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大院》里的股东和职业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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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引子:“控股权”之争不断升温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内企业围绕控制权之间的斗争也不断升温,火药味愈演愈烈。以最近10年为例,2000年,广东乐百氏与达能集团签订合资协议。一年后,以何伯权为首的五人创业团队集体辞职。同年6月,任期不足两年的科龙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国端引退。2001年,四通利方及新浪创始人王志东因股权被稀释等原因被董事会辞退离开新浪。之后,他再创点击科技,而新浪股权进入多年动荡时期,最终于2009年被管理层收购。2003年,由于当地政府欲接管大午集团,使得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被捕。在孙大午据理力争的情况下,由其长子代理董事长,自己却以“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为名,被判入狱3年(缓刑4年),并被处罚金10万元。2006年起,达能和娃哈哈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商战。直到2009年,双方突然以“达能出让合资公司51%的股权,从此退出娃哈哈”为条件,达成和解。2010年,国内零售巨头“国美电器”内部,围绕创始人兼大股东黄光裕和职业经理人陈晓展开的内部控制权之争虽几近尾声,但风平浪静下依然显存端倪。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由家族式治理模式向现代化企业治理模式转换中,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和取得合法性的需要(Tolbert & Zucker1983),不得不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但是如何引入职业经理人?对引入的职业经理人又该如何管理?都是值得思考问题。在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后,随着企业的扩展,进而出现股权之争似乎也是难以避免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不断的寻找、学习国外的先进的治理经验。孰不知,老祖宗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对于家族企业职业经理管理来说,《乔家大院》就是一堂很好的管理课。
 
《乔家大院》里的股东和职业经理人
《乔家大院》以山西省祁县乔家大院为背景,讲述了乔家堡的乔致庸惊心动魄、叱诧风云的经商历程。该剧不仅凸显了古代晋商用于开拓、勤俭、吃苦、“抱团儿”的精神,也高度赞赏了清朝末年,晋商为民族产业的发展所建立的不朽业绩。在就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管理来说,也是一部很好的教材。
无论是剧中所描述的总部设在包头“复字号”,还是总部设在北京的“大德兴茶票庄”,都是乔家的产业。
 
“你就从来没有把你当作商人,你也从来没有想着要赚多少多少银子。”
“你就从来没有把你当作商人,你也从来没有想着要赚多少多少银子。”这是剧中对大股东乔致庸的评价。尽管乔家在包头拥有“复字号”,在京城拥有“大德兴茶票庄”,但乔致庸想的不是如何把买卖做大,做一个商人的本分,而是要“汇通天下、货通天下”。
本来一心想考功名的乔致庸,中道因家庭突变成了一个商人。在商人的路上,他既严格遵守祖训,又敢于创新。为了心中的夙愿,容笑容、结君子。他高薪聘任在贡院门开相识的穷秀才孙茂才,智解“高粱霸盘”之危;万里贩茶,南到武夷山,北上恰克图,九死一生;为实现“汇通天下、货通天下”办票号,险些丧生。然而,正如乔致庸自己所言:“玉儿,自从你嫁到我们家,我每件事情都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你是我的福星。”但是,成就“百年乔家”的绝非仅仅是这一颗“福星”就足够了,还有众多相与的帮衬,更重要的乔致庸自己本人的胸怀和在经营中积累起来的对“职业经理人”的管理经验。
 
“茂才兄专程而来,必有好主意能救乔家渡过这一劫。”
皇上恩科,贡院科考。乔致庸中途因家庭变故离场,而穷秀才孙茂才虽坚持到了最后,却也名落孙山。之后,他牵着一头小毛驴来到了乔家。“茂才兄专程而来?赜泻弥饕饽芫惹羌叶晒庖唤佟?amp;rdquo;此时,正在困境中的乔致庸见到孙茂才简直欣喜若狂,面对孙茂才开口3000两白银的“高薪”即口应下。有人说孙茂才在其中的角色就是出谋划策,更像是一个“市场总监”。其实,很多时候的决策倒不像是由乔致庸做出的,而更像是由孙茂才做出的。孙茂才规划经营方案,总后经董事会代表(乔致庸)批准罢了。事实上,后来孙茂才也掌管了乔家在临江的茶山,也算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剧中的孙茂才,外表憨厚、内心精明,大智若愚,举动惊人。自其进入乔家以后,很快成为乔致庸的智囊。客观上来讲,他并不是崔鸣十所讲的:“是乔家生意成就了你,不是你成就了乔家生意。”孙茂才也的的确确为乔家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与东家乔致庸不同,孙茂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商人,还是一个无利不起早的商人。他对商人的定位就是“赚银子”,而不是像他的东家那样“胸怀天下”。也正是这种在认识上的差别,使得他与乔致庸在办票号上存在了极大的争议,而且越走越远。但尽管如此,孙茂才仍然一直帮着乔家。直到后来他说服大奶奶收回“家事”,交由他来掌管,被认为是图谋乔家产业,才被乔致庸赶出了乔家。坦白说,当时的孙茂才之所以极力想让大奶奶收回“家事”,究竟是贪图乔家产业的成分多些,还是为了追求大奶奶、想保乔家的成分多些?这个实难定论。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在乔致庸的眼里,大奶奶的行为违背了祖训,而孙茂才背信弃义、使乔家蒙羞。这是乔致庸、乃至乔家都不能忍受的。
 
“不是顶两个,是顶两个半高瑞”
剧中的高瑞是一个机灵鬼,为人处世深得乔致庸的心。乔致庸常常在众人面前夸赞高瑞,这尤为其长随长栓所嫉妒。在包头与孙茂才聊起长栓时,乔致庸曾讲过:“要是有高瑞三分之一,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足见高瑞在乔致庸心中的位置。也难怪高瑞在跟随乔致庸走南闯北多年后,在苏杭扛起了乔家的重担,做事了高大掌柜的道位置。而当年在包头跑街的马荀,在乔致庸眼里:“不是顶两个,是顶两个半高瑞。”这也许是句玩话,但也足见马荀的能力。乔致庸启用马荀,从客观上来讲的确是一个冒险的计划。在众人的眼里,马荀不过是乔家在包头“复字号”铺子里的一个“臭跑街”的。然而也正是这个“臭跑街”的,成就了“复字号”八成的生意。当这样一个优秀的“员工”要辞号时,乔致庸转身对包头的各大掌柜说:“比方说,钱庄的马荀,这样的人才,复字号八成的生意都是他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他一分身股将他留下呢?”为了留用马荀,乔致庸在包头改立自己新店归,解聘了顾天顺。由此,在晋商圈里,也开启了伙计也能顶身股的先例。在今天看来,伙计顶身股也就是员工持股的雏形。乔致庸在听过马荀关于准备如何经营包头生意后,更是把乔家在包头的大掌柜之职托付给了马荀。马荀从此便成了顶着乔家半边天的“职业经理人”。在高瑞和马荀事件上,一则说明二人确实有能力,二则说明乔致庸善于识人、且敢于用人。
 
“汇通天下,货通天下”舍“我”其谁?
历尽艰辛万苦,乔家“大德兴茶票庄”终于可以为朝廷汇兑银两了。然而,也正中了孙茂才早年所说的“国之神器,不可操之”,乔致庸由此获罪。被保释出狱的乔致庸被“圈禁”在山西,不得出山西半步。时值孙茂才又极力劝服大奶奶收回“家事”,二人闹翻。“汇通天下、货通天下”的理想即将化为泡影,潘为严却因辞号还归故土。早在创办票号之处,乔致庸就命北京“大德兴茶票庄”的掌柜德岭四处打听该人的消息。当听说潘为严还归故里的消息后,乔致庸请人以“八抬大轿、鼓乐齐鸣”的隆重仪式相邀。素有“汇通天下”之心的潘为严,由于原来供职的票号的诸多束缚,难以圆梦,便愤然辞号。但对于乔致庸的盛情邀请,潘为严也十分犹豫。事实上,在潘为严入主乔家之前,乔致庸名为东家,实则是乔家真正的大掌柜。潘为严甚为担心自己接管乔家生意后,乔致庸依然出面强加干涉。在坦言相告,乔致庸答应仅以四年一个账期,与其清帐,绝不插手日后票号生意后,两人一拍即合。从一开始就明确了东家和掌柜的职责,避免了当初启用孙茂才时权责不分的弊端。“名为东家,实为大掌柜”的乔致庸退居家中后,将票号的一切事物全权托付于潘为严。此后的26年,在潘为严的治理下,乔家票号生意日益兴隆。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西逃图中的慈禧太后得益于乔家的恩惠,高兴之余解除了“票号不得涉足官银”的禁令。随之,潘为严与乔致庸一同圆了“汇通天下”的梦。
 
乔家管理大掌柜的“圣经”
 
东家是东家,掌柜是掌柜
乔致庸为什么要驱逐孙茂才?除了上述的猜测外,其本质上在于孙茂才想要越过“东家是东家,掌柜是掌柜”的雷池,且乔致庸从一开始就没有合理的安置孙茂才。而这恰恰又犯了晋商大忌。晋商中的管理制度,无论是掌柜的、伙计、学徒,还是东家本人,都是要遵守的。商号通过号规即内部管理制度和行会纪律对从业者进行着严格的约束。商号“因事设人”,而非“因人设职”。乔致庸虽然开创了伙计顶身股,也给与孙茂才最高的年薪,但是孙茂才在乔家从始至终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角色。在他跟随乔致庸走南闯北的日子里,也只有在临江茶山的日子享受过几天总经理的逍遥和快活。虽然在票号中只要顶上身股,就能加入到票号股东的行列、并参与分红,然而孙茂才始终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正如长栓所说:“他又不是咱们家的人。”随着生意的扩大,与乔致庸的分歧也逐渐拉大,孙茂才对乔致庸不满情绪高涨在所难免,以至于最后借机怂恿大奶奶出面收回“家事”。孙茂才离开乔家,与其说是孙茂才利益熏心,不如说是乔致庸从一开始都没有合理给其订立好角色,最后由不得不以“东家是东家,掌柜是掌柜”的理由将孙茂才驱逐出去。后来,面对潘为严对他的担心,乔致庸似乎也明白了在孙茂才一事上自己的糊涂。虽然他与孙茂才称兄道弟,但毕竟还有东家和掌柜之分。因而,在潘为严走马上任之前,就明确了“东家是东家,掌柜是掌柜”的原则,从根本上划分了各自的职责。
 
顶身股,吃年饭
在晋商商号中只要顶上身股,就能够加入到票号股东的行列、并参与分红。随着身份和地位的转变,身股持有者的分红远远高过了薪金收入,极大的调动了掌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票号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对伙计、学徒也都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商号股权多元化后,大股东的权利只限于挑选大掌柜,也就是总经理。以四年为一个账期,大掌柜定期与东家清账。这在潘为严入注乔家时十分明显。辞号后的潘为严之所以肯接受乔致庸的邀请,一则是与乔致庸志同道合,二则是乔致庸答应不再插手票号事宜。双方同时履行了“东家是东家,掌柜是掌柜”的原则。从而在他们之间就达成了一个“死”的契约,谁也不要再想越雷池半步。此外,乔家对大掌柜甚至是伙计的激励也并不完全建立在“金钱契约”之上。在乔家商号里,学徒和伙计,都有升迁为掌柜、大掌柜的机会,所有的大掌柜每年腊月二十四都会被邀请到祁县乔家吃年饭。用现代的话来说,乔家十分关注对职业经理人和员工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感受,并能够通过非物质的方式满足其更高层次的需求,激发其工作的动力。这使得乔家商号里的学徒、伙计、掌柜、大掌柜都能够感受到自己与东家同在,从而一起把乔家的生意做大、做好。
 “您,您打死我,我也不走啊”
“您,您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因马荀辞号,乔致庸宴请马荀和高瑞,在席间马荀对乔致庸说的话。然而在现代,很难想象会哪有一个员工对他的老板说这样的话。今天的老板很难控制员工的流动,面对老板的压榨和外面的诱惑,员工跑还来不及,怎么可能一直留在一个企业。而在当时乔家,没有明确员工终身雇佣制度,却有些员工祖祖辈辈都给随着乔家。乔致庸能够带着长栓的孙子小栓出现在镜头之中,这足以说明乔家对员工的呵护与厚爱。乔家与来乔家的学徒、伙计、掌柜,甚至于随从之间都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心理契约。在雇佣的背景下,他们以信任、许诺和知觉为基础,形成了有关彼此责任的信念。来到乔家都有机会顶上身股、参与分红,都有机会做掌柜、大掌柜,并能与东家一道吃顿年饭。作为东家的乔致庸从来不想争多少银子,只想把生意做大。而只要生意大了,商号里的所有人得到的分红的几率也就越大,分的也就会越多。对于干的好的伙计,升迁的机会也就越大。从而,在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形成了一个长期合约,确保了长期合作关系的稳定。反观,现代企业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与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缺乏心理契约有关。由此,也很难能形成长期的稳定关系,出现股权之争也不足为奇,
 
三足鼎立,互为支持,乔家太平
乔家管理的秘诀还在于,在自家企业内部形成了“三足鼎立,互为支撑”的局面。在剧中,自乔致庸当家后,乔家先后新添了四个大掌柜,也就是今天所谓的职业经理人。孙茂才实质上是被乔致庸驱逐出门的职业经理人,潘为严则是其在驱除孙茂才后又新聘任的职业经理人,而马荀和高瑞则是乔致庸从企业内部培育出来的职业经理人。其中,孙茂才被驱逐出乔家,客观上来说,一则是因为他与乔致庸在价值观上的不同,即“道不同,不相为谋”;二则也与孙茂才本人自信心膨胀、温饱思淫欲,极力怂恿大奶奶有关。在乔致庸被迫退居二线、孙茂才被赶出乔家后,不得不请有能力担当“茶票庄”生意的潘为严为新任大掌柜。然而在管理上,退居二线的乔致庸并没有把所有生意都集中于一个人来管理,而是巧妙的设计了一个“三足鼎立”的局面。他继续让高瑞掌管着乔家在潞州丝绸的生意,让马荀依然在包头替乔家扛着“复字号”的担子,让新到任的潘为严倾力支撑着带有自己一生夙愿的“大德兴茶票庄”。“三足”之间既相互支撑、共同顶起了乔家的生意,又相互制衡。“三足鼎立”的制度设计对现代企业人事安排极具有借鉴意义。
 
后记警示:慎用职业经理人
乔致庸先后启用了四位职业经理人,只有在对孙茂才赋予权责上构成了抹不去的败笔。但恰恰是这点更值得我们反思。反观孙茂才,其在经商上的才华是无可厚非的,是一个具有高潜质的人才。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乔家真的由大奶奶收回“家事”,转交给孙茂才搭理,乔家也能兴旺。但是,高潜质的人才并不一定会高度敬业。对于乔家来说如此,对于现代企业而言亦是如此。正如孙茂才这样一个商业高手,在临江茶山时,依然喝花酒、包姑娘。另外,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目标也值得企业所有者的关注。开始,乔致庸与孙茂才的目标基本统一,即救乔家、把生意做大。但自乔致庸想办票号那天起,二人已经是注定要分道扬镳。之后,孙茂才之所以肯帮乔致庸,已不在是发自内心,只是处于朋友情面,或是眷恋已经取得的获取财富的机会。这一点说明,家族企业在培育或聘任职业经理人时,一定要结合自己企业的使命。素有有一颗“汇通天下”之心的潘为严能够进入乔家,也是他与乔致庸的目标达成了统一。
此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聘用职业经理人还要注意到以下两点:一、家族企业培育职业经理人的责任一定要由家族内部成员担任,并控制其权利。如果将培育新职业经理人的权利下放给现任的职业经理人,就有可能导致现有职业经理人携“新职业经理人”另立“山头”的情况发生;二、信任职业经理人,并不表示要把家族的未来完全寄托在职业经理人的身上。在关注从家族企业内部培育职业经理人的同时,也有必要关注外部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动态。这样一则使得培育起来的职业经理人跟得上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不至于受资产专用性而被培育起来的职业经理人所套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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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朱燕、郑文哲. 心理契约违背: 高科技企业人才流失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67),P96-100.
[4] Tolbert, Pamela & Lynn Zucker 1983,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Change in the Formal Structure of Organizations: The Diffusion of Civil Service Reform."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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