赚钱的公司?还是市值最高的公司?”他决定“我们要变成最受人尊敬的公司”，其标志是要有最好的公司治理，让客户满意，财务透明，对员工公平，“与这块土地共同成长，最后跟整个社会取得和谐共处”。他认为公司治理与钱无关，“即使我们没有钱，刚创业时就遵守公司治理原则”。当年印度从国外进口软件要交纳150%的税，很多印度软件公司故意把软件包拆成软件光盘及操作手册，因为操作手册不用缴税，他们还把手册定价在整个软件包售价的90%，这样就只要缴交本来150%进口关税的10%。穆尔蒂回忆说，当时，我们就要问自己我们该怎么办，但我们决定还是卖整套的软件包，我们赚的钱比较少，但仍坚持这样做，因为我们要遵守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不是条规口号，而是价值基因。作为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印度企业，Infosys发布符合八个国家一般公认会计原则(GAAP)的财务报表。1994年，Infosys成为印度第一家实施员工分红配股的企业，上市前穆尔蒂要求创办人不领取员工分红及股票选择权，把致富机会让给员工;公司遇到市场不景气总是高层主管率先减薪。穆尔蒂没有一个子女在Infosys，他在公司电话账单中的每一笔私人电话费都切割出来自付;他规定公司高层主管60岁退休，就在60岁时交出经营权;他崇尚分享，创业第四年就主动把自己的一些股份分给创业伙伴，至今仍住在创业时住的一套三居室，开普通的三菱Lancer汽车，端着盘子和普通员工一起在食堂吃饭，却把个人财富中的60%放进Infosys基金，因为他的信条是“金钱的真正力量在于施予”。他梦想印度实行“有人情味的资本主义”，不仅有“资本主义的脑”还要有“社会主义的心”。“商业是消除贫穷最好的工具”，所以要依靠创业家精神创造财富，但是，“像印度、中国这样的国家，存在着很大的贫富差距，如果要你的财富更被广泛接受，你就要懂得与贫穷共处，确保自己的行为合宜。你要与整个社会和谐相处，就必须使整个社会能从你的财富中有所获益。”

　　在穆尔蒂看来，“企业领导者必须创造一个‘重视尊敬胜于财富’的企业氛围……在追求令人尊敬的过程里，确保了我所做的每项决策，都在追求股东最大的利益。这样的氛围也确保员工稳定度、持续成长的公司营收与获利、更高的市盈率，以及对我个人及其他股东更好的报酬。”他坚信，只要把中、短期的群体利益看成你自己的利益，奉行一整套价值观念，通过这些观念来鼓舞周围的人，你就会成为长期的赢家。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世界对印度的印象，“我们要让这个社会不一样”，而所谓“领导能力”，“就是使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改变人们对现实的看法。现实就是在印度，道路肮脏，污染严重，交通拥挤……要改变这一现实，你必须给人们以信心，(让大家看到)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

　　在上面，之所以多处直接引用范旭东、穆尔蒂写过的文字，是想和中国企业家对镜自照，一起分享。无论是“化工先导，功在中华”(毛泽东的评价)的范旭东，还是“印度的骄傲”穆尔蒂(不是最有钱但是最受印度人尊敬的企业家)，无论是创办企业的初始，还是经营企业的全程，他们都有一种远远超越金钱目标、永不衰竭的原动力，他们的自我因此升华和融入到一个更博大和无我的世界里。他们生命的尊严和赢得的尊敬，恰恰与这种力量息息相关。

　　担起变革的重担

　　我们正处在一次大调整之中。

　　经济调整总是意味着需求下滑和不足。就中国而言，由于美国无法像过去那样依靠消费金融的过度膨胀支持“负债消费”，也无法承受持续的巨大贸易不平衡压力，再加上全球其他市场也信心不支，中国的外部需求至少不会像上一个周期那样不断上升。即使外部还有相当需求，中国自身也无法再重复以往那种以简单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增长方式。美国无法像以前那样消费了，中国也无法像以前那样生产了。

　　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可避免要回到投资和消费上。政府可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减税以刺激消费，也可以适当加大对消费金融的支持，但历史证明，政府投资虽然可以守住增速底线，但消费者并不会因为基建投资增多就开始大掏腰包。在这个过程中，真正重要而且长期有效的途径，还是要依靠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从供给、供应的角度，增强对市场的吸引力，创造出能够激发消费者需求的优质产品与服务。这不仅可以激励当下的市场，也能促使企业从微观上建立更加依靠创新的机制与导向。

　　那么，如何推动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呢?很简单，在那些过去没有或缺少企业家精神的领域，想办法让它“长”出企业家精神;在那些过去已经有企业家精神的领域，想办法让企业家再出发，再创新，让企业家精神之火烧得更旺。对于前者，方法是减少管制，把垄断程度高、管制色彩浓、产权单一凝固的那些领域，更多地放开，让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参与，他们必定能以过去没有的活力，点燃想象，创出新产品，打开新市场，激发新需求。即使有些领域一时不能放开，也要积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以市场化的动力和压力，提振企业活性，倒逼企业创新。而对于后者，方法只能是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自我超越与革新。

　　道理并不复杂，但道路确实不易。它要求政府推进职能转变，降低服务成本，释放市场机会，为企业家精神的发扬腾出空间，创出条件;对真正的企业家，与其给优惠多多，不如给他松绑，给他昔日所没有的空间，让猛虎下山，笼雀归林。而当政府这样行动时，就如赛跑，跑道的障碍清理好了，社会方方面面都来加油了，发令枪响了，所有眼睛盯住的，还是起跑线上的运动员——“企业家的企业”。如果中国企业家能够真切地回应我们时代的真正需求，那么，他们就将开辟一个大时代。这个大时代的标志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建立坚实的、以创新为导向的微观基础，在发挥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同时，致力于更聪明、更清洁、更负责、更人性、更具创造性地开展生产活动，在全球建立更高价值的形象和品牌。

　　对中国企业家来说，这是一个在种种危机中潜伏着伟大机遇的年代。在我看来，这种机遇并不亚于改革开放30年的机遇。因为这个机遇是全球性的机遇，是中国在全球化经济变迁中实现伟大复兴的机遇。

　　责任和义务不是债务和负担，而是充实与快乐，是选择无愧于时代的追求与目标，是创造新商业文明的时代。为此，中国企业家必须有所仰望，义无反顾地出发，跑出最坚定的步伐。

　　信是一种承诺，信你所仰。

　　艾柯卡在他的自传《反败为胜》中曾经写道：“我紧紧抓住了机会，不是靠侥幸取胜，而是整整奋斗了40个寒暑。”“我懂得了一个亲密无间的家庭可以给人以力量;我懂得了奋斗，即使时运不济;我懂得了不可绝望，哪怕天崩地裂;我懂得了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我懂得了辛勤工作的价值。最后，你会大有作为。这是使这个国家强大——并将重振其雄风的力量之源泉。”这种企业家精神，曾是奠定美国经济根基的力量，今天用在中国经济的调整期，同样恰当。

　　也许，我们还可以把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哈罗德·罗森堡在《荒野之死》中写的那个曾激励了一代大学生的句子，交给今天的中国企业家——

　　“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仅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

　　何处是归程，永远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