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所谓专家言之凿凿地对着电视镜头说：限购令应该长期化。说这话的人，要么是阿谀，要么是无知。

我曾经引用“法无禁止即自由”、“法无授权即禁止”的法律原则，对限购令的法理依据提出了质疑。但一位业内老专家跟我说，这只是权宜之计，我们要理解有关部门的苦衷。好吧，我尽量去理解，但权宜之计总不能无限扩大化，以至于要演变成长期化。

我们并不是没有将“暂时”的外延无限扩大，使之变成长期的先例。1986年，上海车牌拍卖，起初也是“暂时”，但这个暂时长达15年，直到2001年上海市人大制定《上海市机动车管理条例》，使之合法化、固定化、长期化。同样的“暂时”，是北京按车牌号实施限行，谁都知道它将会是长期化，直到被按单双号行驶的新规取代。

正因有这样的先例，我们有必要对限购令可能存在的长期化，提前发出强烈的警惕信号。如果上文所说的那种专家再多几位，不断在有关部门耳边聒噪不已，很难说它不会在情绪冲动的环境下被采用。

如你所知，限购令是一种行政调控，它施之于市场的房地产市场，本质上是与政府部门1994年以来大力倡导的市场经济原则相悖的。假如行政调控只是针对保障房这类政府主导的政策性产品，无可非议，但我们想调控的是整个房地产市场，或者说主要是商品房市场。从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看，行政之手的过度干预，必然会对市场导向产生扭曲作用，从而导致市场资源的壅塞和低效。

我们正在为过去屡调不爽的错误买单。想必有关部门对此是有总结的，但结论却不乐观。在他们看来，市场化的调控无效，就必须拣回行政调控。为之辩护的人们会说，因为我们所处的是转型时期，保留甚至有时强化行政调控，很有必要，尤其是关系到全体国民福祉的住房市场。

然而，转型时期，国民福祉，多少人假汝之名以行！按照这种逻辑，我们的法制还不完善，那很多时候就不需要法制了，回到大小事情悉听领导指示甚至暗示的时代好了。总是借口转型时期，总是夸耀行政手段的迅速、直接、有效，那我们就离用粮票买大米的1976年不远了。把国民福祉挂在嘴边，所作所为却分明是在损害国民福祉，这样的事并不鲜见。

譬如，我曾经多次明确指出，对二手房转让征收营业税，是一个幼稚到近乎无知的错误政策。出此怪招的处长想当然地认为，在规定年限内对二手房转让征收营业税，将吓阻那些投资投机性购房者。但是，他们从来不曾走出办公室一步到交易一线去看看，究竟是谁在交这笔越来越昂贵的营业税？是购房者。先生们，营业税政策推动而不是减缓了房价的上涨。如今，这个政策变本加厉，5年内转让住房，要全额征收营业税。呜呼，还不如直接改为每次买房都得交营业税好了，用不着设置5年、8年的，既简单，收得又多。

又譬如，既然是首套房，它就应该属于基本住房保障的范畴，应享受一定的优惠，包括首付、利率等。两年多以前，想方设法鼓励大家买房，现在，时易政移，限购不说，连首套房也不放过，不仅首付提高，利率优惠取消，有些银行甚至还要比基准利率上涨5%。疯了似的银行据说还想提高存量房贷的利率。

中国有个成语叫做过犹不及。房地产市场当然应该调控，但有些事情做过了头，就跟没做一样，有时带来的伤害比没做还要大。譬如，北京对外地人买房要求5年以上纳税记录和社保证明，不仅明显歧视外地人之嫌，而且是生硬地将一批年轻人一脚踢开。

这批年轻人或者买不起房，或者没资格买房，房租则是去年大涨今年疯涨，北京公租房又不向他们开放。逼迫年轻人离开北京，这就是我们政策的初衷？有钱的富人可以堆砌北京，年老的人们可以安守北京，但他们都不能创造北京。也许，他们想的是，就业大军如此庞大，从来不用担心没有人进来。嗯，他们所想无错，只是与“人文北京”谬之千里也。

（文章见2月24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一戈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