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红色风暴 (21)
刘少奇开封去世
1969年10月17日晚，暮色提前笼罩在北京西郊机场，一架银灰色的伊尔14型客机孤零零地矗立着。以往执行任务的飞机都是机门朝着候机室停放，这次却相反；以往凡有夜航，照明灯必定将停机坪照得如同白昼，可眼下却是黑灯瞎火的。
7时左右，一辆汽车刚在等候多时的伊尔14型飞机前停下，押送人员以最快的速度将一个担架抬上飞机。上级规定，此行只能有机长邹立升一人迎接，女领航员刘道义他们不许走出驾驶舱！
借着客舱灯光，邹机长以为是位病危的年迈女性，因为首长垂在脑后的头发有一尺多长，而且露出在被单外的赤脚干瘦干瘦的。人们把担架搁在机舱过道，他便建议道：“飞机上有沙发床，请将首长放到沙发床上休息吧。”那些人商量了一下，采纳了他的建议。也就是在把首长抬到床上的那一瞬间，盖在他脸上的纱巾掉了下来，邹机长惊呆了，这竟是已经被打倒的刘少奇主席啊！
在目睹刘少奇惨状的机长百感交集茫然的瞬间，押送人员下达了命令，他只有带着一串新问号走进驾驶舱：“飞开封！”他下达完指令后，默默地做着起飞前的准备工作，刘道义赶紧在航行地图上绘制从北京飞往开封的航线……
晚7时10分左右，3284号专机在暮色中起飞，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就这样悄然无声地被撵出了北京！飞机于晚9时30分左右在开封降落。在漆黑的夜幕中，刘少奇被一辆救护车拉走了……
刘少奇被关押在过去国民党政权“金城银行”的金库里。这个新牢房的小院四面被三层高的楼房严严实实地包围着，几乎终日不见阳光。小院四周的屋顶上，分别架着4挺机关枪，两个排的兵力守卫着小院，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由于从北京到开封的途中颠簸受凉，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10月24日、31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等症状两次发作，经随同前来的医护人员抢救后脱险。
但就在刘少奇病情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从北京来的人包括医生、护士在11月6日全部奉命返回。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移交给当地驻军负责。11月10日，当刘少奇的病再次发作时，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救治措施，但刘少奇的心脏还是于1969年11月12日早晨6时45分停止了跳动。
北京指令：遗体就地火化。
开封的执行者立即将刘少奇的遗体抬上一辆嘎司69军用吉普车，送到开封城东南的火化场，没有通知一个亲人为他送行。一个共和国主席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在刘少奇死亡登记表上的病因填写为“烈性传染病”。他的遗物，被警卫战士当做“烈性传染病”患者的衣物而烧毁了。
“红色资本家”是谁说的？
加在刘少奇头上的另一大罪名，就是说他“美化资本家”、吹棒王光英是“红色资本家”。但事实上，刘少奇从来没有提过“红色资本家”一词，只说过“进步资本家”。
实际上，“红色资本家”是毛泽东说的。
那是1957年春，我国刚刚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由于与苏联的模式完全不同，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不小的震动，并议论纷纷。
就在这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来中国作正式国事访问。
周恩来总理陪同伏罗希洛夫飞往上海途中在天津停留时，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举行午宴欢迎，天津工商界一些上层人士应邀作陪。
在宴会接近尾声时，周恩来总理以手掩口，装作剔牙，向坐在另一席的王光英打手势，让他代表工商界人士向伏罗希洛夫主席敬酒。当王光英端着酒杯来到伏罗希洛夫主席面前时，周总理对这位苏联元帅说：“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他是王光英同志，是天津市工商联主席。他是北京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毕业后在天津开办了一个化学工厂。王光英同志很爱国，一向要求进步。解放前，曾经受过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迫害。解放后，他很积极，要求把自己的化工厂无偿地献给国家，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感到这涉及到我们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问题，很重要，于是向毛泽东主席报告。毛泽东主席说：‘那怎么可以呢？社会主义时期也还要有红色资本家嘛，他们还可以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做工作，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作用嘛。’所以王光英同志在这次社会主义改造中很积极，起到了带头作用。”
这时，王光英举杯向伏罗希洛夫敬酒，并说：“我们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我们工商界人士最光明的出路！”
伏罗希洛夫很激动。他说：“我很高兴能在兄弟的中国看到了社会主义的资本家。回国后，我一定要把这次的所见所闻告诉我的人民。”他接着说，“祝中国的社会主义资本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贡献。”于是亲切地同他们挽臂，让记者们拍照。
周总理就是这样成功地做了工作，使这位苏联元首和苏共元老终于以肯定和赞赏的口吻表了态。周总理上述那段话，是“红色资本家”之说首次在外事场合中公开。
王光美出狱
1967年，王光美被以“美国中情局长期潜伏的高级战略特务”的罪名投入秦城监狱，
开始了12年隐秘的监牢生活。王光美被关在狱里的时候，她根本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只知道今天是上午、下午、阴天、晴天，她也不知道孩子们的任何情况。直到1972年8月的一天，看管人员对她说，孩子们来看她。她当时没想到他们还活着，又不知道见了以后对他们的后果怎样？看管的那个人说，这是毛主席的批示，小孩写信给主席要求见爸爸妈妈，他把毛主席的批示给了王光美，毛主席写着：“爸爸已死，可以见妈妈。”
通过孩子的这封信，王光美才知道丈夫刘少奇已经去世三年。王光美问了一句，看管人员却不准她问，她说：“怎么……也不让我问，不跟我多说……”她当时气得直哭，又对看管她的人说“可能是便宜了他”。因为她想，他活着，他们说不定整他比整自己更厉害，那他多活一天多受罪。 王光美
入狱12年后的1979年，王光美终于被释放了。她穿着一身黑色的狱衣出来了，她换上了一身普通的衣服。她的头发都过肩了，白了，也不整齐，非常乱。服务人员放水让她洗澡，洗干净后，她见到了家人，家人一起过来，孩子们喊她妈妈，都哭了，王光美也哭了。
王光美重获自由后，首先被送到的地方竟然就是她当年立志参加革命的地方翠明庄，从这里出发又回到了这里。
1979年春节，王光美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联欢会。这是王光美12年来第一次公开露面。王光美眼含热泪，向大家深深鞠躬，高兴地说：“我又和同志们在一起了，是人民解放了我!”
1980年5月，中共中央要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刘少奇追悼大会，公众再见到王光美是她从河南省省长手中接过刘少奇骨灰，她长时间将脸依偎在骨灰盒上的样子。
恢复名誉后，王光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却并不多言政治。她将晚年的大部分精力投入救助贫苦母亲的慈善工作，并在基金会资金短缺时，拍卖了母亲留下的古董。
王光美和刘少奇育有一子三女，儿子刘源现任军事科学院政委；大女儿刘平平，美国营养学博士，曾任国内贸易部科技司司长；二女儿刘亭亭，哈佛商学院毕业，目前从商；三女儿刘潇潇，定居海外。
（2006年10月13日凌晨，王光美平静地离世，享年85岁。）
为刘少奇平反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同年3月，中央组织部对王光美的问题经过复查后作出结论：“王光美同志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
11月，复查组经过周密认真的核查，证明“文化大革命”中作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用伪证写成的，“报告”中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没有一项符合事实。
1980年5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刘少奇追悼大会
11月19日，中纪委派徐岚前往河南了解和核实当年刘少奇被武装监护、惨死在开封的情况。
为了解决障碍，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同华国锋、汪东兴面对面地进行了交锋。
邓小平等人对不理解并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阻挠为刘少奇平反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6名常委中，4比2的格局，明显使华国锋、汪东兴陷于孤立和被动。但汪东兴仍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
在这种情况之下，常委中有人提出建议：如果汪东兴等人觉得无法与政治局的其他人合作共事，倒不如痛痛快快地辞职!
会议主持人华国锋见状便明确表态，同意为刘少奇平反，对十一届五中全会将要决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也表示赞同。华国锋的转向，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明确宣布中央不久就要为刘少奇恢复名誉。
2月12日、13日，胡耀邦在全国剧本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宣布刘少奇“不是什么叛徒、内奸、工贼，而是我们党和国家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相反，那个康生是个坏人。”其时，有关汪、纪、吴、陈等人犯有严重错误、将要受到组织处理的说法早已不胫而走。
在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北厅举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议题和文件，其中，为刘少奇平反和汪、纪、吴、陈辞职，是最为重要的内容。
华国锋在会议上首先表态支持为刘少奇彻底平反，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刘少奇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接着，其他委员纷纷发表意见。
陈云说：“当前思想僵化，林彪、‘四人帮’的极左倾向依然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中作怪……比如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四位同志，就是这样的人，党内外群众和干部检举、控诉他们问题的信件，雪片似地寄到中纪委……”
“这四位同志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对党的形象极为不利。我们还建议政治局会议能够免去汪东兴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职务；免去纪登奎、陈锡联二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免去吴德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党组副书记职务；同时遵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提请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免除纪登奎、陈锡联担任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吴德担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
……
上述发言和提议着实使在场的一些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轮到汪、纪、吴、陈表态了。
汪东兴知道大局已定，此刻再说什么也是白搭。
纪登奎、吴德尽管内心并不情愿，还是口头表示愿意辞职。
只有陈锡联的表态最为干脆：“只要对党、对人民有利，别说辞掉职务，就是要我这颗脑袋，我也心甘情愿，就请大家批准我们辞职吧。”
政治局表决结果，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绝对多数票同意他们四个人立即辞职，并提请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是在1980年2月23日开幕的。
在讨论批准汪、纪、吴、陈辞职和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的时候，气氛尤为活跃。发言踊跃，言辞激烈，争论不少。绝大多数与会者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支持中央拨乱反正的重大决策。虽有几个人仍然试图抗争，但终究大势已去，没能翻起大浪。
在全会即将进行选举和表决时，中央办公厅曾给汪、纪、吴、陈等人发了通知，但除了陈锡联外，其他三个人都请了病假，没有参加对几个决议和文件的表决。
2月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五中全会宣布胜利闭幕。
3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次全会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定：
一、提前召开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二、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正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三、决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撤消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到株连所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
四、决定免除或提请免除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五、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纠正了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在事实上否定了“文革”所谓的摧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心内容，进而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扫清了道路。
为刘少奇平反的社论
根据五中全会精神，要写一篇为刘少奇平反的社论，这是一篇很难写的文章。因为社论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毛泽东，涉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涉及他晚年左的理论和左的实践。
执笔者是当时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范荣康。他从3月5日开始，一直写到5月16日，前后花了70天，修改11次。4月3日，中央主管宣传的胡乔木找人民日报负责评论工作的同志谈话，为社论重新确定题目，明确思想，设计框架。
胡乔木在谈话中说：“这篇社论不是很好写，但是需要写。我和小平同志谈了一下，想这样写：恐怕要谈到这样的问题，毛主席和刘少奇一案的责任和错误。但是现在很多同志对五中全会公报中讲的‘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这句话意见很大，很不理解，就拿这个作题目，社论题目改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重大意义》，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不仅对刘少奇同志平反，而且从三中全会，从十一大以来，我们党的整个政策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是要打倒刘少奇，毛泽东本人对此直言不讳。 刘少奇
1970年12月18日，埃德加．斯诺曾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说：“那就早了，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的黑书《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人民日报》主持评论工作的同志不赞成胡乔木所说的题目，思想虽然不通，但组织上还要服从。
社论最后经胡乔木修改后，于4月25日送给胡耀邦审阅。胡耀邦当天审阅了社论，改动了几个字，并作了如下批示：
“这是一篇极大胆极重要的文章，必须慎重对待。先送小平同志审阅，再送华主席，李副主席，紫阳同志审阅。如果可用，我意放在追悼会前三四天发表。”
中央一位常委认为社论中有些话，不宜由《人民日报》社论来说，而应由中央通过某种形式郑重发表。于是，1980年5月16日社论发表时，删除了其中的几段话。
其中有段话的原文是：
“其次，要不要公开平反，下这个决心也很不简单。刘少奇同志的案件，牵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牵涉到毛泽东同志本人。虽然把刘少奇定成叛徒、内奸、工贼，并加以迫害致死是出于林彪、‘四人帮’一伙之手，但是说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却直接是毛泽东同志的责任。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曾经把刘少奇同志视为‘睡在旁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曾经针对刘少奇同志写过《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央在考虑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时，不能不考虑它的后果。”
见报时，将“牵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后许多重要的句子都删去了。删去这些段落和句子，社论的说服力和分量就大大削弱了。
社论《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发表后，国内外反应十分强烈。也有人对社论本身提出了一些意见。有的读者举出具体事例，比如社论说：林彪、江青一伙“对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肆行蒙骗，使不能出席的刘少奇同志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冤屈”，这很难让人信服。尽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做了许多坏事，蒙骗了许多人，但把打倒刘少奇也说成毛泽东受了蒙骗，恐不是事实。社论大谈实事求是，却又不敢说真话，难道不是“背离了自己宣布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