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再看看智商过低会有什么后果。这里举出的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即恶性杀人案。在
这个案子上，智商理论难免受到许多挑战。
智商测试及其理论近几十年来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受到了种种攻击。这些攻击有些是政治性的
，有些是学术性的，有些则是政治和学术难解难分。讨论智商理论在西方社会的政治面向，
已经超出本书的旨趣。我希望略加交代后，回到学术的问题上，探讨智商究竟告诉我们了什
么，对成功意味着什么？
智商在政治上受到攻击，主要是因为其理论和西方核心的社会政治价值有深刻的冲突。平等
是西方社会的核心理念，但智商则要用分数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个人自由也是西方人最崇尚
的东西。但智商论反复重申智商的遗传性，好像人的一生在出生前就都被基因所决定了。更
不用说，智商测试得出了黑人的智商比白人低的结论。这在有肮脏的种族主义历史的美国，
自然会引起公愤。
在美国之外讨论智商问题的便利，恰恰在于能不在乎这些敏感的意识形态，直接面对现实。
我一向信奉平等的理念。但是平等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我之所以拿自己和阿里、
泰森进行对比，就是要显示人的天生条件是多么不同，这些不同又对人的事业有多么深刻的
影响。前面讲述的黑人运动员不可超越的优异，也证明了种族之间在某些能力上的差异是非
常自然的，只是在智商上是否真是白人高于黑人、亚洲人又高于白人，并没有可靠的证据。
另外，智商的遗传性也很难否认。人们之所以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就是因为这符合常识
。更不用说，智商遗传的科学证据相当丰富。
不过，在确定了智商差异的存在后，我们就必须警惕智商决定论的陷阱。智商论者一直充满
信心地说，智商并不能预测人一生的成败，就像300磅的体重不能预测你能成为一个职业橄
榄运动员、2.20米的身高不能保证你像姚明那样进NBA一样。不过，智商和人的事业成功的
正相关系数非常高。智商决定论并不是说一个人的智商可以准确地预测其事业的成败。只是
认为智商能预测个大概。按智商学派的说法，人的品性中还没有任何其他指标能比智商对其
事业的成败更有预测性。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上学、就业、参军，甚至加入职业橄榄球队都
要进行智商测试。智商测试类似中国古代的科举，已经统治了美国社会。
不过，最近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挑战这种智商决定论。人生和事业的成败，除了智商的
因素外，可能还有更大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一点是后面的章节讨论的中心。我这里需要质疑
的是智商决定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智商所测试的各种能力，如语言能力、数字推理能力等，
彼此之间都有正面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在一项上得分高的人，在另一项上往往得分也高。
各项能力都和一个“常规智商”g有着正向的相关性。这种“常规智商决定论”，确实能够
找到大量的经验证据。但是，我还要回到我个人的例子中去：我和阿里、泰森之间，在拳击
上的天赋有天壤之别。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在体育上的“常规能力”远远高于我，乃至从事任
何运动都轻而易举地超过我呢？表面上看我们很容易作出肯定的回答。比如在橄榄球、足球
、短跑、跳跃等大多数体育项目中，我怎么练也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但是，如果大家比马
拉松怎么样？很显然，我的体形和马拉松运动员更接近些。在马拉松上，这两位拳王如果和
我接受同样水平的训练，我的胜算恐怕还大些。
如上所述，体育中的因素比较单纯，容易观测。比如身高体重，甚至肌肉发达程度等，一看
就能有个大概的估计。其他领域所涉及的能力则要复杂得多，而且很难观测。你从外观上根
本看不出来一个人的大脑是否发达。如果连在体育上都很难找出一个“常规运动能力”的标
准，那么在更复杂的生活中通过标准测试获得一种“常规智商”，并将之看成事业的决定性
因素，则未免太危险了。牛顿的智商高于历史上所有美国总统。那么这种智商是否代表着他
的所有能力都高、足以使他成为一个好的总统呢？有理性和常识的人恐怕都不敢作出肯定的
回答。中国自古有“书生误国”之说。一大原因，也在于科举这种片面着重于语文能力考试
所测出的结果，一直被奉为类似“常规智商”的素质，乃至国家需要的各种人才几乎都是这
么一考定终身。最后选拔出来的人才应付不了复杂的现实挑战，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样抽象的讨论，未免太枯燥了。下面我就转入美国一个死囚接受一系列智商测验的故事，
以及这些测试如何决定了他是被判死刑还是终身监禁。现在大家都说中国是个“应试教育”
的国度。其实，美国在“应试”方面，有时比中国走得更极端。这个死囚是死是活，就要看
他在智商考试中得多少分！
1996年8月16日，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发生了一起残酷的凶杀案。罪犯是18岁的Daryl
Atkins和26岁的William Jones。他们为了买口酒喝，在七十一便利店门口劫持了素不相识
的21岁的青年Eric Nesbitt。他们不仅抢了他随身携带的现款，而且逼着他用自己的银行卡
从取款机中取出现款，然后开车到荒郊野外，用自动手枪对之扫射。Eric Nesbitt连中18枪
后当即死亡。
两名凶犯很快被抓获。1998年2月，Daryl Atkins首先受审，被判有罪。但是，在他是否该
判死刑的问题上出现了争议。法庭让心理学家Evan Nelson博士对他进行了智商测试，所用
的就是大名鼎鼎的Wechsler成人智商测试。这个测试需要1小时30分钟，分数是在155~45之
间，平均分数是100。因为Daryl Atkins的智商是如此之低、无法回答许多问题，考试不到
一小时就结束了。他最后的得分是59。Evan Nelson博士对法庭解释说，59分的成绩说明了
轻度的智障。智障者很难进行推理，更难扮演领袖的角色，只能跟从别人。也就是说，他只
能是从犯，不可能是首犯。
这一智商问题的提出，使人们不得不回顾Daryl Atkins短暂的人生。他一年级时似乎没有大
问题，但是自此以后就应付不了学校的功课。他二年级留了一级才达到标准升班，到四年级
时则得了3个Ｄ、4个Ｆ，也就是不及格。但他的老师还是让他继续升班。到了五年级，他得
了6个Ｄ、2个Ｆ，八年级时则所有成绩都是Ｆ。最后，他从高中辍学，开始吸毒、酗酒，并
卷入一系列暴力犯罪。1996年4月，他和一群伙伴持枪抢劫了四个人。几个星期后他又持刀
在一个车行抢走几千美元。到了6月，他半夜入室抢劫。几个星期后，又和自己的伙伴劫持
了一位比萨店的送货员。就在凶杀案发生的几个星期前，他还用枪射击一位在自己家中的妇
女。
面对这些事实，陪审团并没有被智商低的理由说服。他们认为，Daryl Atkins不是像一只没
有意志的绵羊一样跟着自己的同伙走。恰恰相反，是他设计了整个犯罪的计划，不管这个计
划是多么愚蠢。是他借了犯罪用的自动手枪，是他领头劫持了Eric Nesbitt，并且选择了一
个荒僻的场所将之乱枪射死。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接受死刑。
Daryl Atkins立即向弗吉尼亚最高法院上诉，并被受理。于是，Evan Nelson博士对他再次
进行智商测试，结果还是轻度智障。但是，此时公诉人搬出了自己的心理学家Stanton
Samenow博士对Daryl Atkins进行智商测试，结果显示他有正常智商。Stanton Samenow博士
在法庭作证说：“我问他上个星期什么人死了，他说是小肯尼迪。我问他是怎么死的，他说
是飞机失事。我追问他是否还有别人死了，他说还有他的妻子和一位朋友。我问他小肯尼迪
的父亲是谁，他说是JFK（美国人对肯尼迪总统的简称）。我问他JFK是谁，他说是总统。我
问他是什么时候，他说是1961年。”应该说，这些并非很容易的问题，但Daryl Atkins几乎
都准确无误地回答出来。结果，陪审团再次判处他死刑。
Daryl Atkins再次向弗吉尼亚最高法院上诉，但是上诉被驳回。最后，案子一直上诉到联邦
最高法院。2002年，联邦最高法院以六比三的多数意见裁决：对智障者不能施以极刑，因为
他们缺乏足够的智商。这影响了他们的行为、思维、谈话和对周围世界的理解。不过，最高
法院让各州自己去定义什么才是智障。
弗吉尼亚议会针对最高法院的判决通过法案，把智商70分定为智障的标准。2005年1月，
Evan Nelson博士又一次对Daryl Atkins进行智商测试。他声称，Daryl Atkins也许比他第
一次测试时的59分要表现好，因为那时他非常压抑，并有酗酒和吸毒的影响。但是，以他的
智商水平，达到70分是不可能的。果然，结果是64分。他要获得死刑还不及格。
但是，两天以后，公诉人一方的心理学家Stanton Samenow博士对Daryl Atkins也进行了智
商测试，结果是76分，明显过了70分的法定标准。这样，陪审团经过13小时的考量，认定他
智商正常，又判处他死刑。
Daryl Atkins的律师处于绝望之中。但没有想到，案子在2008年节外生枝，出现了拐点。
Daryl Atkins的从犯William Jones的律师Leslie P. Smith突然指出公诉人在对William
Jones的讯问中进行了诱导，把开枪的责任推给了Daryl Atkins。此案的复杂性在于，两名
罪犯都是吸毒、酗酒之后犯罪，而且Daryl Atkins被认为智商过低。他们的罪状，是根据银
行取款机的现场摄像镜头和其他种种物证确定的。人们对此并没有太多疑义。但是，杀人时
究竟谁开的枪，只有通过两人的招供来证实。法律上有严格规定，只能对开枪者施以死刑。
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的困境。陷自己的同伙于不利就等于拯救了自己。在公诉人对William
Jones询问时，Leslie P. Smith作为其律师在场。当William Jones描述在最后杀人场面中
每个人的位置时，他的描述和物证不符合。这时公诉人关掉了录音机，提醒他这些叙述和物
证不符合，并引导他作出了对Daryl Atkins不利的确证词。这一过程，Daryl Atkins的律师
完全不知情。一旦Daryl Atkins扣动扳机的事实建立，William Jones就成了从犯而免于死
刑。作为William Jones的律师，Leslie P. Smith受到法律界严格的伦理规范的束缚，他的
责任是保护自己的被告人的利益，不能颠覆这一事实而使William Jones陷入开枪凶手的境
地。
但是，他为此良心不安，一直向司法机关的权威人士进行伦理咨询，但被告知他别无选择。
他必须为自己的被告服务。救了Daryl Atkins就等于陷William Jones于危境，而他是后者
的律师而非前者的律师。直到William Jones被判终身监禁、免于被判死刑后，Leslie P.
Smith再次向有关部门咨询。此时他没有得到书面答复，但被电话告知：因为William Jones
已经不可能被判死刑，Leslie P. Smith可以说出真相。当他站出来后，法官立即把Daryl
Atkins的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
此案是否就此了结，目前还不得而知。此案所涉及的美国司法制度的种种特征，也大有可论
之处。美国的法律对被告人保护严密。特别是在重大刑事罪上，被告人的罪状必须被证明到
没有任何理性的疑点时才能被定罪。Daryl Atkins犯罪时年仅18岁，而且智商甚低。他的同
伙则26岁，有正常的智商，很可能在“囚徒困境”的游戏中，把最重的罪往他身上推，使自
己免于死刑。他的辩护律师一开始就抓住这一点，希望证明他不是直接凶手。最后Leslie
P. Smith律师揭露出公诉人诱供的真相，自然使Daryl Atkins是否真是开枪的直接凶手这一
点变得疑云重重。最后他逃开了死刑，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这些司法上的问题，完全超出了本书的主题。我们需要集中讨论的是这样一个惊人的
事实：一个罪犯是死是活，居然要凭智商测试来决定。他能否被判死刑，居然要看他是否考
试及格，即他是否有死的资格。而最后两次决定性的测试，他两天的成绩分别是64分和76分
，可谓突飞猛进。这一事实，不仅对智商论的一些基本结论提出了种种挑战，也在智商是否
能够提高、如何提高的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启发。
如上所述，智商论有几大基本结论：智商如同身高一样，先天因素有极大的决定作用，而且
到了16岁后就基本定型，无法人为地改变。智商测试有相当的准确性。事先的准备和操练固
然可以提高测试的成绩，但不可能有质的提高。2005年Daryl Atkins接受两次智商测试，年
龄已经到了27岁，超过智商定型的年龄11年。但是，两天之内其智商突飞猛进。有论者指出
，智商测试经过精心准备和练习就能大幅度提高成绩。公诉人一方知道这一特点，就在辩护
一方进行智商测试后两天立即进行自己的测试。此时，Daryl Atkins刚刚接受了一次测试，
已经“热身”，马上再进行测试自然水平大增。
另一种看法是，Daryl Atkins从1998年第一次受审，到2005年接受两次智商测试，在法庭的
第一线接受了7年之久的法律教育。而因为他是站在死刑线上为自己的性命而搏斗，接受这
种教育就成了自觉自愿的过程，而不像在学校一样，缺乏学习目的，没有学习的动力。结果
，他的智商增长是突飞猛进的。比如，在1999年时心理学家问他什么是作伪证，他回答是“
撒谎”，说明他对法律的基本概念已经有了清晰的了解。他对宣誓作证的解释也很到家：证
人讲述他一方的故事。他特别强调了这种证词是一面之词，对其客观性有所保留。这已经是
观察世界非常复杂观念了。他甚至还理解司法系统如何运转。比如，他知道他有权在法庭上
自己代表自己，但同时知道最好还是请律师。他理解法官的角色是指示陪审团考量案情的程
序和要点，等等。
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智商测试的准确性。Daryl Atkins即使不是直接杀人凶手，但在整个
作案过程中有一套自己的计划和行动方案，理性地选择了杀人地点，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怎么一测智商就证明他不懂得自己在干什么呢？
此案对智商理论提出的问题还有许多，但本书主要关注的是智商能否提高、怎样提高。应该
说，Daryl Atkins案并没有推翻智商理论的基本结论：人的智商有着明显的差异。不管
Daryl Atkins的智商在受审期间如何突飞猛进，他还是远达不到100的中等智商，也看不出
有任何教育手段能够帮助他达到这个水平。不过，既然这么笨的人都可以如此大幅度地提高
自己的智商，难道聪明得多的人就不可能吗？
《天才是训练出来的》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