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常识 落实党内三权分立

2011.2.16在《炎黄春秋》联谊会上的讲话

曹思源

李锐：这是个年轻人啦。

吴思：曹思源老师六十几？

我六十五。我有个计算方法——中国的花甲不是直线，而是一个轮回。因此，老汉六十不算高龄，第二个花甲刚刚启程，我现在是五岁的老顽童。

刚才大家讲了很多高见，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老的新青年、新的新青年的共同的历史使命是启蒙。我要补充一下，这个启蒙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上的启蒙，另一个是党内启蒙。党内为什么要启蒙呢？我最近有所感触，我提出了一条建议：建议落实党内三权分立。

有人听了大吃一惊：“党内还要三权分立？党外还没有同意呢，三权分立都还没有上台面呢？党的统一、党的集中你能破坏吗？党三权分立，那么决策能分散化吗？”我说，同志你搞错了，这是党的常识。我们党有三权，一权是决策权、还有一权是执行权、还有一权是监察权（也就是纪律检查权），这三权本来就是分立的。最高决策机关是党的代表大会，执行权属于中央委员会，监察权属于纪律检查委员会，你能让三个权混到一块去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第一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二国际（国际工人协会）起，就明确了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我发言一般不用稿子，今天拿来的稿子作为论据。我今天拿了第一国际的章程和第二国际的章程，大家可以回去查一查，这里都明确了代表大会一年一次。可是我们的党代会多少年一次？远的不说，八大1956年开的、九大1969年开的，十三年才开会，而且马克思早有预见、早有警告，中央委员会可以改变党代会的开会地点，但无权推迟党代会的时间。我们不是一般推迟，一推就是十三年，五年要开的不开，等了十三年。推迟党代会就是剥夺党代会的权利，不能开会就不能审查中央的报告和人事，这样一个违反常识的事情已经是见怪不怪了，所以我说三权分立大家还觉得奇怪。我写文章喜欢请教一些朋友，有的朋友说：你这不是分裂党吗？这怎么叫分裂党呢？譬如说，我们的财务制度，会计和出纳应该分立，你能混到一块去吗？这是制度的健全嘛。

《炎黄春秋》2011年第一期头条文章，我仔细看了。它特别强调建设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很赞成。我现在提出建议落实党内三权分立，就是建设性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给党提出建设性的政治改革，怎么就犯禁了呢？怎么就违反了什么条条？没有嘛。这就是我们党内要启蒙，换一句话说就是要恢复常识。我搞破产法搞了三十多年，不也是恢复常识吗？借债是要还的，这是常识；还不起是要卖东西还债的，破产还债，这也是常识。有些人就感觉奇怪，社会主义怎么还能搞破产？

我主张党内要恢复常识，要做恢复常识的工作，要让党代会发挥作用。共产党有一句口头禅：“党要管党”。请问，党要管党这个词不是同义反复吗？党要管党，我说最好的、最明确的表达是党代会要管党。可是我们的党代表开了几天会，鼓掌、欢呼之后就回家抱孙子去了。在中国大地上现在还能找到党代会吗，找不到。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权在哪？大权都落到执行机构去了，执行机构是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曹思源不是发明人，发明人是邓小平。邓小平在八大党章修改的报告中提出来，要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全国党代会、省党代会、县党代会，都要常任制，都要每年开一次党代会。我说话是有根据的，邓小平当时说：“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这不是很明白的吗？你不开党代会它怎么决策？搞文化大革命这么重大的事就是几个人决策，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党代会不知道，因为没有党代会。我们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都没有经过党代会决策，这样重要的决策没有讨论。我们吃了很多亏，也找了很多原因，我们总结思想方法，但是也要总结制度。我们党代会这个制度都被自我嘲弄、自我阉割了，所以我说要恢复常识。

现在的中国，据我耳闻目睹，有些朋友对共产党没有信心。老实说，我对共产党还是有信心。为什么有信心？党的力量就在于八千万党员，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最新统计是八千万人。党的力量在于党员，党员的力量的表现在党代会，要让共产党的力量表现出来就必须落实党代会的职能，就必须落实党内三权分立。同志们、朋友们，在中国办事，不得不认识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说透了就是共产党的改革。我们左改右改就是要改革共产党，各行各业都要改革，共产党当然也要改革。（李锐带头，全场鼓掌）我希望大家能够帮忙，用各种机会召开一些研讨会，关于帮助中国共产党改革这样的研讨会，我先向大家表示感谢和致敬！（全场鼓掌）

吴思：谢谢曹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