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政委罗泽南
罗泽南在教私塾的时候，发现了思想品德是人生最重要的课程。他与一位名叫王尔（竹头尔）云的同事经常讨论为学之道，取来《性理》一书阅读，大为感叹，认为自己往日的学问太肤浅，还没有领悟做人的真谛。他们潜心钻研宋儒之学，追随圣贤之道，修身养性。
理学的目的是道德修养，空谈容易，实践最难。一些理学家遭到世人攻击，是因为他们道貌岸然，说一套做一套。所以一提理学，人们就要看看究竟是真是假。一个人声称自己是理学家，社会不见得认同，要看他的言行而定。
罗泽南是一个罕见的真道德家。好友欧阳兆熊通过一系列观察，得出这个结论。罗夫人眼睛瞎了，但这对夫妻仍然伉俪情深，在一夫多妻的社会制度下，罗泽南也不讨偏房。有一次，欧阳兆熊看到罗泽南在长沙买了一副叶子牌，认为他不可能有这种嗜好，问他为何要买这种劳什子。罗泽南回答：“家父爱打叶子牌。”这说明罗泽南为了尽孝，并不拘于小节，可谓真孝。还有一次，欧阳兆熊见他规劝朋友高云亭要走正道，苦口婆心，说得他自己都流泪了，可见是真意流露，表里如一。
当家乡出现盗匪时，罗泽南不会袖手旁观，而是勇敢地站出来维护安定。捕盗的差役与盗匪狼狈为奸，勾结豪强奸猾之徒诬陷良民，企图让百姓拿出全部家产来昭雪冤案，弄得民不聊生。罗泽南牵头订立乡约，狠煞诬陷之风，端正了乡间的民风。
罗泽南如此注重精神文明，他和他的弟子们，特别是王錱和李续宾，从组建湘乡勇的第一天起，就把读书明理的风气带进了军营。湘军从一开始就是一支注重文化教育和思想建设的部队，并且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军队文化。乡勇们一入军营，就如同进入了一所组织严密的学堂，将领们就是教员，大力倡导识字读书，灌输忠孝礼义。对于这支兼有文化教育功能的军队，人们用十六个字做了形象的描绘：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白昼练兵，晚间讲习。罗泽南和他的弟子们培育了后世人热衷于继承效仿的湘军文化。
罗泽南认为大抓思想文化建设，有助于部队多打胜仗。他在把湘军做大做强之后，总结克敌制胜之道，归结于从典籍《大学》中得到的启示。《大学》有语：“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罗泽南将这个规律运用到作战中，并以《左氏》一书中“再衰三竭”的说法来做注脚。
由于罗泽南注重思想文化建设，他在出任湘军司令员以后，实际上做了现代军队政委职能范围内的大量工作。罗泽南有当政委的资格，他要求军士们做到的事情，都能身体力行。他不是那种台上说大话、底下另搞一套的政工干部。
罗泽南担心他的部属们误入歧途，决定以思想工作来端正他们对军人职业的认识。他认为，军人从事着风险极大的职业，很容易陷入拿性命去博取利益的强盗逻辑。这样的军队，最终会败在一个“利”字上。军队是为国家服务的，是百姓的子弟兵，一定要把思想工作做深做透，让官兵们牢记这一点，部队才可能不畏艰苦，百折不挠。他用宋儒理学武装湘勇指战员的头脑，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管理军队的方法。
罗泽南要求部队树立人民子弟兵的意识，所过之地禁止骚扰百姓，务须秋毫无犯，不取民间寸草尺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擅自挪动民间一草一木者处以斩首；不得求买求卖，强赊强借；不许调戏、强奸妇女，调戏妇女者要从严治罪，强奸未遂者斩首，已成奸者凌迟处死。
湘军的爱民措施得到了百姓的热情拥护，朝廷赏给罗泽南巴图鲁勇号之后，他作诗一首自嘲，其中反映了书生带兵建立良好军民关系的场景：
巴图鲁号锡神京，伴食军中浪得名。夹道士民齐拍手，马头原是一书生。
有一次，湘军经过江西一县境内，有位秀才向县令打听罗泽南所部纪律如何，县令叹道：“罗公真圣人，我见过的部队太多了，却没有见过如此纪律严明的部队。”
秀才听了大为好奇，很想亲眼一见，他前往大营拜访罗泽南。来到大营附近，恰好有几名士兵牵着一头牛走来，见到秀才，大喜，说道：“秀才来得好！刚才有个老乡来到营中，说他的牛被友军抢去了，罗帅命我们替他去索回。友军不服，我们打了一架，赢了他们，把牛牵来。不想那牛主胆小，听说当兵的打架，吓得开溜了，我们没法把牛还给他。请秀才把牛牵去，代我们交还牛主吧。”
这件事令秀才有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令秀才对湘军的纪律严明深信不疑。罗泽南克复某城后，秀才又同其他绅士前往拜访，罗泽南说：“各位来得太好了！如今敌军未受重创，我军占了此城也是无益，马上就得撤离。城里存了不少银子和粮食，我令人集中起来，各位不妨拿去，用于举办保甲团练。”
罗泽南走后不久，清军绿营部队开到，把所存的财物抢掠一空。官军也不能一概而论，既有罗泽南部这样的子弟兵，也有百姓害怕的遭殃军。
湘乡勇从招募时起，就要考核思想品德方面的素质，主要方法是实行担保人制度。兵归将选，并为将有，这是一个保障队伍纯洁的组织原则。充当将领的书生们有权选择自己的部属，也有权将他们辞退。乡勇入伍必须有人担保，介绍其基本情况，特别是品性如何，担保人要对新兵的为人负责。新兵一旦入伍，就把将领当成自己的父兄，为之尽子弟的义务。
罗泽南还在军营中建立了军事生活民主制度。每月的初三和初八，营官设茶，召集各级军官举办茶话会，讨论军务，了解各班班长是否称职，士兵是否勤操听令。凡是奖励和处分，都要召集连长和班长共同讨论，说明赏罚的原因。每月十四和二十九日，营官召集部队公开宣布赏罚升降。
罗泽南不但自己兼任政委，还要求营官兼任教导员，勤做思想工作。在作战时间以外，要求他们经常召集大家训话，激发听者的天良，鼓舞他们的斗志。营官除了经常检阅操练，教习阵法，还要关心士兵的疾苦，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
湘勇在初期就形成了很好的文化氛围。将领们鼓励士卒献计献策，勤于探索学习，积极侦探敌情，重视武器的使用。提倡士卒之间培养友情，规定对伤亡者厚加恤养。禁止部队传播谣言，杜绝各种漏洞。罗泽南尽量减少军人与社会的接触，对军营出入严密把关，夜晚禁止勇丁私自外出。在部队打了胜仗的时候，又要求官兵戒骄戒躁。
湘军无论开到何地，罗泽南及其弟子的作为，都使当地百姓感觉这是一支有文化的部队。一到夜间，军营中往往传出朗朗的读书之声。此外，罗泽南及其将领每到一地，在作战之余，总要从事文化教育活动。咸丰五年（1855）初，罗泽南驻军九江，带着弟子李续宾游览庐山，来到莲花峰下，拜谒宋朝理学家周敦颐之墓。他们见墓冢倾圮已久，慨然捐款修缮。罗泽南为此写了一篇记事。此年他还从薪水中节省一百两银子，设置湾洲义学。
罗泽南在军中也从事著述，正如胡林翼所谓的“上马杀敌，下马著书”。咸丰五年他著成《周易附说》，致信刘蓉，道出了军营战场体味易学的感受：“《易》者，忧患之书。今于忧患时读之，尤亲切而有味也。”
罗泽南的部队每攻克一座城市，都会为当地的读书人留下一些难忘的记忆。咸丰五年三月，湘军攻占广信，市民欢舞歌颂，焚香迎拜。罗泽南召见士绅，讲了一番忠义的大道理，下令团练乡民，自相保卫。然后，他修复南宋民族英雄谢枋得的祠堂，把当年阵亡的上饶县知县蔡中和以下十一人附祀祠内，为此写了一篇记事。随后，他游览鹅湖书院，与学生们“论学甚欢”。罗泽南部拔营时，士绅们前来送行，无不感激流涕。
上文摘自岳麓书社出版的《帝国余晖——湘军将帅的铁血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