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财富掌门人

　　——访财政部《新理财》杂志社社长兼总编陆晓平先生

　　首席财务官对政府和企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个优秀的CFO相当于政治家，要善于组织协调各种关系；增值高手，要精通价值链管理；消防员，要通过财务手段化解各种危机；圈钱高手，要善于利用融资手段加速企业发展；好当家，要灵活调动各项资金；大玩家，要学会在市场中并购扩张；铁公鸡，要学会控制成本；精算师，善于税收筹划；评判员，要掌握科学的绩效考核手段；同时还要具有超强的管理能力。

　　价值中国：作为财政部主管的权威杂志，《新理财》的定位是什么？它主要面向哪些受众？

　　陆晓平：《新理财》杂志由财政部主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主办，是依托其专业资源和行业主管权威背景，为政府和企业财务主管倾力打造的理财杂志。《新理财》突出的专业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在理财类杂志中独树一帜。

　　《新理财》（公司理财）2003年1月创刊，是中国第一本为CFO定制的公司理财杂志，以“专注公司财富增长”为历史使命，“破解公司财务难题，助力公司财富增长”，彻底服务中国的CFO阶层，从而成为中国CFO首选利器和专属读物，并被誉为继《财经》、《中国企业家》之后“中国企业领袖应读的第三本杂志”。

　　《新理财》（政府理财）2008年8月创刊，政府理财人自己的杂志。是中国第一本为政府理财人定制的理财杂志，以“专注政府财力增长”为使命，全面满足和服务政府理财人的所知（理财信息）、所用（理财工具）、所为（运作过程）、所求（财力增长），被誉为“政府理财人的工作读本和精神家园”，并日益成长为政府理财人首选读物和政府理财第一刊。

　　我们的口号是“致力于社会财富的最大化”，满足企业的CFO和政府的CFO实现公司财富增长和政府财力增长的各方面需求。

　　价值中国：《新理财》致力成为财富掌门人的锦囊妙计，它的一个特点是既面向公司的财富掌门人（CFO），又面向政府的财富掌门人（主管财务领导）。您觉得公司理财和政府理财有什么异同。如何做好企业的财富掌门人，又如何成为优秀政府的财富掌门人？

　　陆晓平：我认为政府的财富掌门人和企业的财富掌门人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实现自身财富的最大化，都为一个政府或者企业的财富增长服务。但是政府理财和企业理财也有不同的地方。首先是地位不同。政府对全社会财富的管理发挥着全局性，统领性的作用。政府理财关乎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公共服务、民生改善，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而企业理财涉及到企业的战略、成本、控制、市场营销和产品设计研发、融资并购等。企业的财务状况决定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状况。其次是手段不同。政府理财主要应用财政、税收等手段，要充分考虑某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财税结构、产业布局和民生问题；而企业理财主要是通过降低成本、技术升级、优化财务结构等方式来提高企业的效率和市场占有率，提升企业的价值创造。

　　首席财务官对政府和企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个优秀的CFO相当于政治家，要善于组织协调各种关系；增值高手，要精通价值链管理；消防员，要通过财务手段化解各种危机；圈钱高手，要善于利用融资手段加速企业发展；好当家，要灵活调动各项资金；大玩家，要学会在市场中并购扩张；铁公鸡，要学会控制成本；精算师，善于税收筹划；评判员，要掌握科学的绩效考核手段；同时还要具有超强的管理能力。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案例来了解什么是好的财富掌门人。第一个案例是吉利收购沃尔沃，媒体对这个事情众说纷纭，有的说这是中国民营企业的骄傲，有的说这个并购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谁是谁非我们暂且不论。大多数人只看到李书福的光环，而没有注意到吉利首席财务官尹大庆的作用。事实上，吉利收购沃尔沃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在此之前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和铺垫。例如2009年3月吉利收购澳大利亚自动变速器公司DSI、2010年3月，锰铜集团宣布将伦敦出租车国际有限公司（LTI）的经营权转让给其大股东吉利。当时很多人看不懂吉利的意图是什么？因为不管是澳大利亚的自动变速器公司还是伦敦的出租车都属于高档车，与吉利最初的定位并不相符。这些都为后来吉利收购沃尔沃埋下伏笔。吉利收购沃尔沃也不是一锤子买卖敲定的，早在金融危机之前，吉利有收购沃尔沃的意向，当时估价是70亿美金。金融危机爆发后，吉利曾认为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沃尔沃也是合适的买卖，但是尹大庆力主应该把价格压得更低，最终通过国际专业机构估价以18亿美元完成交易。首席财务官的作用是巨大的。

　　同样的例子还有海尔集团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谭丽霞，她创立了人单酬账户制度， “让员工人人成为老板”。谭丽霞带领她的团队逐步建立起每个人可以独立虚拟核算的体系（人单酬账户），将传统企业的损益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化为每个经营体自主经营的账户。“人单合一”用薪酬账户，准确反映员工通过经营市场为自己挣到的收入。用费用账户，准确核算员工自己挣到的费用额度和为发展市场自己投入的费用。用资产账户,让员工关心自己的库存，为自己下的订单负责。同时，多花的费用、超期资产的损失冲减薪酬账户已经挣到的收入。通过人单酬账户可以提供每个人每日的投入、资源占用及最终产出的信息,最终提供各基本业务单元和经营主体的经济附加值情况。极大地调动了全员当家理财和经营自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今创业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海尔，历经25年发展，已跃居世界白色家电第一品牌。

　　此外还有中兴通讯的CFO韦在胜，他首次提出了“云财务”的概念，通过这种财务管理方式可以随时随地处理财务问题；能上网的地方，就能解决财务上的所有问题，包括账务处理、报表处理；财务数据远程保存，保证数据的安全性等等。因此，哪怕一个人出差在外，他所需要的财务报表也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当然也有并不成功的例子，例如，江南春的分众。在早期，分众发展很快，收购了近百家公司，但是随后分众遇到了财务问题，现在不得不剥离一些子公司。分众的例子说明是否拥有一个能严加把关的首席财务官对于企业的健康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价值中国：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财政危机，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靠卖地来增加财政收入，您觉得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陆晓平：一个地方的财政状况是和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我国的东部地区，财政状况要好于西部地区，大城市、一线城市的财政状况要好于县乡政府，这是与当地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的。客观地说，我国确实有一些地区存在着财务问题，主要集中在一些基层的县乡政府，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正在得到改善。

　　我认为政府靠卖地来维持财政收入是一个误解。土地财政并不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是税收，土地收入只占了政府收入的一部分。事实上政府的土地收入对于推动城市建设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可以说是“取之于土、用之于土”。例如北京市的亦庄，原来是一个很偏远的不发达地区，北京市政府对亦庄进行综合开发，将它定位为北京市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之一。现在，亦庄吸引了大量的企业入区发展，周边的地价、房价随之上涨，城市建设日益加速。这是政府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成功案例。类似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当然，也存在一些地方不顾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盲目投资的现象。例如内蒙古有一些城市新城建设太为超前，超过了当前的经济承受能力，导致大量新建成的街区无人居住，造成“空城”的现象。然而，这也不完全是政府的责任，有些实际上是社会资本盲目投资的结果。政府的投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政府也应该承担引导、管理的责任，以免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价值中国：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改革大大充实了中央政府的财税收入，增强了中央政府支配财税收入和公共财政支出的能力，但是财权收归中央以后，也逐渐出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税分配不均，部肥省瘦的现象，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陆晓平：1994年分税制改革提出提高两个比重的目标。一个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二是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两个目标基本实现，这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充裕，公共财政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大大加强，这实际上是克服了之前的中央财力较弱，调控能力不强的问题。

　　但是分税制改革确实减少了地方的可支配财力，甚至有些基层的县乡出现了较大的财政困难。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加强中央的财政转移制度，一方面也要完善中国的税收政策。从目前的税收制度来看，直接税的征收比例较低，例如房地产交易基本无法收税。将来会逐渐完善房地产税，来补充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此外，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也需要进行改革。

　　至于你提到的“跑部前进”并不是一个新现象，而是历来已久的问题。地方政府为了获取有利于地方发展的政策当然会向中央政府及部委争取。当然，随着我国财政制度、税收制度的逐渐完善，相信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少。

　　价值中国：最近几年，中央政府财税收入迅速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为了使得财政收入的社会效益最大化，政府做了哪些努力？

　　陆晓平：中央政府财税收入的增加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所要达到目标。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到60%左右是个正常现象。与此同时，财税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也是正常的现象。一般而言，一方面是财政收入的基数小；二是GDP当中有水分，而财政收入是实打实的，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高，对于提高中央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对于提高政府的财政调配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现在，中央对民生问题是非常关注的，民生问题毫无争议地成为今年两会的热点。中央政府在民生问题的投入也是巨大的，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我们能看到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另外一个是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能力。过去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上海经济发展水平高，上海多交一点，贵州经济发展水平低，贵州少缴一点。但是行政手段不如完善的财税制度有效。比如，云南省财政支出中的50%以上来自于中央的财政转移。这对调节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过于悬殊，促进东西部的协调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

　　再比如说，2009年国家为了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启动了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经济发展计划，其中有一万亿是财政资金。有些人认为这些钱大部分流入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手里，民营企业遭受歧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从政府的财政拨款制度来看，这些钱形式上是从中央政府拨到地方政府手里。但是地方政府最终还是要投入经济的发展当中去。至于国有企业获得绝大多数的拨款，这也很好理解。国家拨款主要是为了刺激经济发展。而国有企业的科研水平、市场竞争力都是比较高的，投资国有企业是一种战略考虑，有利于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例如获得3G牌照的4家企业全部是国有企业。现在国家开始启动4G标准。当代国与国的竞争主要是标准制定权之争，民营企业太弱，竞争不过跨国公司。支持国有企业发展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

　　价值中国：近年来，多数央企大幅盈利，流动资金充裕，一些央企投资房地产市场，甚至出现央企地王频出的现象。随着中央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央企的投资将出现什么新动向，这对宏观经济又会产生哪些影响？前段时间，媒体披露了部分央企海外投资失误，您认为央企应该如何规避海外投资风险？

　　陆晓平：我想为央企说句话。我认为对央企投资房地产横加指摘是有失公允的。央企也是企业，也是经济行为体，在这点上它和民营企业等其他经济行为体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企业的目的是盈利，追求利润，只要是遵纪守法，什么行业赚钱干什么，这是无可厚非的。民营企业可以投资房地产，央企也可以投资，因为投资房地产的利润高，这是市场规律，本来无可厚非。有些人可能认为央企盈利是因为央企的垄断地位，是因为国家的政策优惠。但是，我个人认为央企对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尤其是高精尖科技，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央企在享受国家政策优惠的同时，也是国家进行政策调整的重要工具。此次房地产调控政策，国家首先拿央企开刀，因为国家对央企的控制力最强，国家是没有权利干预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的。房地产行业也是市场经济下的一个行业，也要按市场的规律办事。过分的行政干预并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至于媒体披露央企投资的失败案例，确实对社会造成了误导。因为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哪里出事往哪里跑，所以看到的都是负面新闻。其实，央企走出去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如宝钢、神华集团、兖矿集团等在国外的投资就取得了丰厚的回报，这些案例不见诸报端，就没人关注了。客观地说，国际投资是一项高难度的运作，存在着相当的风险，央企走出去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投资失误也是正常的，它反映了市场是有风险的。当然也要引以为鉴，要尽量完善机制降低风险。目前来看，央企的风险防范机制还是严密的。《新理财》对央企海外并购投资的报道比较客观，比较理性，不去炒作一些失败的案例，而是做一些积极的建设性的报道。

　 　价值中国：当前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是融资难，如何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和开放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吗？国家在这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

　　陆晓平：当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确实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由于中小企业对于吸纳就业人口、提高创新能力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长期以来坚持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现在国家已经为中小企业创造了各种各样的融资平台，例如开放各种股权投资领域、培育资本市场、设立政府引导资金、建立创业板和中小企业版。国家对于特定行业，例如七大战略新兴产业的企业还设定了专项的政府扶持资金。中小企业要充分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

　　价值中国：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已经不可逆转，这对宏观经济有哪些影响，对企业理财和政府理财又将产生什么影响？

　　陆晓平：我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战略调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后直到1978年的经济建设时期，这是统一国家、稳定社会、建立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的一个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至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国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第三个阶段就是今天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它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尽管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GDP增长速度非常快，但是我们还是要正视我们大多数产业还是国际上价值较低的生产制造环节。以软件为例，现在我们的电脑操作系统基本上被微软所控制，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的计算机网络的信息安全基本上控制在微软手里，这是很可怕的。我们并没有掌握国际核心技术的标准。在生物制药等其他高科技领域，情况也是这样的。

　　因此，国家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是非常必要的。这对企业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目前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和其他高科技产业，都潜藏着巨大的发展机会。作为企业或者政府的财富掌门人，要对国家政策的变化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对企业掌门人来说，要善于顺应新的形势变化的需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投资机会，为企业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和价值。对政府的财富掌门人而言，要管理好分配好财政资源，在提高地方经济总量的同时，优化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质量。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

　　价值中国：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您个人的。您觉得您在财政部的工作经历对于您办好《新理财》杂志有哪些帮助。作为体制内的媒体人，您觉得经营好一个媒体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可以分享您的成功经验吗？

　　陆晓平：我是一直在财政部工作，从公务员到编辑、记者，直到现在的社长、总编，媒体的工作，我基本上什么都做过。我们确实是财政部的下属单位，但是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体制内的媒体人，我也对我们的同事们说，走出这个门你就忘了你是财政部的。事实上我们是一个相当独立的单位。我们的财务收支是独立的，我们杂志的采编、出版、发行也是完全按照市场化模式运营的，我们从来没有要求财政部发一个文件来发行我们的杂志。作为一个媒体，要想有较大的发展，必须获得市场的认可，获得社会的认可。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这两点我们基本上都做到了。

　　事实上，不管是政府的财富掌门人，还是企业的财富掌门人，在国外都有非常高的地位。美国的财长政治地位是非常高的，外企的CFO的地位也是很高的。有的甚至比CEO还要有权势，因为他可能是董事会派来监督CEO的。而在中国，目前政府里并没有设置CFO这个职位，企业CFO的地位实际上有点尴尬，有些CFO连分公司老总都惹不起。《新理财》一直致力于推动社会各界对财务管理的重视，通过优化财务管理，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努力，社会上对财富掌门人的重要地位越来越重视。现在财政厅厅长很有可能成为将来的副省长、省长，公司的CFO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目前，《新理财》每年都要评选“十大CFO年度人物”，每年都要开一次年会。我们的财富掌门人颁奖盛典已经成为一个集交流、交易、交友和社会公益于一体的高端平台，这里不仅是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信息发布的平台，也是投资人与CFO做生意的场所，而且是行业人士交朋友的私密舞台。同时，它也在向社会、向企业传播先进的财务管理的理念，又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应该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但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