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五章 贺龙元帅含冤去世 (2)
元帅与看守
文革开展不久，贺龙元帅就被林彪和江青一伙关押了起来，关在一座两层的小楼里。
围墙门口，一个手持自动步枪的战士在站岗。墙外右铡，靠墙根整齐地立着一长排水泥平房。这里便是看守战士们的住处。
北京卫戍区某部警卫连的战士要来换班了。出发前，团长和政委也到他们连里来了，没有明确说明执行什么任务，但却宣布了好几条纪律：不许打听，不许外出，不许给家里写信。
战士们来到了目的地，晚上开会，王明远科长组织大家“学习”了江青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讲话和毛主席关于加强阶级斗争观念的语录。他们的任务是看守一个“重要的反革命分子”。十天后撤出，由其他部队来接替。
“36个人来看守一个人，对付一个在押的‘反革命分子’，竟然如此兴师动众，森严壁垒？”新从洪湖边入伍和战士杨德华不禁充满了好奇。
第三天中午，又轮到杨德华和班长王学彬上哨，杨德华打定主意，趁中午给“反革命分子”送饭的机会，看看他到底是谁？他一看时间到了，便抢先到伙房把饭端了出来。
“咚咚咚咚”，小杨敲了门。
门开了，可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从他手里接过托盘。里面盛着两碗饭，两个玉米窝头，一碗素菜汤。转身进屋，然后又回来，从班长手里接过水壶每天只有一壶，这是王科长吩咐过的。
门关上了。
王班长说：“我去转转。”就转身向小楼后面走去。
蓦地，屋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小杨把耳朵贴在门上。
“你吃吧，我吃块苞谷粑粑就行了。”这是男人的声音。
“你这几天肚子不好，我……”
“莫关系，把苞谷粑粑给我。”
是谁？好奇心驱驶着小杨，他一下子推开门，把头伸了进去。
一股闷鼻的热气扑面而来，窗户被厚厚的帷帘遮得严严实实，屋里光线昏暗。房内空荡无物，只有靠后墙的窗下，两张长板凳搭着一块木板作床。老太婆坐在“床沿”上，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背靠着窗户，盘腿坐在“床”上。门一响，他猛然抬头。
“啊！贺老总！”小杨呆住了，慌忙拉上门，退了出来。
班长走回来了，他们一起坐在走廊里的条丝椅上。王科长推开房门进去了。
他刚把房门关上，小杨和王班长马上站起来，走到门前。
“接到首长的电话，叫你今天把材料交上去。”王科长的声音火爆爆的。
回答他的是沉默。
“你听见没有？为了你这份‘认罪书’，我吃了多少苦头，你真要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顽抗到底啊！”声音又提高了八度。
仍然是沉默。
“你说，你交不交？一句话，你到底交不交？”
“啪！”床板上一声重响。
“滚！你这条狗！”贺老总勃然大怒了。
“好，好，你顽固到底，你这死不改悔的反党分子。”王科长气急败坏吼叫起来。
“滚你妈的！”战士小杨朝跟着王科长的警犬狠狠踢去。警犬狂吠着往外跑去。
“怎么啦？”王科长一步跨出门来，恶狠狠地瞪着班长和小杨。
“它自己撞到墙上，碰了一下。”班长平静地回答。
小杨是一个烈士的后代。他听爹爹讲，他爷爷缴不起渔霸的船租，被关进了黑牢，是贺老总率领红军，枪毙了渔霸，砸碎了牢门，把他爷爷和受苦的人救了出来。从此以后，他爷爷就跟着贺老总打天下。
在洪湖畔、洪湖垴，哪儿没有留下贺老总战斗的足迹，哪儿没有回荡过贺老总爽朗的笑声！洪湖的大人细伢，哪一个不热爱贺老总？
“文化大革命”一来，贺老总竟然成了“反革命分子”，只有混蛋才会相信那样的鬼话！……
已经过去九天了，明天，或者是后天，他们就要撤回驻地了。今晚是小杨的最后一班岗。
开晚饭时，战士们发现今晚的伙食大大改善了，有红烧肉，有炖鸡，有鱼，每人还发给两个用油纸包着的月饼，这才猛然想到，今天是中秋节，是1968年的中秋节。
夜里十二点，轮到小杨和王班长上岗了。小杨轻手轻脚地站到条丝椅上，推开门上的风窗，从口袋里掏出两个月饼，轻轻地放到窗棂上。
突然，他的手像是触电一样停住了，他顿了顿，急速地沿着窗棂摸过去……啊，窗棂上，整整齐齐地摆满了月饼，一叠一叠……
顿时，一股庄严肃穆的感情在小杨心底升起，他双手死劲儿攀住窗台，对着窗户的合缝处，轻声地唱了起来：
洪湖水浪打浪，
洪湖岸边是家乡。
清早船儿去撒网，
晚上回来鱼满舱。
……
跟着贺龙闹革命，
红旗一展通天亮。
床板在响，窗帘在动，一张饱受折磨的脸膛出现在小杨眼前，仅隔着一层玻璃，因为是背着光，小杨看不清他的面容，但是，小杨却能清楚地想象出他那威武的剑眉，浓黑的一字胡，宽宽的额头……
唐生智拼命保贺龙
唐生智
唐生智(1889-1970年)，湖南省东安人，毕业于保定军校，为北伐名将之一。在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时，贺龙曾是他手下的一位师长。在他眼中，贺龙是一位德才兼备、值得信赖的将领。解放后，由于贺龙元帅工作繁忙，他们之间的往来并不多。
“文革”初期，唐生智由周恩来总理提名，被中央列为重点保护对象保护起来。当时唐生智的身份是著名将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所以“文革”开始时，红卫兵和造反派对他不敢胡来，他所受到的只是一些轻微的冲击。可是，到了1968年，林彪一伙密谋急于要搞垮贺龙，将他牵扯进去，一场灾难性的暴风雨落在了他头上。
当时林彪、江青等一伙给贺龙元帅头上安的罪名是大土匪、大军阀和国民党奸细。对于这些无稽之谈，唐生智百思不解。也许正因为当年贺龙在唐生智的麾下当过师长，林彪一伙就组成了以某部装甲师师长为首的专案调查组，自北南下，不远千里，到长沙找到了唐生智，想要他提供贺龙的“黑材料”。
专案组一到长沙，就向唐生智发出一连串攻势，一天到晚守着他，先是要他揭发贺龙假革命、真反共的罪行，然后逼他承认和写出“贺龙是他派到红军里的特务和脚踏两只船的奸细”。唐生智说：“这纯属无中生有。贺龙走上革命道路，并在革命低潮时要求加入共产党，完全是他自己的觉悟。”说到这里，他狠狠地扫了对方一眼，又说：“我们过去虽然有过上下级关系，但去南昌起义前贺龙已是国民党第二十军的军长了。他一生光明磊落，哪有左摇右摆，敌特嫌疑之理呢!”
专案组未达目的自然不死心。天天守着他软磨硬逼，唐生智只好实事求是地写一些党和人民都知道的贺龙的情况以及他与贺龙的正常关系。每写一次就被专案组打回一次，因为他写的材料里面没有专案组所需要的东西。那些人发火了，骂他不老实，说他包庇反革命，想揍他一顿，但一想到唐生智是中央的重点保护对象，又不敢对他下手。他们搞了两个多月，没捞到半点油水，只得悻悻而去。
贺龙元帅戎马一生，战功赫赫，乃共和国的功臣，可林彪的专案组为什么要置贺龙于死地呢？唐生智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从这里他已看出林彪的险恶用心，但他并不完全深明其因。原来，林彪之所以要打倒贺龙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早在1937年，林彪曾给贺龙写过一张纸条，说蒋介石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我们可以向主席吹吹风”。1938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全大局，对毛泽东关于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建议默不表态。1942年春在延安，有一次贺龙同毛泽东谈到林彪表面承认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却在背地骂娘的事。这话后来传到林彪耳中，林彪对此怀恨在心。特别是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时，林彪要贺龙建议毛主席向蒋介石讲点好话。这些都是林彪的心病，生怕贺龙哪一天给他捅出来，因此想趁“文革”之机除掉贺龙。
专案组走后，唐生智的家人说他们吃了闭门羹不会再来了，唐生智说：“鬼子扫荡未得逞，会善罢干休吗？”果然不出他所料，没过多久，这班人又杀回来了。他们在北京得到了“密令”，对唐生智的态度更加恶劣了，采取半提问半审讯的办法，一审就是一整天，有时搞到深更半夜还不下堂，甚至恶言恶语、动手动脚，搞得唐生智精疲力竭。他们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只要他承认贺龙是他派到红军队伍里去的就没事了。唐生智越听越冒火，他宁肯自己受累，也不肯就范，这样更加惹怒那些急不可耐的人。那位装甲师师长气得从腰间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摔，歇斯底里地大声逼他说：“你讲不讲？不讲，我毙了你。”唐生智一听“毙”字，顿时火冒三丈，撩开衣服，走到那人面前拍着胸膛说：“小子，有种的你冲着这里来吧，老子南征北战，枪林弹雨走过来了，何时怕过死!”唐生智双目怒视，正气凛然，把那个师长逼得低下了头，怏怏地退了出去。
这些人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于1969年指使当地造反派，把唐生智抓到省政协关押起来，继续逼审，整整关了10个月。
这时，贺龙的处境比唐生智想象的更坏。林彪、江青一伙四处煽风点火、散布谣言，说贺龙是大野心家，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插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后对他不放心，云云。还说洪湖肃反扩大化，贺龙负有直接责任，加上严重的历史问题，非打倒不可。贺龙气得浑身发抖，站起来要反驳，周恩来总理对他说：“你不要再说，毛主席不是保你吗？我也是保你的。”贺龙抓住周总理的手，泪水夺眶而出：“真没想到他们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贺龙子女海上逃亡40天
在贺龙被打倒后，正在清华就读的儿子贺鹏飞也成了通辑的对象，而此时女儿贺晓明刚刚考入北京大学。鉴于当时形势的危急，兄妹二人迅速将身体虚弱的妹妹贺黎明，送到了廖承志家中托养。之后，他们连夜乔装打扮，骑自行车逃离北京城。
兄妹逃到了天津塘沽。从此在往返天津和上海的运输船上，多了一对名为“吴亮”和“李烈”的男女学生。这是他们给自己起的化名，借着大串联的机会，他们上了运输船。他们在航海图上标注船只位置；利用星月辨航；在轮机舱里给船加油；在食堂给水手做饭；在甲板上和大家一起刷油漆、敲铁锈；每个清晨，贺晓明都要挨个去踢船员们的卧室门，然后唱着“东方红，太阳升……”叫他们起床。
贺晓明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从塘沽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塘沽，她和哥哥贺鹏飞在海上一呆就是40多个日日夜夜。暂时安定的生活，并没有减轻贺晓明对父母亲和妹妹的思念。每一次，当船舶靠在塘沽港口，她便会小心翼翼地走进邮局的长途电话格子间，和妹妹取得联系。之后不久，被关在京郊的贺龙夫妇收到了小女儿贺黎明的一封信：“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隐姓埋名在海船上参加劳动，表现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对于久久不能和外界取得联系的贺龙夫妇来说，这封信无疑是他们得到的最大安慰：孩子们都还安然无恙！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努力下，学校终于解除了对兄妹二人的追捕，他们这才重新回到了大学校园。
1970年贺晓明大学毕业，因为身份特殊，她被分配贵州雷山文教局做了一名收发员。
贺龙的大女儿贺捷生被下放到石油部某研究院劳动改造，丈夫与其离婚，带着女儿一走了之；贺鹏飞患上了重病，却无法就医，靠着陈毅的仗义执言才被送进医院，捡回了一条命；可还没等到痊愈，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又以“企图外逃”的罪名，将他和妹妹贺黎明一起送进了少年管教所，审讯半年后，贺鹏飞在那里又患上了心脏病；贺黎明从少管所出来后，被下放到陕北“插队落户”……
贺龙含冤去世
薛明和子女为贺龙守灵
1968年1月20日凌晨4时，周总理安排专车将贺龙与夫人薛明送到北京西山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保护起来。没想到在1968年3月26日，贺龙病倒了，患的是脑缺血失语症。接诊医院被林彪、江青一伙控制，不仅不予治病，还说他是装病。6月13日，专案组把手伸进西山，他们借口揪斗贺龙，将门窗紧闭，还拉上窗帘，在黑暗中，他们为所欲为，更为残忍的是弄走床被，抢走贺龙常服用的治糖尿病的药物。贺龙病情一天天恶化，呕吐不止、呼吸急促，一直被他们折磨到1969年6月9日10时25分，带着满腔委屈和愤慨离开人了世。
当天晚上，贺龙的遗体用白布单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两头用绳子扎得紧紧的，由殡葬处和火化厂的两个干部送到八宝山火化了。火化后的骨灰被装在一个当时仅值七元的最廉价的骨灰盒里。骨灰证上写的死者名叫王玉，其他几栏都是空白。骨灰盒被放在老山骨灰堂，骨灰盒的号码是34号。
此后数年的清明节，老山骨灰堂总有成千上万的死者亲属前来扫墓、祭奠亲人。惟独这个骨灰盒从未有人祭扫过，孤独地呆在地下室骨灰架的最底层。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是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要保护他呢。”
“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毛泽东又说。
“一枝小手枪，后来交了。”周恩来说。
所谓贺龙的“通敌”问题，1967年才有人提出，而林彪在1966年9月就奉毛泽东之命在小范围内打招呼说贺龙有问题了。林彪一伙无疑做了手脚，但是，他们往往是看“风”行事。
对贺龙之死，毛泽东内心感到有责任，在一次会议上，当讲到贺龙时，毛泽东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
1974年毛泽东和邓小平谈话时说，要给贺龙平反，邓小平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
1974年9月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叶剑英请客
1975年春，叶剑英元帅请薛明到他家做客，并请林月琴作陪。服务处派车子接她们到叶帅家。一进门，叶帅从屋里走出来，先同薛明握手，很热情地说：“来了啊，咱们今天吃顿饭，我叫我弟弟安排了，他最会闹狗肉，咱们今天吃顿狗肉。”边说又边同林月琴握了手。
叶帅的弟弟叫叶道英，广东人，讲究吃，会弄粤菜。正聊着天，邓小平夫妇来了。小平穿着一件黄上衣，手里拎着一瓶酒说：“叶帅，我这儿还有瓶白兰地，咱们今天就喝这个啊。”
“好，就喝这个。”叶剑英笑着连连点头。
大家松松地坐了一桌。
“咱们喝。”邓小平举杯，“痛快地喝!”
餐桌上气氛热烈，你给我夹菜，我给你夹菜，不时举杯互相敬酒。小平能喝，但有节制；叶帅能喝，喝得最多；几个女同志也频频举杯，喝时只是意思一下。边喝边谈。
叶帅说：“小平同志，咱们给薛明找个帮手吧?”
小平说：“现在不是帮手不帮手的问题，那么多孩子，他们自己住得都很紧张，住不下，打地铺，还是先帮他们找个合适的房子吧。”
薛明说：“我就希望安静，有个安定的生活，孩子们给安排个工作，能团圆就好。”
叶帅说：“过去的历史，中央都会有个总结的。”
小平说：“现在保养身体，先把身体搞好。”
叶帅说：“你还有孩子，一大群孩子，过去的事情要相信中央会作出正确结论。”
小平举杯，痛快干脆地说：“向前看，喝!”薛明同他们碰杯：“祝你们两位身体健康。保重身体。我代表全家敬你们。”放下筷子时，薛明激动地说：“谢谢你们。今天看到叶帅和小平同志，我很激动，感谢邀请我来吃饭，几年没见，我确实很高兴。”
邓小平说：“以后还会见面，还能见到。”稍停，他用信心十足的语气说：“可以经常见面了。”
邓小平对叶剑英附耳道：“到里面去，有几句话。”
薛明和林月琴知道他们要谈正事了，便起身告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