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视角看“中国模式”
世界金融危机粉碎了资本主义的不朽神话，美式民主也受到人民的质疑，“中国模式”受到了推崇。但是让人弄不明白是，“中国模式”怎么会有如此活力？
其实说起来也挺简单，缘于战略思维的转变。
旧中国是帝国主义眼中的“唐僧肉”，近百年的历史是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中国一穷二白，有五代人没有吃饱饭。面对凶恶的敌人和恶劣的斗争环境，中国人民曾用过西方的民主制，向当局讨民主和自由，但是招来的是镇压、失败和屈辱。于是乎中国人民换了一个思路，走“精英救国，精英建国，精英治国”之路，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节节胜利，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中国人民求解放、谋发展的模式。
战略思维的转换虽然是“逼上梁山”的，但确是一个亮点。
资本主义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以自由市场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二是以多党民主选举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其制度核心是私有制，其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在他们眼中，人与人是无差异的，奉行“一人一票”、“多数票”决定原则，并且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多党民主选举体制。我们不妨称之为“西方传统民主模式”。我们的改革就从这里起步。我们认为固然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应该享受宪法规定的种种权利，但是人的智力是有差别的，觉悟也有先后。面对凶恶的敌人，恶劣的斗争环境，在双方力量又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我们主张把先觉悟、肯吃苦、善战斗的人组织起来，成立特种部队——革命政党，实行“精英救国、精英建国、精英治国”路线，不妨称之为“特种部队”战略，这支“特种部队”是由具有坚定的信仰，严明的纪律组成的”特种部队”——政治精英，对比西方传统民主模式有质的优势。是中国国内外严峻的斗争环境催生了“精英路线”；“精英路线”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革命的“特种部队”——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领导全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取得了革命胜利，赶走了帝国主义，建立了新中国，继续实行“精英治国”理念。我们现在实行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以及“集体推荐，层层选拔”和选举相结合的用人制度，把最有能力、最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提拔上来，自始至终贯穿着“精英治国”理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摒弃了西方的多党制，实行了“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体制，和“分工监督、制度反腐”的权力监督制度以及实行“先党内，后党外”渐进式民主政治改革也是延续了这一战略思维。我们创立了科学发展观，建立了有别于西方的政治体制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混合经济制度，创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处都贯彻了精英治国精神。西方的多党制、民主、人权在这里不是绝对排斥而是提高与延伸。两者的区别就在于：西方的民主制的基础是一般人的群体，实行的是一般人的“多数原则”，坚持的是“个人利益至上”；中国民主建立在“精英救国、精英治国、精英建国”的基础上，突出对法律的尊重、突出为人民服务、突出对权力的民主监督，同时坚持把民主分两步走：“先党内，后党外”。其结果既提高选举质量，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干部依法行政的社会责任心。
人们往往只承认共产党是政治精英，改革30年的成就表明，许多政治精英已变成了经济精英。精英战略实质就`是人才战略在管理上的运用。为配合这一战略的实施，政府一直孜孜不倦地推出一系列环环相扣的规章制度和激励创新措施，集中人才创新。2008年，在中央组织部指导下，推出了“千人计划”，招募入选归国者将会获得丰厚的薪酬和一大笔安家补贴，还有充裕的科研资金，致力于科技创新。原来世人以为中国这种体制会妨碍个人创新，现在却担心“创新也由中国制造”。
精英路线造就出“集中力量办大事”和“集中人才搞创新”两大优势
“精英战略”也造就了一个愿为人民负责的政府。因为政府的权力不受西方式民主选举的限制，奉行与业绩挂钩，重要职务轮换制，所以能够选出比较理想的人主政，能够迅速做出众多复杂的决定应对复杂的局面，政府工作也能得到了群众的积极响应。在中国，为不断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大量投资于机场、大坝、高速铁路、水电系统等建设，又好又快。当然搞基础建设都要牵涉到许多群众的利益。对此，人们喜欢拿印度与中国比，因为印度实行的美式民主，奉行“个人利益至上”，每项新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能遭到个人的反对，且容易受到工会、游说团体、农民联合会和法院的阻碍，使许多重要工程“胎死腹中”，而中国政府可以让一百多万人搬离三峡库区，且行动迅速，卓有成效。因为中国的政府主政的人质量相对较高，又能和人民一起把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大多数能够站在大局上来考虑和处理国家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不赞成“个人利益至上”。所以一旦国家做出决定，总是比较合情合理，也容易得到群众的支持，相对来说工作效率就高。
“精英战略”也主导着中国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中国主流价值观，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共同愿望、共同价值取向及其文化心理沉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社会主流价值当然要以中国最广大的小康阶层为基础，重在体现中国低收入群体和最广大小康阶层的价值选择。党的性质和她所处的执政地位，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必然是中国社会的执政价值，所以说，中国主流价值观就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为核心的价值，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以人为本”。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中国求解放、谋发展。现在党的宗旨没有变，社会的基本制度没有变，中国最广大的劳动大众仍然是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主人翁的地位也不能变。经济发展以后，一部分先富的人变成了中产阶级。资本精英追求利益是大化、地位特殊化、生活富豪化的冲动也会随之强烈起来，但并不意味现在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模糊了、知识精英和资本精英也不可以取代广大劳动大众的主人翁地位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产阶层的成长，中国主流价值内涵会更加丰富，也会激发资本精英一些新的要求。此时，执政价值如果背离大众价值，执政党必然丧失执政地位，但是如果长期不能满足资本精英合理的利益诉求，社会也难以稳定。但是在中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仍然而且必须成为中国社会主流价值的核心价值，这是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思想价值保证。对于资本精英的的价值要求，则是辨析、引导和支持其合理的价值选择，我们要以党的执政价值观引导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的健康成长！保证主流价值健康成长的经济基础是共同富裕。
宇宙万物都是在平衡中运动、发展。自然界有一个生态平衡问题，其实社会也有一个“生态平衡”问题。老的“平衡”格局打破了，需要新的“平衡”来替代。平衡——再平衡——平衡也是中国发展的基本准则。战略思想、增长方式转变以后，社会结构和经济格局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新的体系将重新形成；形成需要时间，其间都会冒出来一些问题。目前我们暴露出来的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上访多，不少牵涉到干部作风问题。有些人想用强制力把它压下去，结果压下葫芦冒上来瓢；二是贫富差距年年扩大，群众反映强烈。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基尼系数，在同样人均达到4000美元的时候，日本人均基尼系数为0﹒24，而我们2009年为0﹒47，2010年已经达到0.48。并且年年在扩大，1994年超过0﹒4的警戒水平后，1998年达到0﹒456，1999年达到0﹒457，2001年达到0﹒459，都是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这时候，与我们模式相似的越南，其基尼系数为0﹒379，印度为0﹒368，1963年台湾为0﹒321，到1980年下降到0﹒277。而在世界各地，从拉美到东南亚，众多新兴工业化国家走的几乎都是相反的道路——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拉大贫富差距。这说明市场经济不必然带来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追求的是共同富裕，为什么实行结果，我们的贫富差距比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大？
唯物史观，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承认物质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一种社会关系，一种制度都是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引伸出来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中国的变化起源于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的创新，将引发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剧烈变化，中国正处在磨合的过程中。目前我们社会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得顺着这条思路去寻找合理的解释。
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宏观调控与市场化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其主体应该是市场。我们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起主导作用，但国家的主导作用应该是在市场主体作用基础上发挥主导作用；市场通过价值规律调节市场的供求关系，起资源分配的基础性作用，宏观调控是不能撇开市场的。诚然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宏观调控实质是利益调节，但不是宏观调控可以代替市场。是因为此市场主体与彼市场主体利益发生了矛盾，甚至损害了社会利益、长远利益，市场自动调节的功能被打破了，此时此刻需要政府出来加强管理与有效调节，使市场的职能作用得以正常发挥。当然政府可以通过市场准则、规划的制订，干预在前，但是此时此刻，宏观调控仍然是为市场起的引导、补充与服务作用，处在第二位。宏观调控的出发点与最终目的都应该是为了使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基础性作用发挥得更好，而不是相反。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该仍然是主体。
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宏观调控与市场主体地位颠倒现象却常常发生。有些同志，搞计划经济工作搞惯了,看到了问题，就想干预，严重影响了市场职能作用的成长与发挥，并且带来了严重后果。这种体制性毛病，是一种顽症。
主要是宏观调控与市场化关系没把握好。一方面这工作本身难度很大，需要不断试错和磨合，不容易把握好；另一方面宏观调控是因为由干部实施的，我们的政治体制又是“一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体制，在这样体制中工作的干部，权力是很大的；在这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部分干部容易把握不住自己，或因此而失节。我们现在的监督机制还不完备，从党内民主走向全民民主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权力与权力监督不对称，滋生了权力腐败。近几十年，我们经济增长很快，收入分配状况却在恶化；人民收入有很大提高，但群众对干部不满情绪反而增加，这不是个人一般作风问题，是体制性缺陷造成的。我们的金融体系偏好大企业；垄断产业靠占有资源获得巨额利润，利润上交财政的比例低，央企红利转化为百姓福利的渠道窄、障碍多，没有形成良性循环，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倾斜，增加了群众对国有企业的不满。政府中有些人滥用权力，通过政策制订，为自己这一群体“近水楼台先得月”；也有因决策不当而损害群众利益，市场竞争也会因制度缺失，蚕食了群众利益。既有认识上偏好，又有体制性缺陷。本来，市场竞争在相当程度上会导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现在权力又插上一手，火上浇油，贫富差距怎能不一再扩大？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市场价格扭曲导致的行业暴利以及管理层的灰色收入。我国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并不完备，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和配置基本上都受控于政府部门，市场价格难以形成，交易价格往往是扭曲的。以低价获得矿山、土地等要素的企业会轻而易举地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相关管理部门会以寻租等方式，从中获取大量灰色收入。
—在行业企业内部，工资、福利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正不断加强。200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决算反映，当年央企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其中最高的为4﹒46万元，最低的为149元，相差近300倍。
这几年在群众的收入大幅度增加的同时，“明增暗减”的情况也相当突出。货币发行惊人膨胀，巧妙地不知不觉地取走了群众手中的大部分财富，加大社会财富分配的倾斜。
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都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
国家统计局1995年对2.5万户的调查，城镇居民从国家和单位得到的各种保障和福利收入有逆向转移倾向，富裕户比贫困户多得87%，其中，养老保险待遇高低两组相差4﹒2倍，医疗保险相差62%。再加上住房补助和其他福利，经过二次分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包括地区差距和国有经济内不合理的行业差距、部门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了。
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低、垄断资本、土地要素获利偏高；“少数人、少数单位、部门或行业通过资源垄断、行政权力、市场独占、特殊身份等非劳动因素，捞取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与其他劳动者的收入拉开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差距，反而成为中国模式的常见现象！
又一种情况，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市场竞争在相当程度上会导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本来，在市场把贫富差距拉大的时候，政府要出来协调、平衡。平衡不是平均，平衡还是让富人为富人，只是不要过于富裕。有些情况可能要复杂一些。如房地产，它既是居住的必需品，又有诱人的投资功能；供应有限，又是房地产的基本特征。政府要做的工作，就是设法把两种功能分开、分别处理。如用兴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来解决居民的住房需求，把投资功能交给市场解决。如果听之任之，不加限制，有限制的房屋必然向高收入群体集中，有钱的人可以用“钱”发“钱财”，无力买房的人只好“望房兴叹”，房价节节飙升，又进一步拉大社会贫富差距。在国外，许多国家都有限购政策，有“限购模式”和“房产税政策”，从而淡化了房地产的投资功能。德国还采取了一些特别措施——大力发展租房市场，有50%的居民租房，这一比例在大城市高达75%。并且出台许多法律来规范租房市场，比如：法律规定，所有由合作社建造的住房必须用于出租，而不能出售；德国地方政府还规定房地产开发商在建造住房过程中，必须把一定比例的住房卖给或租给低收入群体；德国还采取了房租金补贴制度，对房价也有限制。可是我们没有限购政策，也没有设立房产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数量很少，银行又放手支持“炒房”，于是乎，有钱人通过炒房，越来越富，有权的人也趁机又捞一把，于是房价就节节飙升。
还一种情况，二次分配，亦即政府“抽肥补瘦”的手段不足。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必然由政府主导。一般来说，再分配过程就是“抽肥补瘦”过程。可以通过征收所得税、物业务税、遗产税、赠予税，推行低保、医保、老年保障、义务教育，通过协调、平衡，缩小贫富差距。现在存在的问题不仅比例低，且有严重的“均平化”倾向，对“抽肥补瘦”作用不大。所需资金本来可以来之国有企业，我们的很多国有企业都处在“垄断地位”，国家投资很大，融资方面又有特别照顾，这几年利润节节飙升，但是与百姓福利挂钩的比例很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为遏制收入分配过分悬殊，常采取有力手段和政策工具，例如财政税（包括不动产税、遗产税和赠予税等），而我们又明显滞后，使得贫富差距年年急剧扩大，群众意见不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在于经过宏观调控后，市场主体之间、地区之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之间，经协调后关系更协调、更顺畅了，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得更好了，社会发展也会更快了。但是只有与此同时，解决了共同富裕问题，这样的市场经济制度才能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与支持，经济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一是公有制，二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宗旨就是共同富裕。如果国有经济赚来利润与百姓的福利脱离；如果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给群众带来“共同富裕”，只能助“精英”们发家致富，群众怎能跟着我们？
两条思路，两种模式，暴露出两类不同的矛盾。
人们推崇资本主义，认为它是克服稀缺的一个极好体制，但因纵容贪欲，滋生了贪婪、贪心、与妒忌，在放任自由的市场纵容下，酿造了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又因个人主义膨胀，山头林立，相互制衡，拖累、削弱了应对能力，致使复苏乏力。连连吃“权力过分分散”、“自由放任过度”的苦果。“中国模式”经受住金融危机的冲击，证明了中国制度的可靠；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也因克服了市场缺陷获得了高速发展，但是会不会因把握不住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无力有效抑制权力腐败而走向反面？这些领域是共产党员、精英们密集区，党如果控制不住权力腐败，致使这些地区变成腐败高发区，资源、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现象将进一步蔓延，群众的不满情绪也将快速上升；掉进权力与利益怪圈的“国家队”，对市场化改革的热情因而下降，会不会滑到市场化改革的对立面、蜕变为市场化改革的消极力量？我们会不会在这里跌倒？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苏联共产党与西方的政党不同，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先立国、制宪，后建党，政党是相对稳定的群体利益的代表，其执政与失政是平常之事，并不会对国家和社会造成震动。苏共则不同，它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承担着改变旧制度、建设新社会的历史使命。苏共通过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逐渐排除了其他政党，成了苏联惟一的政党。由于没有人民和社会的监督、制约，苏共作为执政党，逐渐脱离了人民群众，思想僵化，特权泛滥，盛行个人崇拜；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只重强国，不知富民，最后苏共走上了亡党的道路。
由此可见，维护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主体地位，严格控制政府滥用权力，让该由市场解决的，放手让市场发挥作用，才是当务之急。由此可见是否坚持和维护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区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分水岭，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败的关键，“中国模式”在这里受到严峻的考验！
“中国模式”确有活力，活力来自其战略优势。现在这一战略优势已经逐步显现，柜架结构已经初具规模，并且打开了局面，得到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虽说现在问题不少，问题就是潜力。关键在于党能否始终不渝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始终不渝地为人民管好权、用好权，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分寸，保证市场真正在资源分配中起基础性作用。现实还提醒我们：没有先进的思想，没有好的体制，特别是民主政治体制，没有一批有信仰、愿为崇高事业献身的先行者，“中国模式”也是难以始终保持青春活力。（2011年2月14日）