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九大系列之（一）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一代天骄毛泽东青年时代所作的《菩萨蛮?黄鹤楼》，尽现大武汉“吞吐山河、扼控九州”的沉雄大气。
武汉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流域长江流域之中，亦是中国铁路和公路交通之中枢，在外蒙独立，东北部分领土丢失于俄罗斯之后，武汉成为中心略微南移的中国的中心。居中国经济版图的“天元”之位。武汉连接南北，扼控东西，襟带山河，雄视天下，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就其战略地位而言，乃中国最核心的枢纽城市。当年日军进攻中国，占领武汉之后，方才迫使当时的国民政府彻底放弃正面作战，避居重庆，奉行持久战的战略以待变局，足见武汉地理位置之重要。
以武汉为圆心，其半径1000公里左右，几乎囊括了中国的主要的经济区，北部中心的北京、天津、东部中心的上海、苏州、杭州，华南中心的香港，广州，深圳，西部中心城市的成都、重庆、西安，均在其视野之内。
而自近代乃至明清以来，武汉渐成天下之中。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为四大名镇之首。而自武汉成为对外通商口岸，以及张之洞督鄂以来，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球第二大工商业城市，武昌首义，民国肇造于此，而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称“要把武汉建成纽约、伦敦之大，要建设成东方的芝加哥”。在建国后，武汉亦仍然是继上海、北京、天津之后的第四大城市。美国着名学者麦金利·康韦早在1999年发表《未来的超级城市》一文，将武汉列入“21世纪全球十大超级城市”。
遗憾的是，自改革开放已降，武汉竟至逐步消沉，举目四望，中国最富竞争力的城市中，已找不到武汉的踪影。
在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城市竞争力排名中，武汉已经跌落前十之外，落后于大连、青岛。而其生产总值，不足上海三分之一，北京二分之一。甚至比重庆还低。
江汉横流，英雄本色。
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武汉沉浮，本为常事。百年一个轮回，今年即是“武昌首义”一百周年，探讨兴衰之道，方知武汉衰落之因，亦可求武汉未来崛起之道。
武汉成为全国中心城市还需十年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时势二字，关乎成败。而对于一个区域来说，所谓时势，既有国家乃至全球时空条件变化的因素，亦有制度和文化变迁的因素。有时候，时势的影响，要远远超过人力之所为，武汉的兴衰，某种意义上，即是时势变化所致。
汉口成为唐宋以来的四大名镇，乃是因为中国经济中心，逐步转移到长江流域，同时农业社会是内向型经济，内陆交通重要。武汉扼长江中流，凭借“九省通衢”的地利，首次跃上全国经济版图。高峰时，汉口茶叶出口总量占全球茶叶贸易量的百分之六十。武汉的发展，几乎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产物。
洋务运动时期，是武汉在全国声望最高的时期，当时，武汉不仅是中国国内的商业中心，更由于《南京条约》被迫开放通商，从此向国际性大都会转型，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国内第二大经济中心，人称“东方芝加哥”。汉阳枪炮厂和卢汉铁路，使武汉成为当时全国工业和商业中心。
在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武汉是全国第四大工业城市，当时由于中国努力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同时，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时势，处于战略安全考虑，中国的经济中心重新从沿海转到内陆，而作为内陆中心的武汉，自然成为重要的工业重镇。武钢，武重等武字头的大型国企崛起。而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之后，打通了中国南北交通动脉，使武汉由水路枢纽，更兼陆路枢纽，
武汉今日之相对衰落，乃是国家战略的大势使然。并非人力可为。
无论国家或者城市，其崛起均有特殊时势。中国改革30年的崛起，其本质乃是借助全球产业大转移，以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而崛起，而珠三角，长三角的崛起，乃在于引领中国改革的先声，成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枢纽。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乃是全球大陆型大国崛起的异数。无论美国，俄罗斯还是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均是内生性大国，即以内需为主导，国家的繁荣，主要靠工业，商业等实业生产，以及国内消费的拉动，而中国不然，由于处于后发劣势，中国的崛起，从一开始至现在，就是外向型经济，内需从来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沿海地区，自70年代末开发珠三角，80年代开发长三角，90年代开发环渤海经济圈，其后才是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
在此情况下，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目前的中心城市，除重庆得宜于西部开发战略外，其的北京，天津，广州，上海，绝大多数在沿海区域。
内需与武汉，有重大的内在联系，中国内需不振的时代，武汉绝无崛起的希望。
外向型的经济，注定了沿海等城市，成为中国工业，商业的中心，以及对外贸易的中转地，武汉纵使雄踞全国之中，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活动并非以广阔大陆为中心，而是以对外为中心，武汉的内部河运，以及公路，铁路，均失去了其枢纽作用，武汉逐步走向衰落。甚至一度称雄国内的武汉港，成为长途汽车站。笔者回红安，就有三四年从武汉港出发。与“大陆枢纽”和“江河枢纽”被废弃相伴的，是“海路枢纽”的作用凸显，深圳，广州，上海等江浙沿海城市，乃借势崛起。
在某种意义上说，武汉在改革之后的逐步衰落，其根源就在于，在优先发展沿海的战略主导下，处于内陆腹地的武汉，其战略地位下降；而在外向型经济成为中国前三十年主流的情况下，海外贸易的发展，使武汉的内陆交通枢纽地位变得虚无。以至在一次会议上，时任武汉市委书记李宪生追问国家总理温家宝“武汉在哪里”？
武汉的声影，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唯有隐约的踪迹可见。
而武汉未来的发展，亦需借助国家乃至全球发展大势。
武汉曾经作出了很多努力，2005年，武汉被纳入中部崛起的国家战略，2007年，武汉成为两型社会试验区，2009年，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0年，国务院确定武汉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而这些努力，均需依赖于一点，即，中国从此走向内需时代，并由此进行相关制度文明的改革。
就全球大势而言，几乎所有的内陆型大国，其地理中心，均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天下之中”崛起乃大陆型经济的必然。
在全球疆域广阔的大国之中，最有代表性的国家，首推中国，美国，俄罗斯。而加拿大因为经济主要集中在南部，北部地广人稀，加之人口密度过小，并不具备特别大的代表性。
在俄罗斯九大经济中心中，位于俄罗斯欧亚枢纽位置的莫斯科，则不仅是该国的首都，亦是其经济中心之一，甚至是最大的经济中心。除其政治功能外，莫斯科同时还是俄罗斯的工业，金融，科技与文化中心。
美国经济发展相对均衡，芝加哥是美国仅次于纽约市和洛杉矶的第三大都会区。芝加哥地处北美大陆的中心地带，被称为“美国的动脉”，为美国最重要的铁路、航空枢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内陆港口。自1948年成为美国交通地理中心之后，芝加哥逐步成为美国主要的金融、文化、制造业、期货和商品交易中心之一。
武汉在中国亦是如此，虽然改革开放之后地位相对衰落。但是未来仍然可期。其雄踞天下之中的优势，是任何时代都无法绕过去的，除非中国疆域发生改变。
在十二五规划中，调整经济结构，已经成为中国未来趋势，而在中国成功赶超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从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的转型，亦成为趋势。内需时代方是武汉崛起的“未来大势”
但是，武汉某种意义上，只是一座未来之城。
武汉被称为“东方芝加哥”，但是，芝加哥的发展，亦经过长期等待。1848年，连接大湖区和密西西比河水系的伊利诺伊－密歇根运河和贯穿东西部的铁路竣工后，芝加哥就成为水陆交通枢纽。便捷的水陆运输极大地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1870年到1900年间，芝加哥的人口从29.9万猛增到170万。逐步成为美国的经济中心。
在芝加哥的崛起过程中，其实借助的两大时势。其一是国内市场的统一。芝加哥崛起的19世纪后半期，美国南北战争已经结束，整个美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这样，芝加哥的大陆枢纽，才能得到作用，否则，美国如果南北分立，或者内部关卡重重，则其中心作用将被削弱。其二是美国从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的转变。美国立国之初，由于人口稀少，主要是通过与欧洲贸易发展，而自19世纪中期之后，随着移民的增多，消费能力的提高，美国经济快速起飞，外贸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美国由此转型为内生性经济大国，国内消费的比例，远大于外贸，工商业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而工商业，均为自由流动因素，使得芝加哥成为美国内陆商业交往的大中转地，其“大陆枢纽”的作用，发挥的淋漓尽致。只至今日，美国消费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大约为70%。
而目前，武汉尚未等来国家大势的彻底变化。
由于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武汉的“大陆枢纽”功能大打折扣，在未来，中国将实施均衡发展战略，从优先发展沿海，逐步向内陆推进。而这种过过程，往往要历时久远，美国从外向型经济体向往内生性经济体转移，历时半个世纪。中国从改革开放的对外已经三十年，以美国为标准，尚需20年，纵使加快进程，最快亦需要十年以上。
由于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消费，占经济总量仅为30%的大众消费品，才是真正可以流动的要素，而这种要素，又由于条块分割的政治体制，体现出“诸侯经济”的特点，国内关卡林立，使大量财富不能跨省流动。武汉的内陆枢纽的作用，亦要大打折扣。中国的高速公路收费，占全球的70%，跨省过县，运输费用繁重。从海南的西瓜，运到北京价格要翻数倍。内地的制度环境的改善，要达到沿海的水平，亦需漫漫长路。而国内关卡的取消和市场的统一，牵涉各个地方利益，亦非短期可以解决。
同时，由于中国特殊的威权体制，经济周期，往往与政治周期紧密相连，政治人物的起落沉浮，以及宏观政策的变化，往往影响特定区域的兴衰。张之洞、毛泽东对于武汉的看法与情感，曾经助推了武汉的崛起，而在中国，自高层政治正规化之后，一般以大约十年为一个政治周期。
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中国政治周期的变化，这些变化，都非武汉力所能及。
鉴于目前的困局，时势的变化，大约需要十年，而武汉崛起，亦是十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